萨特和波伏娃的介绍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年—1980年),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西方社会主义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包括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波伏娃1908年生于巴黎,1929年获巴黎大学哲学学位,并通过法国哲学教师资格考试。1945年与让-保罗·萨特、莫里斯·梅格-庞蒂共同创办《现代》杂志,致力于推介存在主义观点。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在思想界引起极大反响,成为女性主义经典。
扩展资料
萨特晚年:1974年萨特的左眼实际上已完全不能用了(右眼在童年时就已瞎了),高血压迫使他把每天的步行减为不到半英里。由于丧失了写作能力,他说:“我已丧失了存在的理由。”在他最后的几个月中,他表现出一生难得的平静,并对自己的思想作了修正。
他令人惊奇地同许多保守分子一起谴责苏联侵略阿富汗,支持美国抵制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1980年4月15日,萨特病逝于巴黎,享年74岁,数万群众为他送葬,表达悼念之情。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萨特
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1905一1980),1905年6月21日生于巴黎。法国作家、哲学家。19岁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后任中学哲学教师。1933年在柏林法兰西学院哲学系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应征入伍。1940年被德军俘虏,次年获释,后参加法国地下抵抗运动。
萨特是法国战后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哲学著作有《想象》、《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和《方法论若干问题》。这些著作已成为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思想资料。
萨特把深刻的哲理带进小说和戏剧创作,他的中篇《恶心》、短篇集《墙》、长篇《自由之路》,早已被承认为法国当代文学名著。他的戏剧创作成就高于小说,一生创作9个剧本,其中《苍蝇》、《间隔》等,在法国当代戏剧中占有重要地位。《恭顺的妓女》是一部政治剧,揭露美国种族主义者对黑人的迫害,并对反种族歧视的普通人民的觉醒寄予深切的期待。此剧体现了他主张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思想。
1955年,萨特和其妻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访问中国。1964年,瑞典文学院决定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金,被萨特谢绝,理由是他不接受一切官方给予的荣誉。1980年4月15日在巴黎逝世。小说《恶心》和剧本《苍蝇》、《问隔》、《恭顺的妓女》等已有中文译本。
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也是优秀的文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
萨特出生于巴黎一个海军军官家庭,幼年丧父,从小寄居外祖父家。他很小就开始读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学时代接触柏格森、叔本华、尼采等人的著作。1924年考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1929年,获大中学校哲学教师资格,随后在中学任教。1933年,赴德国柏林法兰西学院进修哲学,接受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回国后继续在中学任教,陆续发表他的第一批哲学著作:《论想像》、《自我的超越性》、《情绪理论初探》、《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意向性》等。1943年秋,其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出版,奠定了萨特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体系。
萨特虽然曾经是一个早熟的才华横溢的学生,然而直到33岁时,他才发表第一部文学作品。在勒哈弗尔小城做中学教员期间,随着岁月的流逝,萨特产生了失意感,于是开始撰写对孤独的思考,连续写成了以下几篇文章:《对偶发性的论述》、《论心灵的孤独》、《忧郁症》以及《安东纳·洛根丁的奇特冒险》,最后一篇后来改编为小说《恶心》(1938)。
萨特是法国战后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哲学著作有《想象》、《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和《方法论若干问题》。这些著作已成为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思想资料。
萨特把深刻的哲理带进小说和戏剧创作,他的中篇《恶心》、短篇集《墙》、长篇《自由之路》,早已被承认为法国当代文学名著。他的戏剧创作成就高于小说,一生创作9个剧本,其中《苍蝇》、《间隔》等,在法国当代戏剧中占有重要地位。《恭顺的妓女》是一部政治剧,揭露美国种族主义者对黑人的迫害,并对反种族歧视的普通人民的觉醒寄予深切的期待。此剧体现了他主张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思想。
1955年,萨特和其妻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访问中国。1964年,瑞典文学院决定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金,被萨特谢绝,理由是他不接受一切官方给予的荣誉。1980年4月15日在巴黎逝世。小说《恶心》和剧本《苍蝇》、《问隔》、《恭顺的妓女》等已有中文译本。
萨特百年:引人心动的文化现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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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年初,法英对德宣战,法国阿尔萨斯前线已是剑拔弩张。德军阵地离这里只有几公里之遥,双方随时都有交火的可能。法军兵营里,一个30多岁的士兵却埋头在笔记本里,写啊,写啊,周围的世界对他来说似乎不存在。为了节省当时十分宝贵的纸张,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竟找不到一公分的空隙。一年的前线生涯,他有了15本这样涂满墨迹的本子。这些文字在作者身后以《笔记本》为名发表,有600页之多。从内容来看,笔记里有随想,有哲学思辩,有小说梗概,有剧情构想,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毫无限制。这位几乎是“写作狂”的人便是日后成为法国文坛泰斗的萨特。
今年巴黎的春天深深印上了他的标记。
萨特生于1905年6月21日,死于1980年4月15日,今年正是他的100周年诞辰和25周年的祭日。从3月至6月,法国和世界各地有许多纪念活动。其中6月21日,在巴黎索邦大学将举行正式的纪念仪式,同时有连续两天的大型讨论会。法国国家图书馆3月起举办为期半年的题为“萨特和他的时代”展览会。摩纳哥还专门发行了一枚1.11欧元的萨特纪念邮票。在法国,报纸头版、杂志封面上,随时可看到萨特手持雪茄的著名照片;电台、电视台则不断有专题节目播出。时值春季,有此风气,以至有“萨特之春”的说法。
萨特的鼎盛期是20世纪的50—60年代,70年代后期起,对他的批评渐多,但他的影子仍然覆盖面很大,这从如今的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之丰富,可见其一斑。
那么,今天看萨特,他的哪些地方最引人心动?从人们所忆所谈的内容来看,以下几点值得一提:
一部“思想机器”和“写作机器”
萨特自幼丧父,生活艰难,又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被大家叫做“小个子”,但这对他没有产生任何自卑的影响。相反,他是天生的自命不凡。他在年轻时给自己立下的人生目标也许是绝无仅有的:“我要同时成为斯宾诺莎和司汤达。”也就是说,即要当一个一流的哲学家,也要当一个一流的文学家。而这居然成为了现实。
1936年,他发表《想象》一书,以胡塞尔的现象学批判传统形像思维理论,观点深入浅出,行文豪迈自信,已经显露出一个大哲学家的风范。
1938年,《恶心》问世。这部小说一反传统,人物哲理化,情节内心化,是现代派文学的精品。
之后,萨特持续交替发表哲学作品和文学作品:
《墙》(小说,1939年),《想象》(哲学著作,1940年。此书是1936年《想象》一书的姊妹篇),《苍蝇》(剧作,1943年),《存在与虚无》(萨特的哲学代表作,1943年),《间隔》(剧作,1944年)……
这些作品都毫无疑问是20世纪哲学和文学领域中出色的经典。法国哲学教授让·吕克·南希最近在《世界报》上著文说,萨特是个古往今来从未出现过的两面神:没有一个哲学家象他那样在文学海洋中游弋,也没有一个文学家象他那样大举进行哲学操练;我们无法理解,逻辑思辩和形象推演,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竟然在同一支羽毛笔下毫无妨碍地非常清晰地表现出来。
对此,萨特的反对者并不以为然,说萨特所作的一切,就是处心积虑地要向人们表明,他是一个怎样的天才。
有意也好,无心也罢,有一点谁都不会否定:萨特是个勤奋的人。除了去世前几年间因半失明而辍笔外,他一生中从没有停止过写作。与许多人把笔耕看成是一种苦役不同,萨特把它当作是一种乐趣,一种需要,一种人生的基本支撑点。他这样说:“我没办法让自己看到一张白纸时,不产生在上面写点什么的欲望。”
巴黎被德军占领时,萨特喜欢去一家咖啡馆写作。他每天早上9点到咖啡馆,开始工作,奋笔疾书,直至中午。出去吃饭和休息后,下午2点又回咖啡馆,继续工作到晚上8点。晚饭后则在那里接待朋友。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实际上是在咖啡馆定型的。据说,那家咖啡馆的氛围特别适应他那无法收敛的思绪和无法叫停的笔耕。
咖啡馆叫“花之咖啡馆”,座落在圣·日尔曼大街的一个路口上。作为存在主义的发源地,咖啡馆现在已成为巴黎的景点之一,是怀旧的知识分子爱去的地方。去年,我陪来访的复旦大学几位教授特地去这家咖啡馆喝咖啡。不大的店堂内飘散着特别郁浓的黑咖啡香,只见一桌一桌的有好几圈人,分别在小声地讨论各自的文稿,也有人在埋头写作。分明是一个文化俱乐部。教授们感慨地说:“萨特气息犹在啊。”这地方可以说是萨特奋斗及其影响的一个见证。
“存在先于本质”:一种入世精神
但是,萨特的魅力大约还在于他的近于狂热的入世精神。存在主义的著名公式是:存在先于本质。萨特把这运用到人生观中。他这样看待人的社会参与:人的出生是由于他的先人撒了几滴精液造成的结果,他的出生或不出生本来是完全偶然的;人的存在因此并不是按照某种事先设计好的路线而规划的,人应当“自由地”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应当完全介入到自己生存的社会中去,以自己的行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这种精神使他很自然地对当时的社会持批判态度,而对社会革命大表支持。他的实践也使他成为当时的大社会活动家,大政治理想家。
40年代,萨特既在战场上,也在文坛上参与反法西斯运动。50年代,萨特与***日益接近,是西方社会主义最积极的鼓吹者之一。60年代,萨特和他的终生女友西蒙·德·波瓦的身影出现在世界各地最敏感的前线上:1960年加勒比海危机时,他们在古巴;1967年中东7日战争爆发时,他们在加沙地带。1964年,萨特更以他的超常举动,令世界震惊。这就是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拒绝。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自觉拒绝诺奖的人(之前有两人因政治原因被迫拒领)。60年代后期,法国多次发生学潮和工潮,而萨特始终是运动中的精神领袖。
总之,萨特很长时间在法国知识界如日中天,是无可争议的无冕之王。有人把他叫作“老板”。德里达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那时对我们这些年青人来说,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跟着他(萨特)走。”
但萨特追求入世只限于精神领域。与他的勤奋和声望不相称的是,他的物质生活极其简陋粗淡。在这方面,他是本质先于存在。他的收入并不少,有时甚至有成百万的钱在口袋里。但他乐施好舍,不知经纪,加上视财富如粪土,再多的钱也放不了几天。那年为论文的事我去巴黎,顺便去看了萨特在巴黎最后的住处。爱德加·基内大街29号,第10层楼上。从楼上能望见他长眠的公墓。那是个很小的被称之为“悲惨”的套房,现在已换了房客,没有任何关于这位了不起的思想家的标志。我知道即使保留原貌的话,里面也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少的不能再少的旧家具,几个烟灰缸,小半架子零乱的书。但我还是在楼上楼下徘徊了很久。这个生前对身外之物极端不在乎的人,对死后人们如何纪念他也同样不在乎。也许这也是他的魅力之所在吧。
“萨特恐惧症”及其它
物极必反。威望过重,阻人之道?,久而久之,引起反弹;或者时过境迁,理论不再符合实际。总之,萨特在他晚年以及死后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认为他搞错了很多事情。例如盲目支持造反,把年青人引入暴力歧途,极端主义,等等。这些批评,后来愈演愈烈,有的到了将萨特全盘否定的地步:他除了在政治上一无是处外,学术上也毫无可取之处。同时,萨特的私人生活,萨特与卡谬、梅洛·庞蒂这些同时代大文豪之间的恩恩怨怨,也成为评论的热点。很多时候,事情到了动感情的程度,就不再是学术上的争论了。人们把这种全面诋毁现象叫做“萨特恐惧症”。在某种意义上说,萨特是他生前名声过大,威望过大的牺牲品。
2000年,我去巴黎索邦大学参加由萨特研究协会举办的萨特逝世20周年讨论会。作开场白的被称为“新哲学家”的贝尔纳·亨利·莱维的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喜爱萨特,就像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不喜爱萨特一样。”这反映的正是人们在一个有争议的人物面前无所适从的现实。
直至如今,争论还在继续。当萨特百年诞辰和25周年祭日来临时,我们看到的是五光十色的评论:有颂扬,有批评,有反驳,有善意的调侃,有恶意的嘲弄,把萨特弄成了一个千面人。法国最有影响的杂志之一“EXPRESSE”新闻周刊的有关专号是以如下句子作为主题的:“萨特总是搞错吗?”这提出的就是在今天如何看待萨特的“错误”的问题。
萨特曾在美国一家杂志写过一片哲学杂文,其中说:“我想创造一种炒鸡蛋,期望它能表达存在的虚无。但到烧成,它却并非如此,只飘散出一股奶酪味。我眼睁睁地看着盘子里的它,而它却不回答我。我试着把它端到黑暗里去吃,但这一点儿也没用。马尔罗(萨特同时代的法国作家)建议我在里面加辣椒粉。”如今的萨特也如一盘炒鸡蛋,人们在里面添了不少料,很难再找到其原味了。
萨特与中国
萨特和波瓦于1955年9月访问中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9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周恩来主持的国庆招待会,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观礼,毛泽东、陈毅分别接见了他们。对于这次访华,萨特本人除了接受一些专题采访外,没有多作评论,而由波瓦执笔写了题为“长征”一书,我猜想这是他们的一个分工。据说波瓦为写此书,经常熬夜,搞得眼睛红肿,萨特为之心疼。书成之后,由于内容上对中国革命的热情颂扬,在西方引起不少争论。
但是,当时中国主要是把萨特当成一个革命者来看待的,对他的理论与创作基本不了解。在日内瓦大学任教的萨特研究专家德尼思·贝尔多莱先生对我讲过这么一个细节:萨特在北京与茅盾、丁伶等知名作家会面时,由于双方都没读过对方的作品,所以大家只好谈美食。
萨特著作在中国的大量引进是在80年代后的事。也就是说,当萨特沉寂于西方之时,中国人开始以极大的热情研究他,带着崇敬,至今不变。至少余秋雨近年写《行者无疆》时,便是把萨特当作至尊者来写的。有些学者感叹说,人家在本土已是强弩之末,我们却刚刚在补课;此地的萨特并非那处的萨特。
但是我想,我们对萨特的兴趣并不仅仅在于想了解点别人的东西,而是有我们自己的意向。萨特的学说对当时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而西方对萨特的种种批评,对中国读者来说,可能并不重要。这也就是尽管外面杂音很大,萨特在中国始终是个偶像,没有什么人会板起脸来批他的原因。接受从来不是照搬。接受以后的东西也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这在世界文化史上并非少见:一个在本国已崩溃的神话,在另一国土上却生了根,开了花。
不过,真正科学的方法也许是中西互补,让西方经典与中国文化实现有机揉合。比如有汉学家提出,萨特哲学中特别重要的关于“虚无”(néant)的思想,可以用来对老庄哲学中有根本意义而又含混的“无”的概念进行有效地科学地阐释;而另一方面,如果说萨特的虚无在西方已很难再有理论发展前途的话,那则是因为那里没有老庄哲学滋润过的深层土壤。在这意义上,西方哲学是否也有借鉴中国哲学的必要?这类问题是不可回避,也总是引人入胜的。
巴黎已是初夏景色,塞纳河边的风还幽幽地带着萨特的独特气息,时淡时浓,似远尤近。
萨特:从虚无到自由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曾兴起过一股哲学热,而萨特无疑是最热门的人物,可以不用加“之一”。那时候中学生的书架上都有关于存在主义的小册子,我作为那个年代的中学生,自然也读过一些存在主义哲学的书,但没什么深刻的理解,毕竟还是太年轻了。
真正开始理解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要到工作以后,因为独立生活后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会有挫折和苦恼,这个时候人生意义的问题就更为清晰和实际的摆在你的面前。如果你陷入在这些具体问题里,那是很难自拔的,越想越觉得委屈,越想越觉得人生真是没有意义。这种时候你就要从哲学中寻求慰藉,哲学家思考的就是人生和世界的意义,哲学思想和现实问题是两个维度的东西,站在哲学的高度看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就像是《三体》中说的“降维打击”,能让你醍醐灌顶似得从现实问题中抽身出来,重新树立信心和目标。
这并不是说读了哲学就能解决你的具体问题,而是你看待问题的高度提高了,现实问题虽然还在那儿,但它们并不能左右你、困扰你了,这就是常说的“哲学的慰藉”的含义。
萨特的哲学就很有这种“慰藉”作用。萨特是法国人,他与我们之前介绍的韦伯、尼采一样,都是对二十世纪具有重要影响的哲学家。他们的理论框架各不相同,但共同的特点都是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为现代人寻找新的精神上的家园。
介绍韦伯和尼采的时候说过,随着科学的发展进步,人类从充满着神秘和魅惑的古代来到了崇尚理性和进步的现代,人类在科学的加持下似乎无所不能。但是,科学所擅长的是事实判断,而在价值判断的领域是无能为力的,古代社会被宗教、王权等权威支配,价值判断是唯一的。现代社会崇尚自由平等,各种价值观的活力都被释放了出来,反而让人们无所适从了。虽然在价值判断的领域我们并没有超越古人,但是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加持下,人类自信心爆棚,觉得自己可以任意的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于是,随着现代化的到来,各种现代性问题也接踵而至,从资本对人的异化,到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都是在现代社会才出现的问题。
那么萨特对现代性问题开出了什么药方呢?就是他的存在主义哲学。
存在主义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我用相对简单的话语来概括。首先要探讨“存在”这个概念,存在主义认为,“存在就是虚无”。这个不是萨特的独创,存在主义是个悠久的哲学传统,“存在”类似于一种先验的东西,就是体现为世界本质的东西。萨特的创见在于,他从“存在就是虚无”推导出人的本质是自由这个命题。
萨特的名著《存在与虚无》创作于巴黎的花神咖啡馆,他在咖啡馆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的存在和物的存在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们都知道,人是有意识的,而物品没有。但有意识的人和没有意识的物,究竟不同在哪里呢?
萨特看着眼前忙碌的服务员,又看着自己面前的杯子,他问自己:我们说这个服务员是一个服务员,和说这个杯子是一个杯子,这两种说法是同一回事吗?他感到大不相同!说这个服务员是一个服务员,并不是注定的。如果这个人下班了,甚至辞职了,他就不再是一个服务员了。一个人是什么,这是可以改变的。
但杯子就不同了,杯子不能改变自己,它被判定为一个杯子,别无选择的就是一个杯子,就算你把它打碎了,它仍然是一个碎掉的杯子,而且杯子甚至不能自己选择把自己打碎。
你可能发现了,其中关键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意识和意识支配的行动。为什么人的存在可以改变?因为人并没有什么预定的本质,人的存在原本就是虚无,它的本质是“有待形成”的。
我们可以这样想,人的存在结构就像是一个空洞的容器,最初,我们只有“存在”这个容器本身,容器之中是虚无,只有当有什么内容填充进来之后,人才会获得自己的本质。所以这个本质是可以变化的。就好像一个杯子里只有倒进了什么东西,我们才能说它是一杯水、一杯酒、一杯牛奶或者一杯咖啡,人也是这样,只有填充进了什么东西,才会获得自己的本质。这就是“存在就是虚无”这句名言的含义。
好,现在我们作为人,要在这个杯子里填充什么呢?如果你填充的是物质,萨特告诉你,这个杯子永远是填不满的,他把这个叫做“存在结构会溢出我们所占有的对象”。如果这句话不容易理解,你可以借助英国文学家王尔德的名言:人生最大的悲剧有两个,一个是得到了你想得到的,一个是没得到。
物质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如果你把物质作为存在的目的,结果就是越追求离目标越远。那么人们应该用什么去填满虚无的存在呢?萨特说:是自由。正是因为存在没有预先的本质,所以我们才能够自由地行动。
因为存在先于本质,那么就没有什么预先给定的东西把我们固定住、束缚住,就意味着我们永远可以超越“过去的本质”、“现在的本质”去追求“未来”。
换句话说,人永远不会“是”什么,而是永远都正在“成为”什么。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自由的,甚至人就是自由本身。这意味着,在人生舞台上,你可以扮演任何角色,每一个角色都不是你本人,但正因为如此,你的行动才是自由,因为你没有被任何一个角色所定义。
从这个理论出发,萨特进一步推导出震撼人心的论断: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自由就是人的命运。人唯一的不自由就是不能摆脱自由。不论你是多么渺小,不论你受到多少外在的限制,在根本上你都是自由的。
举一个例子,二战结束很久以后,一个在逃的纳粹高级军官被抓捕了,他叫艾希曼。在接受审判时,他为自己开脱说,当时屠杀犹太人我是别无选择,因为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我没有选择的自由。
萨特说,这是自欺欺人,你当然有选择,你可以选择叛乱谋反,你也可以选择当逃兵,你还可以选择自杀,实际上在纳粹官兵中确实有人做出了这些选择。艾希曼选择了服从命令,这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别无选择。声称自己没有选择的自由,只是自欺欺人,只是因为不愿意承担选择的责任。
萨特从“存在就是虚无”出发,推出了人在根本上是自由的。自由的命运意味着人总是可以有所选择,而且必须做出选择。自由选择,这当然是一件好事,这意味着人具有掌握自己命运的自主性,因此获得了作为人的尊严。可是自由的命运不是轻轻松松的好事,它同时有非常严酷的一面。自由也可能成为沉重的负担。
自由选择为什么会成为负担呢?因为选择必定会带来后果,那么谁来为这个后果负责?萨特说,没有任何别人可以承担这份责任,你做出了选择,你就要独自承担责任。但“承担责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只能独自承担,难道这份责任就不能跟别人来分担吗?萨特的回答是:不能。
因为只要你做出了某个选择,背后就会有一个评判标准。你的标准是从哪里来的呢?只能是你自己给自己确立的。
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满大大小小的选择,比如毕业之后继续深造还是直接工作,选择什么职业,要不要结婚,要不要孩子……所有的选择都会有后果,我们就生活在自己选择的后果之中,这些后果也在塑造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会在乎选择的好坏对错,谁都不想过后悔的人生,我们都会希望自己的选择有一个坚实可靠的依据。
但萨特却说,你所有的选择,依据都只是你自己。这里显然有尼采的影响。尼采说,人是自己价值的创造者,“上帝死了”之后,就不存在客观绝对的普遍标准了,人也没有外在的标准可以依赖。俄罗斯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本著名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有一句名言,说“如果上帝死了,那么一切都被允许了”。萨特说,这句话就是存在主义的起点。换句话说,萨特信奉价值主观主义。
于是,你不仅必须做出选择,还必须为自己确立选择的标准。那么你就没有任何托辞了。你不能说“因为父母让我这么做”,因为是你自己把顺从父母当成了标准;你也不能说“因为宗教让我这么做”,因为是你自己把宗教教义当成了标准。
任何信条、任何主义,或者别人的建议,都不能成为你的借口。萨特认为,这些说辞都只是自欺欺人,是用来逃避自己的责任。开个夸张点的玩笑,假如你和你的伴侣分手了,朋友来安慰你,会说“这不是你的错”。但萨特可能就会说,这就是你的错,是你自己选择的人,是你自己谈的恋爱,这个结果当然是你的责任。
独自承担责任是什么意思?就是自己做自己的立法者,为自己做出的每一个选择承担绝对的责任。从“存在就是虚无”,萨特推出了人的绝对自由,而从绝对的自由,萨特又推出了绝对的责任。这是一份非常沉重的负担。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最有名的小说叫做《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个标题让很多人感到“不明觉厉”。但如果你理解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就很容易看懂这个标题。
“生命之轻”是什么呢,这个“轻”来自人的存在方式,人的存在有着无限展开的可能性,不被任何本质所限定:这是一种自由而轻盈的体验。但这种轻盈的自由又是孤独而沉重的,因为你必须独自承担你所有的选择,独自承担自己的生命,而这会让人感到难以承受。结果,我们就体验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个书名深刻地揭示出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也许你也曾经有所感触。
听萨特的哲学,你是否会感到一种绝望呢?起点是虚无,终点是孤独,在这之中,我们还要承担沉重的责任。萨特也说自己的存在主义是绝望的哲学。但萨特又说,存在主义也是希望的哲学。希望在何处?就在我们的自由之中,在人的无限可能性之中,我们永远有改变的潜能,不必服从任何注定的命运。
萨特向我们展现了每个人都要面临的精神困境,但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永远都可以做出改变。用什么去改变?行动。
存在主义是绝望的哲学,也是希望的哲学,但最重要的是,它是行动的哲学!我们最根本的自由和可能性都在行动中实现,它们并不只属于尼采式的超人,而是根植于每个人的存在之中。
人生无意义,人仍然可以成为强者。如果说萨特的思想给了我们什么启示,我认为就是八个字:看清真相,继续战斗。人是徒劳的激情,人注定孤独,但那又如何?既然可以选择,那么就去选择,然后为选择负责,其他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都是手推巨石的西西弗斯,但我们知道“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因为“登上顶峰的斗争足以充实人的心灵”。
三部曲长篇小说《自由之路》,作者是谁?
三部曲长篇小说《自由之路》,作者是萨特。萨特不愧为哲学家,用哲学方法描述感觉、驾驭文字,很精妙,别具一格。
《理智之年》是萨特的一部长篇小说,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问世。故事围绕着男主人公马跌辗转于他的朋友和亲人之间,为了借钱给女友玛尔塞拉打胎这一线索展开。马跌和女友交往了七年,他们有着规律的约会时间,保持着稳定的关系。从他得知马尔萨拉怀孕的一刻起,对将要失去自由的恐慌便开始奴役他一步步走下去,直到最后他偷走了朋友劳拉的存款。这部作品写于二战结束以后,战争对萨特的观点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在这时,他对于“孤独”与“自由”观念有了转变。
当玛尔塞拉得知马跌为了找到钱为她打胎而不惜去偷时,愤怒地将他驱之门外,慌乱中马跌脱口而出要娶她——这个曾无数次闯入他脑袋的想法。可是为什么呢?在这时候?自始至终,马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住他的自由——打掉孩子,铲除威胁,恢复与玛尔塞拉的情人状态,一切回归平静,并且如波里所说,“马跌什么也不恋。” 没错,作者也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他甚至有时产生对肉欲的恶心,在与伊维琦的感情中亦是如此,每当他快要触及那根神经前总是马上迅速绷紧理智的神经,爱情似乎只是他偶尔迸发出的性欲挟带而来的附属品。我们的期待,无一例外地均没得到他的同情。那么马跌为什么要娶玛尔塞拉?或许是因为她拒绝突然间封死了他维护尊严的自由。这个拼上自由的挣扎终于让他两个撕裂的自由针锋相对。当然,好在玛尔塞拉拒绝了。
最后,达尼尔来到马跌家中,告诉他自己将要去玛尔塞拉为妻,并说自己是性欲倒错的人,马跌并没有表现的很吃惊,反而认为达尼尔是恨他的,但他能做的只有一句牵强的忏悔 “我更加厌恶我自己了 。” 马跌望着达尼尔消失了,心想:“ 就剩下我一个人啦。” 一个人,但并不比以前更自由,他昨天还想呢:“ 要是玛尔塞拉不存在多好哇。” 可是,这是一个谎言。“ 谁也没妨碍我的自由,而是我的生命把它吸吮掉了。” 这也是萨特借马跌之口,重新认识了自己对于自由的认识吧。
萨特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指的是谁?存在主义的小说主要有什么?
最早听说萨特,是在高中的语文读本上,一篇名为《墙》的小说,使我对这个世界的荒诞以及啼笑皆非印象深刻。后来,上大学后对于萨特其人,及其存在主义听到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奇。在学校的图书馆里,能找到的关于萨特的书并不多,其实就是整个跟文学沾得上边的书也不多,三楼可怜兮兮的排了几排,且多半磨损严重,面黄肌瘦,不敢乱翻.
让保尔·萨特无疑是二十世纪法国思想文化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作为哲学家、思想家,他是战后风靡整个西方世界的存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作为文学家,他针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提出了“介入文学”理论,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介入了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作为社会活动家,他勇敢地站在受奴役、受压迫的人民一边,不倦不懈地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及专制暴政。
萨特的小说,分量最重的固然是《自由之路》三部曲,但写的精彩的是他的成名作《恶心》和短篇小说《墙》;戏剧是萨特文学创作最受大众欢迎,干预生活最直接,社会影响也最广泛的部分,《死无葬身之地》和独幕剧《隔离审讯》《恭顺的妓女》篇幅较短且较易理解和接受;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自传体小说《文字生涯》,被认为了代表萨特的最高艺术成就。萨特的生活以“读书”、“写作”四字便可概括:“我的生活从书本开始,大约也要在书本中结束。”这一点是萨特其人的重要特征。
萨特强调存在主义是一种“关于自由的学说”,自由是这一学说的核心,但他所谓的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思想的自由、选择的自由,这里,自由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所体现的是人格的尊严和独立的思考。这一概念中包含了两个重要的思想因素:一是对现存秩序和传统观念的否定;二是在意识到人的异化和贬值的情况下,力图恢复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努力。萨特认为,无论人的处境多么恶劣,意识总是自由的,思想总是由自己支配的,人毕竟可以按自己的意志选择行为方向。你被敌人俘虏,失去人身自由,但你是成为宁死不屈的英雄,还是卑怯可耻的叛徒,全凭自己的决断。一个残疾人,受到生理的局限,他可以自怨自艾或怨天尤人,也可以发掘自己的潜能,找到自救的途径,全看自己作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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