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中国自行车发展史

同治七年(1868年)11月，上海首次由欧洲运来几辆自行车，是人坐车上，两脚踮地引车而走的业余消遣的娱乐性代步工具。同治十三年，法国人米拉从日本运来人力车输入上海，这种车称为“东洋车”，因其色黄又叫“黄包车”，成为代步工具。随后沪上兴起了人力车的修、租、贩制业。在很多影视作品里面都可以看到黄包车夫的身影，尤其是老舍先生笔下的《骆驼祥子》更是将黄包车夫写的活灵活现。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后，英商怡和、德商禅臣、法商礼康等洋行将自行车及零件列为“五金杂货类”输入上海，到19世纪末在上海已有广泛市场。原来设摊修理马车、人力车的诸同生，于光绪二十三年选址南京路(今南京东路)604号，开办了同昌车行，经营自行车及零配件。光绪二十六年，上海有惠民、曹顺泰等六七家车行，销售人力车、马车及自行车零配件，以卖带修。到了光绪自行车已经逐步进入中国市场，再此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自行车生产工厂。民国4年(1915年)，上海有近20家自行车商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邮电事业发展，自行车成为邮差的交通工具，自行车需求激增，市区又新开一批自行车商店，形成了以老闸区(今黄浦区)为中心的自行车销售网络。 民国17年同昌、大兴(两家)、得利、泰昌、润大等成为上海六大车行。一批华人创办的自行车零配件制造商和商办工场也逐步创办。如王发兴工厂生产前叉、泥板；大兴车行进口钢管接头。1930年前后，华商聘请了日本技师，生产车架(自行车主件)，组装出“红马”和“白马”牌的两种最早的国产自行车。从这时候起我们就有了自己的自行车，虽然有不少零件是需要进口，但是为我国自行车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民国19年6月，以经营橡胶车胎及车料为主的车行成立上海橡皮五金车料同业公会。民国21年，得利车行等17家规模较大的车行(职工135名)成立上海脚踏车贩制同业公会。修租兼营零售的中小型车行王兴业等240余户，次年4月组成上海市修租脚踏车同业公会。它们都参加了市商会。民国26年；脚踏车贩制业公会从17家增至30多家，称为“大同行”；修租脚踏车同业公会由240多户发展为400余户，称为“小同行”。前者以贩制为主，后者以修租为主，整个自行车市场受“大同行”中几家大车行控制。抗日战争期间三轮脚踏车风行于市。三轮车身与黄包车相似，配件与自行车大同小异，车胎、钢圈、飞轮、链条、牙盘、车条、车把、踏脚等都可通用。一些零件厂、工场以及车行投入三轮脚踏车装配和经营。40年代初，上海的三轮脚踏车达2．6万余辆。源隆、顺昌、顺风等一批新的车行应运而生。 民国31年12月，上海市三轮车出租商业同业公会成立，有团体会员(车行)29家，拥有出租三轮脚踏车9700余辆；个体会员6000余人，拥有营业三轮脚踏车16300多辆。民国35年2月，上海脚踏车贩制业同业公会更名为上海市脚踏车商业同业公会，有会员110户。 民国之后，中国还没有真正自己的自行车制造工业，绝大部分的所谓车行，只能制造和销售自行车的零配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有了自己生产的“永久”、“飞鸽”等品牌。这些品牌至今已有六十六年的历史，引领了几代国人的自行车消费时尚，开创并演绎了中国自行车行业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当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上海先行沐浴到欧风美雨的洗礼，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接对抗的角力场。19世纪50年代上海租界内华洋杂居格局形成之后，在沪中国人亲身体验到诸如煤气灯、电报、电灯、火车、缝纫机等各种西方舶来器物所带来的便利，对其心态由嗤之为奇技淫巧转变为接受认同。　　自行车也在此时登陆上海滩。据《上海新报》1868年11月24日记载：“兹见上海地方有自行车几辆，乃一人坐于车上，一轮在前，一轮在后，人用两脚尖点地，引轮而走。又一种，人如踏动天平，亦系前后轮，转动如飞，人可省里走路。不独一人见之，相见者多矣。”当时自行车数量极少，寥寥可数，骑行者也都是金发碧眼的洋人。按自行车发展史来看，此时自行车在欧洲也是新创，仅几年后就已传入上海，可见其引进速度之快。寓沪洋人非常喜欢这种新型机械，一有闲暇就会骑车在外滩上转来转去，以娱身心。随着上海外侨的不断增多，自行车数量也不断增加，到1897年上海已经有自行车几百辆之多。　　虽然此时还没有中国人能骑自行车，但中国人对自行车充满好奇。一奇当然是此两轮之物从未见过；二奇是人坐其上，仅凭如此细细两轮居然不会倒地。寓沪文人用竹枝词的形式表达他们对自行车的好奇之心，一首竹枝词称赞自行车制作的奇巧：“前后勾联两车轮，不须手挽踏芳尘。”另外一首竹枝词惊奇于自行车的速度：“前后单轮脚踏车，如飞行走爱平沙。朝朝驰骋斜阳里，飒飒声来静不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