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饥荒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成功偷袭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要基地-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第二天凌晨1时，消息传到了重庆。大约3个小时后，专门负责国际宣传的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打电话报告了美日开战的消息。美国总统罗斯福很快致电蒋介石，提议设立中国战区，并由蒋介石担任战区最高统帅。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为首的26国，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孤军奋战四年多的中国，从此不再孤独，并且在名义上成为了反法西斯同盟“四强”。

河南1942年国统区、沦陷区示意图（深色地带为沦陷区）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中原地区就作为中日对决的战场，遭到战争的反复蹂躏。1938年兰封会战后河南战区进入相持阶段，各地战争难民大批汇入河南，加快了国统区社会生态的失调，加重了河南省百姓的粮食负担。而双方参战部队本身也消耗了大批粮食。民国时期，中国还没有能力构筑机动化的军事后勤体系。军队沿用的是几千年来中国军事后勤的古老方式，即包括军粮、马草甚至是兵源补充在内的军事后勤，大部分由军队驻扎省份供给，即所谓的“就地取材”，以节约运输损耗。河南境内在抗战时期，长年有国军、八路军以及日军等数十万军队驻防，这构成了压在河南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

1941年5月，华北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国军惨败。蒋介石认为中共方面未采取配合行动，为此迁怒于卫立煌。

1942年，湖南长沙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攻防战。日军为了牵制第九战区国军南下，以便其顺利攻占香港，集结7万余人大举进犯湘北。在付出了高于香港作战两倍多的伤亡后，仍未能攻入长沙，反而在撤退时遭到国军强有力截击，仓惶撤回原防。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盟军方面获得的第一个胜利。当时日军正横扫东南亚英美荷等盟国军队，国军取得的这一战绩振奋了反法西斯阵营的军心。但豫北、豫东、豫南60多个县均已沦陷，国民政府管辖的区域三面临敌，只剩下豫中、豫西。

1942年1月，蒋介石作出人事调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办公厅主任蒋鼎文对调职务，汤恩伯升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因蒋鼎文同时兼任冀察战区总司令，所以第一战区的实际负责区域涵盖河南省大部。

同月，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驻守河南，很快就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河南部分地区1941年就开始遭遇旱灾。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没有第一时间把河南遇到的困难上报政府。由于他的失误汇报，给国民政府高层造成错误的判断，所以李培基对于河南大饥荒负有很大的责任。

事实上，蒋介石早就接到过河南军政官员上报的灾情，但他就是不相信或者干脆视而不见。他关注的一是征兵，二是征粮。他当时的一份批示明确表露了个人态度：“本年有若干省地方官绅，文电纷驰，申报水旱灾况，或称赤地千里，或称田庐漂没，一方请求豁免征购，一方请求巨款赈济，然究其实际，则其间多数地区，虽或略有灾歉，大都以少报多，以轻报重，过甚其词，张皇入告。操其心迹，官吏则藉报灾荒，豫图减轻征课之责任……”^[2]

饥饿的人民尽管1942年的大旱是河南饥荒的导火索，但是旱灾本身却无法导致如此严重的饥荒。在一份日期为1943年9月27日的报告中，视察灾情的政府专员张光嗣总结了河南饥荒严重的四个原因：粮食价格的快速上涨，军粮的沉重负担，土地贬值太快使得农民即使卖地都无法生存，地方官员挪用救灾粮款的渎职行为。而学者们的研究总结了大饥荒爆发的几个关键因素：战时粮食的减产，中日军队在河南封锁交通线造成的运输困难，1938年黄河决堤后对农业区的破坏，通货膨胀引起的粮价飞涨，强征军粮来供应河南境内的军队，以及政府救灾不力。^[3]

1942年春夏，大旱席卷河南的大旱。随着1941年冬小麦在5、6月份的歉收，河南当地媒体在当年7月份就开始发出灾荒警报。极端高温和持续无降水天气杀死了通常在六月播种秋季收获的夏季作物，包括高粱、小米、玉米、黑豆和甜薯。1942年河南夏季作物歉收严重，产量只有战前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1942年河南粮食产量比战前平均水平下降了40%。

抗战爆发不到一年，日军占据了河南三分之一的领土。1942年春天旱灾开始时，日军占据着河南111个县中的43个；国民党部队控制着其余68个县，势力范围位于黄河以南，贾鲁河以西和淮河以北的地区；中共的部队则活跃在豫北和豫东地区的抗日敌后根据地。战争导致的混乱局面使得粮食大幅减产，地方粮仓体系的衰败使得农民面对旱灾时愈发脆弱。^[4]

根据学者对战前和战时政府农业产量数据的分析，1941年河南国统区的农业产量比战前平均水平下降10%，1942年则下降了40%。在1943年，春秋两季的农业产量开始回升，但是年度总产量依然比战前平均水平低了20%。粮食产量直到1944年才回归正常水平。1938年，蒋介石“以水代兵”，掘开了花园口，造成黄河改道，泛滥成灾。河南水利基础设施的毁坏使得百姓完全无法抵御1942年到来的大旱和蝗灾。^[3]

战时通货膨胀是导致大饥荒的另一个因素。张光嗣在1943年夏季被国民政府派到河南视察灾情。根据张的报告，由于旱灾导致粮食短缺，粮价的居高不下使得当地百姓无力购买外省运入的粮食。战前小麦的价格是每市斗0.6元，到了1942年麦收前小麦的价格达到每市斗20元，1943年麦收时小麦价格蹿升到每市斗300元。李文海等人的研究为战时河南的通货膨胀提供了更多数据。如果以1937年春天洛阳的消费价格指数为100，到了1941年12月这一数字上升到2029.5，20倍于战前。^[3]

直到1942年10月30日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将所收集的河南灾民所吃的榆树皮、观音土、雁粪等带到大会上当众展示，涕泣陈情，并领衔联名提出了《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河南的灾荒才得到了国民政府的确认，派要员前往勘察灾情，赈济灾民。

此外，维持河南境内将近100万部队的供给同样迫切，官员持续向当地农民强征粮食。危机在1943年春天终于爆发，河南粮价飞涨，吃完了冬季存粮的灾民开始大批死亡。^[3]

中国大陆学者宋致新认为，截至1943年初，国民党政府在河南已累计征收3亿4000万斤小麦用作军粮。这一数目令中央政府2亿元救灾款能购买的2000万斤粮食相形见绌。视察灾情的政府专员张光嗣认为，供给如此众多的驻军对河南百姓而言负担沉重。^[3]

根据多年从事1942年河南大饥荒研究的宋致新提供的资料，早在1942年八九月间，蒋介石就已从军方李家钰、蒋鼎文那里，得知了河南的灾情严重，军粮征缴困难。为了挽救局面，他赶到西安附近的王曲军校，主持召开了紧急“前方军粮会议”。河南省官员对军粮配额讨价还价的结果。蒋介石当天晚上即“征用所有的运输工具，打开粮仓，把存粮迅速地东运河南”，以解决河南驻军的粮食问题。同时决定，把对河南农民的征粮数额由500万石减为250万石。

但是到了粮食部长徐堪那里，河南的军粮配额由250万石变成了250万包。一石合小麦140至150市斤，一包合200市斤。一字之差，让河南的军粮配额增加了三分之一。而按照这个标准超额完成了征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还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直到1942年10月30日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将所收集的河南灾民所吃的榆树皮、观音土、雁粪等带到大会上当众展示，涕泣陈情，并领衔联名提出了《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河南的灾荒才得到了国民政府的确认，派要员前往勘察灾情，赈济灾民。

早在1942年10月的国民参政会后，国民政府就宣称划拨5亿元法币进行赈灾。其中2亿元用于在灾区各处开设粥场应急，3亿元用于购买赈济粮。然而粥场开设起来，却远远不能供应数量庞大的难民，很快就因无粮为继而断了顿。而用来买粮的3亿元法币，却被挪作他用，甚至有贪官污吏将其挪用贩运私货。直到1943年新麦快要成熟时，第一批赈灾粮才发到了部分难民手中。

按照当时的物价，3亿元法币大概能购买3000万斤小麦，平均到河南的受灾人口头上，每个人仅有1斤。而在此前的1942年，河南夏秋两季几近绝收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还从这里征走了十倍于此的“征实”。

1943年6月，随着新一季小麦的成熟丰收，那场饿死了300万人的大饥荒终于过去了。^[2]

在冈村宁次管辖的山西沦陷区，1943年3月，各地灾民数以万计先后集中到阳泉车站。在（中国共产党）城工人员的组织下，进行向日军要粮斗争，捣毁日军粮库多处。沦陷区此一时期饿死多少民众，因在日军控制之下，并无数据，丁玲1944年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一文，该文援引晋冀鲁豫边区的统计数据，称“太岳区由豫北各地逃来难民前后不下二十万，太行区也吸收了四五万外来灾民。

而根据中国共产党根据地记载，1942年大批灾民离家逃荒，而日军为防止影响稳定，采取封锁政策，灾民不能向日占区流动，且日军还将灾民向大后方以及敌后根据地驱赶，而向国共控制区被驱赶的难民不下三百万。^[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