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战略

        比较优势战略，就是通过市场机制和经济的对外开放，由价格机制向国内生产者显示该国要素和商品的供求及相对稀缺性，并通过这些相对价格引导能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经济部门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实行比较优势战略的国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政府的主要作用是为经济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境。           战略作为比较优势战略的替代物，是指国家出于某种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目标可以是军事的、政治的，也可以是经济的)的考虑，不惜付出包括扭曲产品与要素价格、当前的经济效益等一定的代价，运用行政干预，集中各种生产要素，保护和优先发展那些单凭市场力量，即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无法大规模发展的工业部门。

^[1]　　亚洲四小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赶超经济的典范。本文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按照从理论到战略、从战略发展轨迹到战略内涵及应用的总体次序逐步展开，由序言及正文五章构成。第一部分：序言序言部分包括问题的提出、研究现状、理论与现实意义三个部分。第一章:比较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战略本章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比较优势理论文献综述，努力系统地对理论起源、发展与新进展进行梳理，建立全文的分析框架，阐明比较优势战略的理论依据，评介学术界对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存在的争议。第二部分，对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进行全面阐述，围绕其含义及运行机理进行深入分析。第二章：比较优势战略的适用性该章围绕第一章对比较优势战略所存在的争议进行深入分析，其主要内容包括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比较优势陷阱、比较优势与动态比较优势三个部分。第三章：亚洲四小龙比较优势战略发展轨迹在前两章的理论铺垫基础上，该章对亚洲四

小龙于20世纪60年代~21世纪初比较优势战略的变化轨迹做出全面阐述。第四章：亚洲四小龙比较优势战略的内涵亚洲四小龙比较优势战略具有深刻的内涵，它强调产业发展应基本遵循比较优势，这一点与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主张相一致。但是，它又对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有所突破，这种突破首先在于它具有通过政府干预培育动态比较优势的含义；这种突破还在于它揭示了政府干预的尺度如何把握。过度干预与积极不干预都是不可取的，妥善的做法是政府必须对产业发展予以适度干预。第五章:中国发展战略选择的思考在充分吸收借鉴亚洲四小龙发展战略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该章对中国发展战略的选择做出了思考，实现了落脚点的回归。

比较优势战略来源于比较优势理论。比较成本理论认为，不同国家生产不同产品存在劳动生产率或成本的差异，各国应分工生产本国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各个国家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加入国际分工，从而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结构。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丰富，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资源丰富，据此形成的贸易格局是：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现实的国际分工格局也基本如此。

　　比较优势战略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比较优势战略难以迅速发动工业化；

　　其二，比较优势战略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提升也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按照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比较优势战略难以迅速促进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也就不可能迅速提升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

　　其三，从理论上分析，比较优势战略能使资源配置具有帕累托效率；

　　其四，比较优势战略能够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 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的差别 从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的内在逻辑可看出，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渐进缓慢的发展道路，一个是跳跃式的发展道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后进国家的发展结果看，完全运用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国家是十分少见的，大多数落入了比较优势陷阱；同时，完全运用赶超战略也纷纷陷入了产业结构畸型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恶化，企业没有竞争力。而能发展起来的国家一般是综合运用两种战略。

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由于人口、资源等禀赋的差异形成的竞争优势。例如，人们国家的人口众多，劳动力很便宜，所以在某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较低的成本，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这就是比较优势。在对比较优势的理解上，应当把握三个内涵： 第一，比较优势的主体应该是国家（或地区），而不是其他。比较优势是就国家之间的竞争而言的，而并非是就产业而论。人们可以说，中国在纺织品生产方面比美国具有比较优势，但人们不可以说，电脑芯片业比煤炭采掘业具有比较优势，因为比较优势的主体应当是国家，它是就国与国之间的状况而论的。产业之间的演进升级，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与比较优势无关。

　　第二，比较优势并不只是为了出口。比较优势这一概念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提出来的，但如果把它仅限于国际贸易领域，那就大错特错了。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进展，所有的产品竞争都带有全球化的特征，即便人们自己生产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实际也是个国际竞争。道理很简单，如果你的产品没有比较优势，那么，你的产品非但无法进入国际市场，而且国外的产品会进来把你挤垮。所以，比较优势并不仅仅是为了出口，也是在国内市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第三，人们目前使用的比较优势概念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亚当·斯密提出的是绝对成本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是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严格地说，二者是存在差别的。比如，目前中国在某些机电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成本优势，同样生产一台微波炉压缩器，美国需要30美元，日本需要20美元，但在中国仅需要5美元，严格来说，这是一种绝对成本优势，是不同于相对成本优势的。但人们目前在使用这一概念的时候，对两者并没有严格区分，而是泛指一种相对优势。

一个国家应当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生产那些成本比较低的产品，这看起来是天经地义的。在目前关于比较优势战略的激烈争论中，很少有针对比较优势战略本身的，人们争论的焦点，多数集中在对比较优势的具体判断上，即：什么才是人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或者说，比较优势战略是否等同于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主流的观点是，中国的优势在于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使中国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无论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鞋靴，还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如机电产品的组装，中国都具有成本低的优势，因此，应当鼓励和支持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在国内市场站稳脚跟，还应当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成为这些产品的主要生产国，甚至成为世界工场。这一观点是林毅夫较早提出来的，并且得到了樊纲、胡鞍钢等学者的进一步发展。

　　但也有一些学者对此表示反对。宁向东认为，实施劳动密集型战略必须要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另一个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生产者的供给能力并非过剩。随着产品科技含量的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在总生产成本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很多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不具备第一个前提条件。就第二个前提条件而言，大量发展中国家投身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结果，造成这些产业的过度竞争，获利空间减少，因此这个前提条件也不存在了。洪银兴认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产品可以在国与国之间流动，资源、生产要素也可以流动，而且，通过人力投资，劳动力技能和素质的提高可以克服劳动力数量不足的劣势。因此，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并不能转化为实际的竞争优势。

　　通过以上争论人们可以看出，双方争论的焦点并不在比较优势本身，而在于具体的比较优势的判断上。前者认为劳动力丰富构成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进而构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优势，后者认为劳动力丰富并不必然造成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更不代表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必然具有优势。那么，应当如何看待这种争论呢？人们认为：

　　第一，劳动力丰富导致劳动力价格便宜，劳动力价格便宜造成产品生产成本比较低，因而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优势，这一基本链条是成立的。据预测，今后20年是中国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时期，每年劳动力资源供给总量超过8亿，每年新增劳动力超过1000万，强大的就业压力使劳动者工资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即便考虑到素质差异，一个美国工人的生产效率是中国工人的10倍，但两国的工资差异在30—40倍之间，因此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仍然具有优势。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发挥比较优势就等同于支持和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第二，从实践的情况来看，中国在国际竞争中表现比较好、处于优势地位的产业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来看，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著称的，无论是中山、顺德的家用电器产业，还是温州的皮鞋、服装产业，都属于这一范畴。从出口结构来看，比较大宗的出口商品，除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就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组装环节。中国对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并非不关注，但效果并不明显，增长速度远远不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实践的情况也说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是切实存在的。

劳动密集型产业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这是就一般而论的，并不等于说它在任何情况下都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更不等于说它将来会一直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人们如果把这一比较优势绝对化，就会产生很多错误。实际上已经有因素在发挥作用，对现实的比较优势状况产生了影响。人们认为主要是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贸易壁垒。所谓比较优势学说，它的成立是要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自由贸易，所有国家的商品都可以自由地交易，没有进口限制，没有配额，只要世界人民需要，人们想卖多少就卖多少。如果这一假设前提不能满足，那么比较优势学说也就不能成立。应当说，在一般情况下，这一前提是满足的，现在人们加入了WTO，关税大大降低，外国的商品可以更方便地进来，而人们的商品也可以更方便地出去，贸易还是比较自由平滑的。

　　问题在于，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贸易足以产生对整个世界市场的冲击，影响世界市场上某些产品的供求状况，直至引起贸易摩擦和贸易壁垒。中国有高达40%的储蓄率，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7万亿元，劳动力每年仅新增就有1000万人，这些投资和劳动力如果都投向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能力相当惊人，足以对整个世界市场同类产品造成严重冲击。2004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95539亿元，很多产品产销量世界第一，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了一些国家的不安。中国商品在国外也屡遭反倾销等各种贸易壁垒的伤害。随着中国贸易量的继续增加，这种问题将会越来越多，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比较优势学说将因失去前提条件而失效。

　　第二个因素是资源禀赋的变化，尤其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资源禀赋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性。林毅夫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资金严重匮乏，因此只能是选择那些劳动比较密集的产品来生产，他们的这些产品由于成本较低而具有竞争力，也就能够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进而拥有最大的利润，资金很快积累起来，于是他们的资源禀赋开始发生变化，资本从稀缺转为充裕，它的比较优势就转化为资本密集型产业了。尽管有一部分学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资源禀赋已经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一些原来单纯或较多使用劳动力的企业开始提升其资本和技术水平，从手工业作坊变成了现代化的企业，产品的资本和技术含量具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中国资本匮乏而劳动力充裕，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多数地区资本是匮乏的，可是并不排除在某些地区资本相对丰富一些；多数地区技术是非常落后的，也并不排除在某些地区和某些领域存在十分先进的技术，这样中国的产业发展也就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虽然就整体来看中国的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如果某些地区确实具有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条件，人们也同样应当给予支持。

　　以上人们提到了两个因素，即贸易壁垒的存在和资源禀赋的变化，由于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一定总是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如果未来这两个因素发生了某种逆转性的变化，那么，中国的比较优势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对这一点要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四、市场经济与比较优势的发挥

　　比较优势战略是中国产业发展的正确选择，它不仅对于中国产业的健康发展，而且对于缓解中国的就业压力，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人们一定很关心，人们如何才能实现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呢？其实，这个问题不用人们太多地操心，因为比较优势战略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结果。只要选择了市场经济，健全了市场制度，就等同于选择了比较优势战略，这是由市场机制本身所决定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具有独立的经营自主权，它在进行产品选择的时候，主要依据的是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企业的行为模式会有稍许的差别，但就一般意义来说，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在进行产品选择时的惟一原则，哪种产品可以获利更多，它就会从事哪种产品的生产。在此原则之下，企业会自觉地选取那些可以有效利用自己优势资源的产品领域进行生产，通过自身优势资源的利用，企业可以有效降低产品成本，获取最大化的利润，或者说至少可以使自己在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具体说来，中国拥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人们的企业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为了获取更多利润和在国际竞争中站住脚，它们总是会自动地选择那些利用劳动力较多的产品领域进行生产，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自动地获得比较快的发展速度。早期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赶超战略的国家，多多少少都存在计划经济的影子，也就是说赶超战略惟有在计划经济的保护下才能够得以生存，而一旦实行市场经济，则选择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比较优势战略就是一种很自然的结果。

　　中国的改革具有非常明显的市场化倾向，正是在这种市场化改革的催化之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了明显的比较优势战略的特征。中国并未明确提出过比较优势战略，相反，人们一直强调的是高新技术产业。人们作为一个大国，又具有十分光辉灿烂的历史，这使得人们对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总是不那么甘心，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只有高新技术产业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方向，总是希望在这些产业领域有所突破，对于劳动密集型这些“低端”产业总是有些看不上。不仅官方如此，社会舆论也更多地关注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迫切希望中国在这些领域能够有所突破，从而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然而，现实的状况恰恰与此相反，中国发展最快的并不是大家最关注的上述产业领域，而是不被大家所重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即便在所谓高科技领域，多数也是生产制造和加工组装环节，而不是研发环节。这一戏剧性的结果足以说明，比较优势战略不是人为的选择，而是中国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所导致的自然结果。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林毅夫在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发展经验进行研究之后，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比较优势战略并非是政府的有意选择，而是“当局放弃了赶超战略后企业自发选择的结果”，属于无心插柳柳成荫之举。人们对韩国发展经验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虽然韩国在初期发展中政府的干预力度很大，但是基本坚持了保护私有产权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政府并没有代替企业制定经营决策，产品的选择是企业自己的事情，正是由于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得韩国在发展的每个阶段所选择的主要产业都是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从而保障了产业的竞争力和自然升级的过程。因此，市场经济与比较优势战略实际具有一体化的特征，只要坚持市场经济，就必然同时选择了或者说大体选择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非但过去如此，今后也是一样。在现阶段，中国的比较优势仍然主要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在将来，随着贸易壁垒和资源禀赋的变化，中国的比较优势会发生变化，相应的，中国的优势产业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引起足够的注意，以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

比较优势战略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悖论

　　非农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和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但主要分布于服务业中，且服务业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因此，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关键在于发展服务业。然而，在比较优势战略的指导下，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增长迅速，但服务业却进步缓慢，无论是产值比重还是就业比重，都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为什么比较优势战略无助于服务业的发展呢？原因在于该战略中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须以国际分工和交换为基础，是可贸易品。而劳动密集型的服务往往是非贸易品，我国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在这方面没有意义，只能依靠内需，即依靠国内相关产业的带动和国民收入与消费的提高来获得发展。可是，主导产业——劳动密集型工业的低产业关联度和低附加值却使得服务业发展乏力。因此，尽管比较优势战略拼命鼓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其取小头、弃大头的实质却阻碍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真正发展。

比较优势战略受到市场需求的限制

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从供给的角度论证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质上只是其工业部分)的就业优势，却忽略了其需求前景。尽管在相同的资本下，一个微观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比资本密集型企业能够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但整个产业的就业容量还受限于产业可以达到的规模，而这个规模是由市场需求所决定的。如前所述，国民经济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导，由于该产业低附加值的特点，国内市场必然狭小。我国在改革初期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发展经济，但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普遍的企业三角债问题，标志着国内市场已经饱和。

　　在内需不足条件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销路只能主要依靠国际市场特别是美欧日等发达工业国家的消费市场，国家被迫实行出口导向战略。上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借以换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2001年还加入了WTO。然而我国是拥有13亿总人口、8亿劳动力人口的大国，国际市场的规模相对于中国海量的剩余劳动力而言也实在太小。因为被称为“富国俱乐部”的经合组织(OECD)全部成员国人口的总和也不过8亿，即使这些国家全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都从中国进口，按照一般的生产消费比例，也只需要1亿左右的人工作。但发达国家是不可能都放弃这些产业的，而且东盟、印度等国也在扩大开放，该国际市场无法由中国独占。尽管这几年中国的出口高速增长，但同时贸易条件也在大幅恶化，针对我国的贸易摩擦与贸易保护急速增加，说明可供利用的国际市场已经接近极限。

比较优势战略导致就业局势恶化

　　在需求不足的约束下，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丧失后劲。由于市场竞争的压力，其本身也有违劳动密集型的初衷，走上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道路，使得就业弹性迅速下降，就业局势趋于恶化。具体而言，就业局势的恶化源于以下几个因素：

　　企业间恶性竞争。在供过于求的背景下，企业在国内大打价格战，在国外竞相压价倾销。当全球竞争主要在国内企业之间展开时，所谓的比较优势毫无意义。无序竞争更使得企业自生能力成为空谈，企业要么破产倒闭，要么惨淡经营，排挤出大量失业人口。事实上，由于低技术，企业间产品必然同质化；由于低技术，各企业利润都非常微薄。所以，恶性竞争并非企业不理性，而是无力转型被锁定在底端的企业在市场有限下的不得已，是比较优势战略长期作用的苦果，只要国家的产业路线不调整，这种囚徒困境还会愈演愈烈。

　　低工资和“减员增效”。在比较优势战略下，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附于国外发展，大部分技术、设备和重要材料与零部件必须高价进口，而市场渠道和品牌又由国外把持，贸易条件恶化，在激烈竞争中企业惟有从人工方面不断降低成本才能生存。这样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社会保障就每况愈下，工资长期不涨(考虑到物价和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改革，工资实际大大下降了)。同时企业还大量裁员、延长劳动时间与提高劳动强度，以实现“减员增效”。根据有关的统计数字计算，多年来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持续低于 13%，而发达国家在60%左右。工资偏低、失业危机和社会保障的缺失不利于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进一步萎缩了市场需求。企业的微观求存措施反而恶化了其宏观生存环境，也损害了就业。另外，低工资使在职人员供养家庭其他成员的能力下降，客观上驱使更多的人口挤入求职队伍，加剧了劳动市场的供求矛盾。

　　基干产业与战略产业受损。在比较优势战略的指导下，过度开放极大地损害了我国幼稚的基干产业和战略产业，像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很多企业纷纷倒闭，连带地使由其带动的各种相关企业也陷入困境，大量员工失业。由于资产的专用性，被摧垮企业的原有资本大部分都毁没损失了，再就业失去依托。而这些企业和职工的受损又反过来使劳动密集型产品失去市场，进一步地妨碍了就业。

　　企业被迫资本深化。在激烈的竞争中，中低端产品的市场迅速饱和，企业不得不加快产品的升级与换代，以迎合国内外富裕群体的需求，开拓高端市场。然而产品升级带来了资本深化，排挤出大量劳动力。当然，资本深化也能增加就业，但由于比较优势战略损害了国内的基干产业，资本深化所带来的需求未能被国内利用，未能在上游产业及服务业等方面创造大量工作岗位，却泄露到了国外，成为拉动国外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原动力。对于国内企业，除了资本密集度日益提高外，技术层次并未有所改进，对国外的依附性也更强，仍然维持着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的特征。因此，正是比较优势战略使得我国不得不咽下资本深化绝对排挤就业的苦果。

　　大学生就业难和薪酬下降。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需求吃苦耐劳的非熟练工，技术密集型企业才是吸收懂技术会管理的大学生的主渠道。在大学扩招的背景下，片面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战略必然导致大学生“过剩”。据报道，2006年有近200万大学毕业生未能及时就业，且很多人的起薪已低至接近农民工工资。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当发展中国家纷纷热衷于制定赶超发展战略，把着眼点定在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而且程度不同地把产业发展重点定为前端产业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适时泼了一点冷水：注重比较优势，不要盲从。

    11月12日在上海举办的2000年经济全球化论坛上，林毅夫教授在分析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时指出，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香港、台湾，新加坡之所以在这场危机中只受到轻微影响，在于这三个经济体较好地遵循了有利于降低成本和风险的比较优势战略。他由此提出，中国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时也应注意遵循比较优势原则。

    林教授说，前端产业往往是资本密集型和高风险行业，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都属于资金相对稀缺的国家，由于自有金融资本的积累一般需要很长的时期，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前端产业必然要过多依赖外资，这在全球金融市场存在极大内在不稳定性背景下，风险是很大的，一有风吹草动，外来资本就有可能抽逃，从而使整个经济陷入困境。

    林教授说，经济的竞争力靠成本，谁能把成本降得最低，谁就有竞争力。要降低成本的话，就要有比较资源优势。那我们现在的资源优势是劳动力相对多，相对便宜因此应定位于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这并不是说不能发展新经济，新经济既有资本密集的，也有劳动密集的。比如IT产业，是资本密集的；生产芯片，是资本密集的。但某些区段是劳动密集的，如芯片生产后的组装，就是劳动密集型。如果经济发展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我们各个产业都可以发展，但各个产业必须选准区段，这个区段所用的是劳动密集型。如果利用好了我们的优势，我们就可以避免金融市场可能发生的风险、少走弯路，发展得快一些。

关于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奇迹，一种相当流行的解释是，中国制定了明智的“比较优势战略”，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即廉价劳动力充裕的优势。依据此一优势，中国得以成为世界工厂，并为数以亿计的农民安排了就业岗位。然而，如果仔细观察或可发现，当代中国的经济乃至社会情势，可谓成也比较优势，败也比较优势。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之严重失衡，似亦导源于比较优势战略。今天，恐怕到了对比较优势战略、尤其是政府滥用这种战略的做法进行彻底反思的时候了。

比较优势的制度化

比较优势理论在现代经济学中源远流长，但政府有意识地利用比较优势战略，似乎是中国独创。这一战略的理论阐述，可以林毅夫、蔡昉、李周合作发表于1999年的论文《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为代表。这篇文章指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们较早放弃了中国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采取的“赶超战略”，而于无意中实施了“比较优势战略”。他们所说的比较优势战略以赫克歇尔和俄林于上个世纪初提出的要素禀赋论（factor endowment theory）为基础。

林毅夫等人指出，国家的发展战略要合乎比较优势，而比较优势受要素禀赋结构制约。要素禀赋是指一国拥有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数量。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产业和技术结构能充分利用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该经济体的生产成本就会低，竞争能力就会强，创造的社会剩余也就会多，积累的量也就会大。合乎比较优势的战略为科学战略，不合乎比较优势的战略为赶超战略。

以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为例，其禀赋结构是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缺乏，因此，宜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优先发展方向。这样的产业会具有“自生能力”，在国际贸易中享有比较优势，不需政府补贴即可发展起来，从而带动整个经济快速增长。由此可以实现资本积累，到要素禀赋结构可支持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时，就可以转而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提升产业结构水平，最终成为发达国家。

他们也乐观地估计，推行比较优势战略能使劳动力充分就业。而随着经济增长，劳动力逐渐变得相对稀缺，工资水平则可以不断提高，从经济的增长中不断受益。因此，比较优势战略可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这一理论的提出与现实是同步的。大约从90年代中期起，珠三角地区的一些地方官员就开始意识到了综合利用海外资金和内地廉价劳动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优势。这种认知被越来越多的专家和高层级政府官员接受，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而构成了一套系统的比较优势战略。比如，政府采用种种优惠政策吸引海外投资，在沿海地区，形成了一个新兴工业区。这些投资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农民工”群体普遍就业于这些部门和地区。

不过，就在比较优势战略被政府有意识并大规模地运用之时，它就已经扭曲走形。

被忽视了的比较优势之制度前提

当代中国的经济学家的思考和论说，面临着杨小凯教授再三提醒的“后发劣势”。其中之一是，稍不注意，就会忽视西方经济学的预设。

任何科学、学术研究都有一组不言而喻的“预设”，现代经济学也有一组预设。现代经济学兴起于英格兰建立现代宪政制度、法律已对民众提供普遍而公正的保护之后，而以此一制度框架为预设。因此，现代经济学的几乎所有论述都假定：经济活动主体是平等的自由人，司法体系可以公正地界定、平等地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现代经济学甚至还有更深层次的伦理预设：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有计算和决策的自由与能力。

现代经济学的整个理论框架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否则，斯密所说的劳动分工、新古典所说的效率就永远不可能实现。比较优势理论也预设：人们相互之间可以进行自由贸易，每一方均可自由进入、自由退出。它也预设：卷入这一贸易体系中的每个个体、群体均有自主地计算、决策的权利和能力。与此相关的“厂商理论”也假定，不论是未来的投资人还是未来的雇员，双方都有计算和决策的自由和能力，因此它们才可以组合出一个能够获得效率的企业。

倡导比较优势战略的专家意识到了这个预设。上面提及的那篇文章主张，“要使整个社会中的每个企业在做技术和产业选择时都能够对比较优势作出正确的反应，就需要有一个能够反映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要素价格结构。”而“要素相对稀缺性在要素价格结构上的准确反映，必然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任何人为的干预和计划机制都做不到这一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比较优势战略之所以比较成功，就是因为它们“实行的是市场经济”。政策结论是十分清楚的：就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而言，“政府的作用首先在维护市场的竞争性和规则性。”

但是，比较优势战略的倡导者忽略了一个问题：假如政府做不到这一点，是否还允许其实施该战略？假如允许，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在中国语境中，这一问题至关重要。

遗憾的是，比较优势战略的倡导者不惟没有讨论这一问题，反而不负责任创赋予政府以巨大权力。他们认为，在一个发展中经济，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要快于实行其他发展战略的情形，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变化速度将十分迅速。要成功实施比较优势战略，就需要政府灵活地制定、坚决地实施科学的产业政策。科学的含义是，产业政策既能提供关于经济体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趋势的信息，其政策目标又不能和现有的比较优势相距太远。这是两个苛刻的标准。现实中的政府几乎不可能具有这样的能力。比较优势战略的倡导者没有深思：政府若不具有这种能力，是否仍可行使这种权力？结果会是什么？

当然，在中国，各级政府可不需要经济学家授权。政府看到了比较优势战略的诱人后果，以一种理性的自负，运用它所掌握的巨大权力，大胆地制定出了一套“超经济的”产业政策，以实现经济学家所论证的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

这套政策的基础是禁止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依此，农民进城打工，依然保持农民身份，不被其工作地接纳。这样，在打工地，他的公民权利就被普遍忽视，比如，他没有选举权，不能享受福利。反过来，地方政府大方地赋予投资者以特权。这样，在企业内部，劳工与投资者、经营者就处于权利绝对不平等的位置，他们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正是在这个制度下，企业可以任意延长工作时间，压低工资，克扣、拖欠工资，甚至可以限制、剥夺劳工的人身自由。

这样一套制度当然维持了劳工的低工资。于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简直是超常规发挥，以至于劳动工资可以在若干年纹丝不动。

比较优势制度化的结果：弱者地位的固化

然而，劳动力价格始终保持在如此低廉的水准，是否正常？这一现象仅仅是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充裕吗？

《劳动合同法》从制定到颁布实施过程中，诸多经济学家反应强烈。他们都是比较优势战略的信仰者。他们相信，劳工权益保障水平若有提高，劳工工资就必然上涨，则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中国之比较优势就会丧失，中国企业以低工资所占领的贸易市场就会被工资水平比中国还低的其他国家的企业替代。而他们相信，现阶段的中国是绝对不应丧失这些市场的。

这些比较优势战略的鼓吹者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他们没有分清“实然”和“应然”，而把经济学学理中的概然推理当成一个应然的政策命题来看待。工资可能无法上涨的趋势，在他们那里变成了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抑制工资上涨迹象的政策建议。理论上工资可能不会上涨，变成了现实中绝不能让工资上涨。他们对可能导致劳工工资提升的一切因素有一种近乎病态的过敏性反应。政府的做法则更为坚决。

在此心态支配下，中国在某一阶段的要素禀赋优势被神圣化，劳工的低工资被固定化。不错，刚刚从农村转入工商业领域的低端劳工的收入肯定是较低的，因为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廉价劳动力可以源源不断地注入。甚至于，由于劳动力供应充分，在一段时间内，经济体的效率即便提升，工资仍可能无力提升。

但这样的推理，即便在经济学上也存在诸多逻辑漏洞，超出经济学则更是不能成立。工人、企业都不只是经济人，而是完整的人。即便整体上廉价劳动力供应充裕，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廉价劳动力们若享有集体谈判的权利和能力，他们也仍然可以通过经济之外的方式提高自己的工资水平，改善自己的福利待遇。

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样的结果或许会减少农民可以获得的就业岗位。或许确实如此，不过事情也有另一面：收入略高一些、在打工地权利有更完整保障的劳工，可以有更多消费产生，带动服务业发展，创造出制造业之外的就业岗位。

然而，过度迷恋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一整套政策安排，却阻止了这一切的自然发生。因此，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情形不是比较优势的正常发挥：比较优势之前提的市场被取消了，还有比较优势可言么？比较优势只能是具有充分自由和权利的市场主体自主地决策、互动的产物，政府的比较优势政策体系却取消了这样的自由和权利，从而取消了劳工福利提升的“自然的自由机制”，廉价劳动力们丧失了按照市场机制自然地提升为非廉价劳动力的可能性，其劳动力的廉价被永久化，其弱者的政治、社会、法律地位被永久化。当下中国严重的社会结构失衡，就是比较优势迷信与强势政府权力相结合的产物。

比较优势战略与路径锁定

比较优势畸形的制度化，也已令中国在经济结构方面付出巨大机会成本。比较优势战略中特别强调劳动力低廉，因而其所选择的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却通常不包括同样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中低端服务业。而畸形的比较优势战略的运用从根本上抑制这类服务业的发展。数额十分巨大的新增劳工收入被抑制在一个极低水平，户籍制度导致劳工工作地与其预期的消费地———农村家乡———的分离。凡此种种导致这些劳工的消费能力低下，服务需求被严重抑制，最终的结果是，这类劳工集中地的服务业均与其工业繁荣程度极不相称。

当代中国经济结构之严重失衡，如消费不振，服务业比重偏低，内外失衡等等，均渊源于此。比较优势战略专家和政府以为，面向出口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可以产生就业岗位，然而，整个经济体因此损失了同样属于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本可提供的就业岗位，消费因此被抑制。这些看不见的所失未必少于看得见的所得。可以说，以牺牲劳工权利和利益为前提的畸形比较优势战略，让中国经济付出了巨大的机会成本。最大的损失则是，中国经济、乃至社会、政治被锁入（lockin）一个严重依赖面向出口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之路径。或许可以说，珠三角地区被锁入的程度可能最为深重。比较优势已经变成了比较甚至绝对劣势。

现在，到了对比较优势战略进行彻底反思的时候了。归根到底，如果这世界上确实存在比较优势的话，它只能是市场自由运转的结果。政府的恰当作用是保障市场机制正常运转，保障每个市场主体———既包括投资人、企业经营管理者也包括劳工———的自由和权利，这样，经济体内的要素禀赋将被发现甚至被创造出来，比较优势也会被发现甚至被创造出来。由此，经济将自然地增长，并自然地实现产业结构之升级。最为重要的是，这种增长将是正义的，财富在不同群体间的配置将是平均的。

矫正畸形的比较优势战略的关键步骤是，废除户籍制度，承认劳工本应享有的基本自由和权利，从制度上打开弱者上升之门。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可能从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摆脱恶性路径依赖，实现良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