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湖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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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目录

第一章 前言
第一节 地理位置
第二节 第四纪以来湘湖地区的地貌变迁
第三节 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第四节 资料整理与报告编写
第二章 遗址
第一节 遗址概述
一、遗址的分布范围
二、地形与地貌
第二节 地质剖面与文化层
一、更新世晚期及全新世地质剖面
二、1990年发掘区的地层堆积
三、 200l、2002年发掘区的地层堆积
第三章 遗迹
第一节 1990年的的发掘
一、⑦~⑨层遗迹
二、建筑B
三、⑤层下~③层下的遗迹
四、②层下的遗迹
五、建筑A
第二节 2001、2002年的发掘
一、独木舟及其相关遗迹
二、其他遗迹
第四章 遗物
第一节 陶器
一、陶系
二、陶衣与纹饰
三、制作
四、器物
五、使用举证
第二节 石器
一、石料与加工工艺
二、器物描述
第三节 骨、角器
一、选料与加工工艺
二、器物
第四节 木(竹)器
一、木料与加工工艺
二、器物描述
第五章 年代与分期
第一节 陶器的演变
一、陶器在地层中的分布与变化
二、陶器的分期
第二节 年代
一、发掘标本的碳十四年代测定
二、地质勘探的相关碳十四数据
三、热释光测定数据
四、年代分析和遗址的形成过程
第三节 遗址分期
第六章 生态与经济
第一节 环境和气候
一、植被和气候
二、地球化学垂向分带特征及其古气候
第二节 全新世大海侵的证据
一、沉积物及沉积环境
二、硅藻化石和沉积环境
三、地球化学和沉积环境
第三节 动物研究
一、种属鉴定、骨骼形态观察、数量统计
二、环境、动物驯养及肉食资源的获取方式
三、结语
第四节 渔猎、采集与农业
一、渔猎
二、采集
三、稻作农业
第七章 下孙遗址——附近地区同时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第八章 总论
附录一 跨湖桥遗址出土头骨片的鉴定
附录二 跨湖桥遗址陶器的研究
附录三 跨湖桥遗址的水牛遗存分析
附表
后记
英文提要
日文提要
彩版
图版

文摘

插图:

后记

从2001年5月跨湖桥遗址第二次发掘到2004年7月考古报告杀青,历时三年零两个月。工作过程十分紧张,报告中的失误在所难免。由于付出了心血,此时此刻,我们依然感到了完成任务的喜悦。
跨湖桥遗址的发掘是浦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组成部分,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年来的重点工作之一。除跨湖桥遗址外,陆续得到发掘的还有浦江的上山遗址、歪塘山背遗址,诸暨的楼家桥遗址等。这些发掘为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冲击了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为纲领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演进体系。2002年3月的“跨湖桥遗址学术研讨会”上,专家们对此作了恰当的评价:“这类遗存的发现表明,浙江境内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情况绝非以前认识的那么简单,而是有多个源流谱系。”
工作有了成绩,需要感谢为此做出贡献的人们。
萧山博物馆怀着对本地区悠久历史文化的自豪感与责任感,参与了工作的全过程。除直接参加者外,更多的同志担任勤杂、服务任务。这一切,当然也与萧山文体局、萧山区人民政府的支持分不开。
芮国耀先生对本报告的编撰十分热心,提供了珍贵的1990年度考古发掘资料,使报告的内容更趋完整。浙江省文物考古界的前辈毛昭晰、牟永抗、刘军、王明达先生十分关心跨湖桥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工作,多次亲临现场指导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浙江自然博物馆、浙江省地质调查院从动物、硅酸盐、古地质、古环境的角度参加了遗址自然遗物和文化遗物的多学科研究。多学科的合作成果拓宽了报告的资料领域,从而也提升了报告的学术价值。
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考古系刘莉博士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云飞先生为报告提要作了英文、日文的翻译。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国内外学者关注跨湖桥遗址,研究跨湖桥文化。遗址被破坏殆尽,报告或已成为最重要的见证。每思及此,不胜惶恐之至。
最后需要声明,前此流传或发表的跨湖桥遗址2001年、2002年发掘资料和下孙遗址发掘资料,凡与本报告有出入者,均以本报告为准。

序言

钱塘江从皖浙边界蜿蜒向东,经625公里,入杭州湾。浙江北部的地理形势,被钱塘江一杭州湾切割成两块,北为杭嘉湖平原,南为宁绍平原,海拔多在10米以下,地势平坦,水网密布,是历史上著名的鱼米之乡。平原向西,则进入孕育钱塘江水系的丘陵、山地(彩版一)。
钱塘江入海口的北岸,杭嘉湖、宁绍平原西部毗邻处,有古城杭州。这里是东南沿海地区北向陆上交通的必由之径。钱塘江水系的浦阳江、东阳江、衢江河谷相互通连,也成为联系赣、闽、湘、粤的通衢大道。现在横亘东西的浙赣铁路、杭金衢高速公路就铺设在这一线。历史上杭州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这一作为交通枢纽的有利位置。
杭州对岸,东经约120。18’,北纬约30。05’,有名邑萧山。文献记载,秦时这一带为会稽郡治域。西汉初至元始二年(公元2年)问始建余暨县,属会稽郡。余暨之名,据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有三种解释,一是地处暨浦(浦阳江)百游,浦阳江经萧山入海,地域上已是暨浦之余,故称余暨;二是“暨”有及的意思,传诸暨(地名,萧山南邻)为越王无诸教化所及,“余暨”则又及也;三是“余”为越语,越人称盐为“余”,当地产盐又临暨浦,故名。新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改余暨为余衍。乾隆《萧山县志》:“《县志刊误》,余暨以其地能产盐故名,而王莽改余暨为余衍,亦即盐官斥衍之说。”东汉建武年间(公元25~56年),复称余暨,属会稽郡。永建四年(公元129年),会稽郡一分为二,钱塘江以西为吴郡,以东为会稽郡。三国吴黄武年间(公元222~229年),改名永兴,属会稽郡。西晋,属会稽郡。东晋太宁二年(公元324年)改会稽郡为会稽国,永兴属会稽国。南朝宋永初二年(公元421年),会稽国复为郡,至南朝终,永兴属会稽郡。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废永兴县建置,并入会稽县。唐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复设永兴县,属越州。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永兴为萧山(以城西萧山得名)①。后萧山作为县级政区地名一直沿用,县城为城厢镇。2001年,调整为杭州市萧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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