嬉皮士文化

嬉皮士文化“嬉皮士”文化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美，概括起来讲，在60年代的西方，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蔑视传统，废弃道德，有意识地远离主流社会，以一种不能见容于主流社会的独特的生活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现实社会的叛逆，这些人被称为“嬉皮士”（Hippie）。在60年代的西方，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蔑视传统，废弃道德，有意识地远离主流社会，以一种不能见容于主流社会的独特的生活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现实社会的叛逆，这些人被称为“嬉皮士”（Hippie），由嬉皮士参加的，以文化的反叛和生活的反叛为主要内容的反叛运动被称作“嬉皮士运动”。

嬉皮士运动是在反叛的自我意识的推动下开始了通向未知天地的旅程的。它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纽约等地以奇装异服和怪异行为反抗传统的比尼基分子。这些人鼓吹远离社会，提倡“新生活”、“新文学”和“新艺术”，他们吸大麻，听爵士乐，反对传统的两性观念，并创造了“hip”这个词，开嬉皮士文化之先河。

  嬉皮士文化“嬉皮士”文化分为两个阶段，当其刚兴起时是不同于中国人对嬉皮士文化的理解的，起初，青年一代追求理想主义，追求无政府主义，和平主义，喜欢群体聚会，喜欢到处游行表达出自己的心声，一种默默的，怨而不怒的方式，一种和平的，渐进的更富有理想主义的特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心中都有一个美好的世界，像约翰列侬的《Imagine》中“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 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 And no religion too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life in peace...”在安东尼奥尼《放大》中就给我们展示了这一面，在影片开始时，一群穿着五颜六色，奇装异服的青年人疯跑着，手中举着反战的牌子，并不在意行人的注视，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世界，他们沉醉于自己的世界中，一个虚幻而又真实的世界，一个常人难以理解的世界。一群傻瓜，一群理想主义者，一群反叛者，一群革命者。在片子结尾，这群青年人又出现了，在网球场上，其中的两人挥动着手中无形的球拍，注视着虚无的网球，挥拍、击球（没有球，但是在他们眼中却有球，有理想、有理想……因为他们早已在梦中反复的追寻着，重复的暗示，重复的潜意识的再现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有理想）。突然，球打飞了，飞过了围网，年轻人们注视着球划过得痕迹，一直看着球落到地面上。影片的主人公帮他们把球捡起来（手里攥着一团空气）将球扔给了他们，主人公不想打破青年人的梦，因为他在这个现实世界里看到了太多的阴暗，太多的无奈，这一刻他和年轻人们共同的沉醉在理想和虚幻之中。

　　当然，从当时流行的许多社会表现中都可以看出前期嬉皮士文化的特征。比如，六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最好帮助理解的还是当时流行的英国迷幻摇滚。代表的也是大家熟悉的有披头士乐队、U2、PINKFLOYD等。他们在自己的音乐中建构了一个世界，一个理想国、太阳城，打破一切束缚，追求个人自由，追求平等和平，不要学校，不要老师，不要战争，不要私有财产，不要种族歧视，不要国家，不要……。一群充满才气而又有激情的年轻人影响了整整半个世纪，这是对传统文化的巨大冲击，对传统观念的极大破坏。但是他们有激情，他们有信仰，他们也许太理想化了、也许太纯洁了、也许太无知了……但这就是他们，他们可以唱“teacher leaving kids along”,可以唱“there will be no country”一直坚持着“don not givein,without fight”。也许写得太感性了，因为笔者深爱着迷幻文化，深刻体味着个中性情，所以用了大量的笔墨。

　　 嬉皮士文化而接下来，随着嬉皮士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及向全球各个角落的延伸，她却变了质，或者可以说有这么一层原因，是因为那个理想的泡沫随着无限的膨胀终究承载不了现实的厚重而破碎了。他们不再挥舞着旗帜到处呐喊，他们不再哼着披头士的歌嬉戏追逐。他们穿着肮脏的乞丐服吸着古柯碱，他们拿着棒球棒到处损毁财物，他们可以毫不吝惜自己和他人的身体，可以自残、可以自杀、甚至可以杀人，他们酗酒，他们吸毒，他们打架，他们抢劫财物但区将其藏在家中不用。他们更让人难以理解了，他们更极端了。

　　其实他们并不难理解，他们更表面了，他们更肤浅了，因为他们没有理想了，他们自暴自弃了，他们不愿融于社会，也许是孤傲，也许是假借孤傲之名而贪恋于享乐中。

性放纵”或“性革命”（sexual revolution）是“嬉皮士”亚文化群的又一个价值准则。在“嬉皮士”的许许多多的“解放”口号中，唯有“性解放”对美国主流社会的冲击最大，引起的争议也最多。

嬉皮士文化

如果说“嬉皮士”寻求“自我解放”的话，那么“性解放”则是所谓“自我”的最敏感和最核心的内容，因为“性”反映了人的本能，它是一个人的“自我”的体现。但是，“嬉皮士”所看到的是崇拜物质和金钱的生活准则把最能代表人的本能的“性生活”物化了，商品化了。它不是表现或满足人的内心需要，而是受外在因素的支配；它不是“自我”的组成部分，而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

罗斯扎克在谈到战后性生活受到扭曲的现象时指出：

　　我们所受的影响是，真正的性生活必须陪衬着一流的苏格兰威士忌酒、２７美元一副的太阳镜和带有白金头的鞋带。

　　性生活不是人的本能的满足，而是物质享乐的陪衬品。物质和金钱的价码越高，性生活才越理想。“嬉皮士”的性解放的目标，就是要把“性”从物质和金钱的“监禁”中解放出来。

  嬉皮士文化摇滚乐是“嬉皮士”的集体宗教，它表达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当时最受“嬉皮士”崇拜的有两个摇滚乐团：甲壳虫（Beatles）和滚石（Rolling Stone）。它们的出现将“嬉皮士文化”推向了高潮。摇滚乐以它与众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年轻人的不满情绪；它使人坐立不安，令人振奋，想和音乐一起动；而且这种动完全是听凭内心的感受驱使的自由运动——没有章法、没有步调，想怎么动就怎么动，充分表现了活力，表现了自我的存在。

此外，摇滚乐借助现代音响设备和灯光，造成一种梦幻般世界的效果，使人感到音乐不是来自舞台，而是发自人的五脏六腑，发自内心深处，使人感到一个新的“我”的存在。

“嬉皮士”崇拜的摇滚乐歌手是鲍勃·迪伦（Bob Dylan）。他的演唱充满了吼叫和哀鸣。这些不带学院味道的粗俗演唱手法，恰恰是离经叛道的“嬉皮士”所喜欢的。摇滚乐歌词多是反战、爱情、茫然或失望的内容，如“我无法得到满足”（滚石乐团）、“妈妈，我不知为啥生活”（鲍勃·迪伦）。迪伦在《大雨将至》中唱到：

我要在大雨降临之前回家去，

我要走进最密的黑森林深处，

那里人丁繁众，可都一贫如洗，

那里毒弹充斥着他们的水域，

那里山谷中的家园紧挨着潮湿肮脏的监狱，

那里刽子手的面孔总是深藏不露，

那里饥饿难忍，那里灵魂被弃，

那里黑是唯一的颜色，那里无是唯一的数据……

比尔·格雷厄姆（Bill Graham）是６０年代摇滚乐的活跃分子，并亲自创建了两个摇滚乐团。他在谈到对摇滚乐的看法时说道：甲壳虫乐队的歌词令人深思。年轻人想摆脱眼前的现实，就用摇滚乐做工具。他们用摇滚乐对世界说：“我们能做独立的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是革命者。……我们要消灭贫困、疾病和战争。”年轻人把对现实的不满全部发泄在摇滚乐中。

滥用毒品并不是“嬉皮士”的首创。他们的前辈——５０年代的“垮掉的一代”——就用吸大麻的方式表示过对现实的不满。“嬉皮士”只不过是继承了“垮掉的一代”的传统，并有了新的发展，从吸大麻，到用海洛因，再到用迷幻药（LSD）。

    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４日的《纽约时报杂志》有这样一段关于加州的海特－埃施勃里区的“嬉皮士”吸毒的描述：到处可以看到吸大麻的人。人们在边道上吸，在点心店里吸，坐在停着的车里吸，或躺在金门公园的草地上吸。街上几乎每一个２０岁的人都是用毒者，不是吸大麻，就是吃迷幻药，或两者都用。

　年轻人这样大范围地使用毒品，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空前的。这其中固然有年轻人离经叛道的心理在起作用，但是，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因素，即美国人从未像五六十年代这样对药品（英文的drug兼有“药品”和“毒品”二意）的依赖程度如此之大。据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平均每个家庭的药盒里有多达３０种药品。人们已习惯地相信，只要得一种病，肯定会有一种专治这种病的药。年轻人从小就懂得“药物治疗”（medication）是解决生活和心理问题的重要手段。加之，像大麻这样的毒品随处可以弄到（尽管贩毒是犯法的），也是导致年轻人吸毒的一个主要因素。

     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美国社会普遍对“药物治疗”的崇拜心理和随处可以弄到大麻，因为除“嬉皮士”以外的任何年龄层和社会阶层的人都可以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导致“毒品文化”（Drug Culture）的出现是“嬉皮士”厌恶现实、幻想在毒品给予片刻的幻觉中得到安慰的反叛心理。他们受不了父辈一味追求物质成就的生活哲学。吸毒能使他们忘掉眼前的现实，进入一个“自由世界”。正如美国著名的幽默大师阿尔特·布赫瓦尔德（Art Buchwald）说的那样：“吸毒包涵着极大的反社会成份。”

　　１９６７年，一位“嬉皮士”对《纽约时报杂志》记者谈她的看法：

　　每个人都应吸毒，就连儿童也应如此。他们为什么不能早一点儿觉醒，非要等到老呢？人类需要彻底的自由。上帝就在那里。我们需要消灭虚伪、欺诈、谎骗，重新回到我们儿童时所具有的价值观念的纯洁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