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领域效应

本研究的时间范围是中国转基因食用油强制性标签有效实施前后的一段时间，目标就在于分析超市转基因食用油市场份额及其变化趋势，随后分析城市消费者个体对转基因食用油的购买决策及其改变的影响因素，并就以上两部分的分析作比较与验证，综合的判断影响超市转基因食用油市场发展的因素，预测其发展趋势。我们首先从南京市超市获得转基因标签实施前后一段时期的食用油实际销售数据，接着通过与江苏省城调局合作开展城市居民入户调查，从家庭食用油主要购买决策者那里获得标签实施前后共两年中的购买决策信息和相关特征。

在完成对超市数万笔食用油实际销售记录的收集整理后，我们通过混合截面数据模型分析了加总后的转基因油市场份额的影响因素，得出以下两点主要结论：（1）转基因油的市场份额在强制性标签实施前后发生了统计学上非常显著的变化，市场份额下降了4.23个百分点。(2)转基因油的销售量稳中有升，其市场份额具有统计上不很显著的长期微弱增加的趋势。

随后，通过对江苏省1000户城市居民食用油消费情况的收集整理，我们建立二元选择模型分析了超市消费者的各类特征对其购买食用油决策的影响。我们按消费者关键特征划分出由不同种类决策改变引发的“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分析它们如何加总形成转基因油的市场趋势，并与超市食用油的实际销售数据作比较和验证，弥补前一数据在研究市场份额变化时消费者特征因素的缺乏。我们得出以下两点主要结论：（1）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受到购买决策者的特征、风险意识、家庭社会经济因素等各类特征的影响；（2）转基因油市场份额的改变受到较高收入者的“结构效应”影响，而低收入者的“总量效应”没有明显发生，一系列因素可能导致对“总量效应”乃至转基因油市场份额的低估。

        价格、收入、信息等因素在决定中国消费者选择转基因食品的决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转基因信息源之一的标签的实施在短期内会降低转基因油的市场份额。在相当长的的时间内，由于整体收入水平所限，中国消费者仍然将主要关注价格因素。价格的下降会使中国低收入者从中得到更多好处。随着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加速迁移，加之城镇低收入群体因为收入提高或转基因食品的价格下降而涌入超市消费，转基因食品面临的市场需求会快速放大。然而，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总体认知水平仍然不高。这就表明了在今后一段时期，随着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程度的逐渐提高，加之收入状况的进一步改善，消费者的接受程度和购买意愿会逐渐下降。这意味着转基因技术只有不断进步，给消费者带来比同类的普通食品更多的价格和健康收益，否则转基因农作物的商业化会越来越受到来自公众的阻力。

在转基因技术发展的机遇与挑战面前，依据本研究的相关结论给出以下建议：政府应当加强对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相关知识的正确宣传，对转基因食品的监管政策应当关注广大低收入消费者的福利。此外，各地政府应当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制定转基因食品产业的发展规划；转基因食品企业应当深入细致的研究消费者自身的一系列特征及其对购买转基因食品行为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开展市场营销。企业应当在短期内做好消费者一旦知情就会减少购买转基因食品的准备。同时，在长期中理性的着手培育转基因食品市场，努力争取消费者的支持。

探讨血红蛋白病的点突变有关β-珠蛋白AvaII位点基因多态性的分布规律。方法以居住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克里雅河下游封闭人群(克里雅人群)为研究对象，采用聚合酶-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PCR-RFLP)技术和凝胶成像分析方法，对54例无血缘关系的健康克里雅人群的染色体进行检测，应用SPSS12.0统计软件分析基因型频率、基因频率分布，并与其他种族进行比较。结果调查人群β-珠蛋白AvaII位点基因的等位基因频率：β-Gg1=42.59%，β-Gg2=57.41%；基因型频率依次为：β-Gg1/2=48.15%，β-Gg1/1=18.52%，β-Gg2/2=33.33%，3种基因型的分布符合哈迪-温伯格（Hardy-Weinberg）平衡吻合度定律。与外国人群相比，β-Gg1/1型分布频率显著高于韩国和柬埔寨人群（χ2=7.1543，χ2=6.1024，P=0.005）而Gg2/2型分布频率显著低于中国南方汉族人群（χ2=6.2163,P=0.01）。β-Gg1和β-Gg2等位基因频率分析显示，克里雅人群同样与中国南方汉族和日本人群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9351,P=0.001）。而与其他的人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新疆健康克里雅人群β-珠蛋白AvaII位点基因分布特征及其等位基因频率分布与其他人群不完全相同，存在不同民族与区域上的差异。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是计算机的世界，信息IT产业的高度发达使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它使我们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许多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生物学家都预言：二十一世纪将会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就连信息时代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也曾断言：超过他的下一个首富一定出自基因领域。

　　人类基因的研究初衷来源于拯救生命。美国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之前有一个攻克癌症计划，当时投资几百亿美元，最终发现，必须在破译人类基因的基础上才能剖析并克制各种疑难病症。比如对于癌症，科学实验表明，人体内有两种基因，一种是抑癌基因，另一种是原癌基因。在正常情况下，人体的抑癌基因起作用，导致原癌基因象电灯开关一样是关闭的。但诱发癌症有许多因素，例如环境因素、遗传因素等，一旦引发体内某种基因突变，一条基因的变化如同第一张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引起其它基因连锁反应，而原癌基因就在这些变化中被打开了。如果人类了解基因的奥秘，只要切断基因的通道，或者是对抑癌基因与原癌基因有了解之后，重新启动抑癌细胞，去控制癌细胞使其不再增殖；或者是找到另外一种基因让癌细胞死亡等等，利用基因治疗都可以使癌症不会再肆虐人类。

　　1995年至1996年，外国人打着各种旗号到中国来抽取血样，特别厉害的一次是在浙江的一个山区里面，一个家族几代共100多口人，患有家族性哮喘病，血样被廉价地抽取，用于研究与这个疾病有关的遗传基因。这种情况发生后，引起了业内人士的震惊。1997年7月，原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中国遗传学的奠基人谈家桢先生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出，我们如果不能保护好自已的基因资源，不能加快我们的基因开发进度，如果没能拿到自己的专利基因，那么下个世纪中国的生物工程产业，特别是医药行业，将犹如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江泽民总书记对此高度重视，并在信中做了如下批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得珍惜我们的基因资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许多国家不约而同地把生物技术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培育，纷纷采取加强领导、增加投入、搜罗人才、抢占专利、建设园区、培育产业等各类措施，加速抢占生物经济的制高点。生物经济的国际竞争呈现“跑马圈地”的激烈竞争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