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母

       对于《外祖母》，捷克斯洛伐克当代著名学者，前科学院院长尼耶德利曾在《论聂姆佐娃》一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聂姆佐娃的著作的确是捷克十九世纪最优秀的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如果我得从捷克文学中选出少数几部作品的话，我现在还不知道应该挑选哪一些，但《外祖母》则肯定是其中之一。这部作品是千百万人都会珍视的。……即使对那些还不知文学和艺术为何物的儿童来说，《外祖母》也是那样一部美丽而迷人的完美读物。……当我们开始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艺术的时候，《外祖母》又映现在新的光辉之中，它是一部奇美的真正的艺术作品。……我每次重读时，我的新的生活经验又使我从那里发掘出新的美、新的真理、新的智慧。”

　　这是尼耶德利对《外祖母》的热情讴歌，实际上也代表了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它的共同评价。 聂姆佐娃于一八二O年二月四日生于当时奥地利帝国首都维也纳。母亲是捷克人，父亲杨·邦柯是奥地利的日耳曼人。聂姆佐娃出世后，父亲在一家贵族爵府里找到一个马车夫领班的职位，全家才迁到捷克斯卡里采附近的拉笛博日采村。聂姆佐娃在这里度过她的童年，并且在斯卡里采受了她一生中所受的唯一学校教育——小学教育。

 相关图片       聂姆佐娃的一生是凄凉而又光辉的，她同时兼有“殉难者”和“战士”的命运。她一出世就遭到母亲的白眼，因为她违反了十五岁的母亲的愿望，在母亲结婚之前就降生了。芭蓉卡的童年过得很寂寞，直到外祖母玛·诺沃特娜迁来，才得到了她渴望已久的抚爱。关于她童年的生活、她对外祖母的热爱和崇敬，后来都一一写进了《外祖母》一书之中。 一八三七年聂姆佐娃十七岁的时候，凭父母之命嫁给一位比她大十五岁的海关税务官约·聂麦茨。聂麦茨当时虽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聂姆佐娃和他在一起并未享受到家庭幸福。因为她具有一颗高尚的心灵，不能安于那种平庸的生活。十二年后，她在给丈夫的信中坦白地承认了这一事实。信中说： “从童年时代起，我的心灵就一直在渴望教育，渴望一种我在周围看不到的最崇高、最美好的东西，厌恶一切庸俗和粗暴的东西。这不仅是我的幸福，而且是我的痛苦；这是我们破裂的原因。我的心灵渴求人的爱抚，我需要爱情，就像花朵需要露珠一样，我一直在寻找着自己所感受的那种爱情，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这封信简直就是聂姆佐娃整个灵魂的剖白，它不仅说明了她根据亲身的痛苦经历深刻地体会到妇女地位的低下，使她后来成了为妇女自由与权利而斗争的积极战士，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提供了探讨聂姆佐娃文学活动的线索。她的文学活动一开始就带着鲜明的目的，她想通过这条途径来鞭挞她所厌恶的“一切庸俗和粗暴的东西”，探求她所渴望的“最崇高、最美好的东西”。 　　

一八四二年，聂姆佐娃迁居布拉格，在浪漫主义诗人赖贝斯基的影响下开始写诗。不久她改写童话，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后来集成《民间传奇与故事》七卷。在这些作品中，聂姆佐娃表现了她对人民的热爱和对被压迫者的权利与妇女的自由的追求，同时也意识到“在这个社会里，一般劳动人民还未被算在民族之内”。她的童话集出版后，在小市民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原来聂姆佐娃在他们那种平猥琐生活的死水潭中投下了一块巨石，打破了他们的安宁。由此她才知道，并不是所有自称为爱国主义者的人都是站在人民一边的。 后来，聂姆佐娃先后在多玛日利采、伏雪鲁普、韵堡采等地居住，广泛地接触了贫民生活。伏契克说：“聂姆佐娃和穷人的关系并不是绸缎与破布片的关系，而是一个衣着褴褛的人和与她相似的人们的关系。她不仅感觉到自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而且她和他们一样。”聂姆佐娃不只是看到了贫民的悲惨生活，还意识到必须改变他们饥饿和无权的地位。在她给女友卡·斯坦柯娃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你不会理解穷人的贫困。请相信我：任何一个老爷宠爱的小狗都不会吃这些穷人不得不吃的东西。但就是这样的食物他们有的也不多。有多少金钱浪费在各种愚蠢的事上，有多少金钱在打牌时输掉，又有多少金钱挥霍在漂亮的装束打扮上！但是有的人却在饿死！正义啊！基督的爱啊！看到了吧，这就是将要改善人类生活的进步业绩！每逢我想到一切是怎样安排的，而一切又应该是怎样安排的，一种希望就抓住了我：走到这些不幸的人跟前去，向他们指出需要到什么地方寻找正义。‘狗被锁链缚着，扒手得意洋洋，狗一挣断锁链，扒手也就完蛋’。”她当时发表的许多作品，如《多玛日利采近郊的图画》、《寄自多玛日利采》、《主妇闲谈》和《木采莱的奇迹》等，都是通过艺术形象阐明了她这种思想。 　　一八四八年，意大利和法国革命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在这个暴风雨般的年代，聂姆佐娃以战士的姿态出现在农民中间，向他们讲解欧洲的时局，鼓动他们奋起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黑暗统治。当政府当局宣布宪法上规定的自由权利以示让步，各城市居民受到迷惑而雀跃狂欢的时候，聂姆佐娃发表了《农民的政策》，提出严重抗议。她痛心地问那些狂欢的大人先生们是否想到过，工人们为了遵照警察局的命令表示庆祝，把自己仅有的钱买了蜡烛，而全家人却在忍饥挨饿。 同年布拉格六月起义爆发时，聂姆佐娃热情地从乡下奔向布拉格。起义失败后，聂姆佐娃并未失望，她参加了当时的进步组织“捷克摩拉维亚兄弟会”，继续寻求她的“人类真正博爱”的道路。 　　

一八五〇年，聂姆佐娃又迁居布拉格，此后，除了曾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去旅行外，她一直没有离开过那里。聂姆佐娃的晚年生活是十分困难的。在社会上她遭到反动势力的恶毒攻击，被诬为“危险的妖妇，恶劣的母亲”，并受到警察监视，处于孤独的地位。但聂姆佐娃并未因此而气馁，她仍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当伟大的爱国诗人哈夫利切克①出殡时，她违抗警察的禁令，向诗人献上了用荆棘编成的花冠。在经济上她也非常拮据，甚至连出门穿的皮鞋也没有。后来诗人哈莱克回忆此事时说，捷克民族应该为此感到羞耻。暮年丧子使聂姆佐娃十分痛心，在贫病交迫的情况下，于一八五四年春执笔写《外祖母》，六月完篇，翌年出版，只得到一百五十八块金币的稿酬。聂姆佐娃于一八六二年一月二十一日逝世。 聂姆佐娃的名著《外祖母》不仅是捷克文学的一颗明珠，而且是捷克人民在民族灾难深重的漫长黑暗时代的一盏明灯，它给了捷克人民以希望与力量。因此，要了解《外祖母》在捷克文学中的巨大时代意义，还须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 捷克民族具有胡斯革命运动的光荣传统。十五世纪，捷克人民为了保卫民族的独立和生存，曾在胡斯革命运动中的民族英雄杨·日希卡的率领下，长期浴血奋战，先后击败了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组织的五次十字军征伐，在捷克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十七世纪初，在反对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白山战役”中失败后，捷克民族从此沦于日耳曼民族的奴役之下，长达三百年之久。在哈布斯堡王朝野蛮的统治时期，统治者曾在捷克强制推行日耳曼化，焚烧捷克文学书籍，放逐著名学者，禁止使用民族语言，使这个民族濒于灭绝的境地。这就是捷克民族史上悲惨的“黑暗时代”。 　　

       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捷克开始进入了争取独立的“民族复兴时期”。当时，爱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把争取恢复捷克语言的合法地位作为争取独立的一种手段，他们有的编写捷文字典、语法和捷克民族史，有的收集民歌和民间传奇，但由于当时捷克文字已被人遗忘，处于湮灭境地，初期有些著作甚至是用德文或拉丁文写成的。直到聂姆佐娃这一代，才彻底冲破前人的条件限制，开始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即城乡贫民的语言）进行创作。而聂姆佐娃在捷克文学史上的功绩，就在于以自己大量绚丽多彩的著作，为捷克近代散文文学奠定了基础。 聂姆佐娃的《外祖母》描写的正是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当时捷克社会情况是非常复杂的：贵族、地主、官僚都是日耳曼人，捷克城市上层生活也已经完全日耳曼化，软弱的捷克资产阶级又不能提出自己明确的政治纲领，只是躲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卵翼下乞求自己的所谓“民族权利”，而广大城乡劳动人民则在民族和阶级的双重压迫下呻吟，并且被排除在“民族”之外。因此，当时捷克社会给觉醒的爱国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捷克民族是否还存在，谁是捷克民族的真正代表？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聂姆佐娃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站在时代的前列，通过自己的《外祖母》对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作了科学的回答。她明确地向世界宣告：捷克民族尚未被灭绝，捷克民族的语言、传统和风俗习惯都完整地保存于民间，只有城乡劳动人民才是“捷克民族的核心”，才是捷克民族的真正代表！ 　　

       聂姆佐娃笔下的外婆以无比高尚的道德精神力量压倒了现实生活中的主人公爵夫人，成为拉笛博日采山谷的“灵魂”，这实际上就点明了《外祖母》一书的主题思想：捷克人民才是捷克土地上的主人！ 　　

       《外祖母》写的是聂姆佐娃的外婆玛·诺沃特娜颠沛流离、含辛茹苦的一生。然而作者并没有给外婆写传记，更没有局限于真人真事；相反，作者用人民大众艰苦的生活经历和智慧，丰富了外婆的形象，把它塑造成一个具有劳动人民各种优良品德的光辉典型。外婆的形象是捷克劳动人民品德与智慧的化身。 　　

从结构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出作者除力求创造出一个光辉的劳动妇女形象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描绘出一幅“捷克农村生活的图画”。小说是从外婆搬到女儿家度晚年开始的，除第六章魏克杜儿卡的故事外，其余各章都是通过外婆的日常活动来介绍劳动人民之间的纯朴友爱的关系、拉笛博日采山谷四季美景的变化、民间的风习和节日。作者通过这些细腻的描绘把读者领进捷克农村，使其与他们共同呼吸，乐其所乐，忧其所忧，从而变成他们的朋友，并深刻地认识到：捷克人民是勤劳、朴素、勇敢和友爱的人民。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优美的民族语言，以及良好的风俗习惯，这样的人民完全有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初看，作者笔下的拉笛博日采山谷的确是一个富有诗意的世外乐园，在那里人们完全生活在和平与友爱之中。然而，作者并没有把生活理想化，魏克杜儿卡的凄凉的歌声还不时打破这儿的宁静；如果我们再把克瑞斯特娜和米拉的遭遇联系起来看，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个美好的小天地里还存在着另一种人，他们在摆布并威胁着这些善良人的命运及其和谐的生活，那就是贵族爵府及其帮凶。第六章在结构上虽然是独立的，但它是全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作者通过魏克杜儿卡的悲惨命运，向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提出了有力的控诉。魏克杜儿卡的遭遇不是一般的情场失意，而是罪恶社会所造成的结果，如果外婆不营救克瑞斯特娜，她也会变成魏克杜儿卡第二，变成爵府匪徒的牺牲品。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作者通过外婆的嘴谴责了爵府的表面豪华，而实际上空虚无聊的生活。作者两次借公爵夫人之口赞美外婆：“这女人真幸福啊！”用尼耶德利的话来说，这是作者对贵族生活的全盘否定。在聂姆佐娃的作品中，除了享有盛誉的长篇小说《外祖母》之外，还有著名的短篇小说《野姑娘芭拉》、《穷人》、《庄园内外》、《善良的人》和《老师》等。本书选收的《野姑娘芭拉》和《善良的人》是作者晚年的绝唱，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捷克农村的风貌，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充分地表达了作者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成为捷克民族在遭受日耳曼异族压迫的那个漫长的黑暗时代的一面镜子。此外，这些作品中的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浓郁的生活气息，生动朴素的群众语言和独特的民族风格，也赢得了捷克人民的喜爱。

　　《外祖母》是聂姆曹娃的代表作。

　　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主编的《欧洲文学史》说，“女作家鲍日娜·聂姆曹娃（1820—1862）是这一时期（指十九世纪中期——笔者注）捷克重要作家之一。”“她最著名的作品是中篇小说《外祖母》（1855）。”“这部小说为捷克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已经成为捷克家喻户晓的一本名著。”

　　王瑶、季羡林分别作序、陈志强主编的《中外文学系年要览》说，1855年捷克聂姆曹娃发表《外祖母》。“这是她最成功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为捷克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成为捷克家喻户晓的‘生活百科全书’。《外祖母》已译成几十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外祖母》中文版译者吴琦在《译后记》中说，“鲍日娜·聂姆佐娃是捷克十九世纪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同时也是捷克近代散文文学的奠基人。”“她的名著《外祖母》不仅在她的祖国是家喻户晓的百科全书，即使在世界文坛上也久负盛名，已有四十余种文字的译本，成为人类文化中一块瑰宝了。”

　　我读的是吴琦的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小说开头有题辞：“这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最后一次注视那和蔼而恬静的面孔，吻那布满皱纹的苍白脸颊，凝视那显现出多少善良和爱的蓝色眼睛；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那苍白的手最后一次给我划十字祝福！——善良的老人已经不在了！她早已在那冰冷的土地里安息了！

　　但对我来说，她并不有死！——她的形象连同她那丰富的色彩一齐深深地嵌入了我的灵魂，只要我活着，我都将活在其中！——假如我完善地掌握了画笔，亲爱的外婆啊，我会另一个样子来描绘你的；然而这幅水笔速写的素描，——我不知道，不知道，人们是否喜欢它！

　　但你常这样说：‘世上没有一种能使谁都满意的人。’如果这本书还能找到几个读者，他们能用我描写你时的那种喜爱来读的话，那就足够了。”

　　第一章这样开始：“外婆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全书这样结束：“第三天早上，认识外婆的人都来送殡，当那一大群人的送殡行列经过庄园时，一只白手掀起沉重的窗帘，公爵夫人在窗口出现了。她那悲凄的目光一直把送殡行列送到再也不能看见的地方，然后她放下窗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微语着说：

　　‘这女人真幸福啊！’”

　　小说从外婆接受请求搬到维也纳大女儿家跟外孙儿女度过晚年写起，写到“外婆静静地离开人世”。书中的外婆就是作者生命中的外婆，外婆的大外孙女芭蓉卡就是现实中的作者自己。小说写外婆跟作者一家度过的温馨、宁静的农村生活，写外婆和村里乡亲们亲切的日常交往，写外婆周围的人们喜乐悲辛的人生故事，更写了作者和一群小伙伴在外婆关爱下的悄然成长。小说写的是外婆，但最有魅力的是跟外婆连在一起的和谐、纯朴、掺有若干悲凄的农村生活的全部。可以说，小说是回忆录性质的，具有成长小说的特征。

　　小说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关于魏克杜儿卡凄惨身世的插话。插话是外婆应邀带孙辈到猎人大爷家纺纱时，猎人大爷说出来的。

　　魏克杜儿卡是村里一个农民的女儿，“是一个像覆盆子那样美丽的姑娘”，“媒人把门槛都给踩凹了，”“父母看中了许多人”，“但女儿自己就不想懂这个，她只看中跳舞跳得最好的人，而且也只在舞会上。”

　　驻在村里的一个大兵看上她，老“像影子一样地跟在她后面”，“净盯着她看”，“像个畜生一样连话也不说一句”。可恶的眼睛盯得她在家里也坐立不安，“这真把她折磨苦了。”她跟女朋友们说：“假如现在有女婿来求婚，不管是贫是富，是美是丑，只要是外村的，我马上就嫁给她。”人家婚书写好了，她答应三个星期后就做人家的妻子。但那种恐怖的时刻又重新降临，铁匠大娘让她全神贯注地“向保护天使祷告”，“一心盼着邪恶脱身”。

　　“她这样平安地度过了一两天；第三天就上爸爸田里最后的角落上割苜蓿去了，临走时还告诉长工，叫他马上就跟着来，快点把它割完。她用轻快的步伐走了，就像踊跃着的牝鹿一样，以致人们都停下脚步来看她那美丽的姿态。她去时是这样，而回家时是去割青苜蓿的长工把她抬回来的，那时，她面色苍白，而且还受了伤。腿上扎着白色薄手帕，是人们用车把她送回来的。”

　　铁匠大娘把所有的人轰走。“‘告诉我吧，孩子，那是怎么回事儿，你是受惊了吧？是谁用这块手帕给你扎腿了？我怕那些多嘴的看见，早就把它藏起来了，’小心谨慎的铁匠大娘边说着，边把她的腿放在床上。

　　“‘你把它放在哪儿了，大娘？’魏克杜儿卡连忙追问着。

　　“‘在床垫底下。’

　　“魏克杜儿卡抽出那条手帕，仔细地端详着上面的血迹，端详着那不熟悉的绣名，她的脸色由苍白而变得通红了。”

　　她“双颊是冰凉的，手也是冷是；只有那对眼睛在燃烧着，呆呆地凝视着那条用双手举在面前的手帕。”

　　她低声地开始说话，“我又想朝山坡那边看看，看见了一个人站在树下——是大兵哪！马上，我转身就跑，可就在这一刹那间，我踩着了路旁躺着的刺，把腿划破了。我并没有叫，可是，痛得我眼睛直冒火花，便倒在地上了。就像在梦中似的，我看见一个人把我抱起来带走了，后来一阵剧痛才把我痛醒过来。那个大兵在小溪边跪着，把自己的白手帕用水打湿，再把它扎在我的腿上。”“他跟我说，他爱我，说我是他的幸福，是他的天堂哪！”“说他从第一次看见我就爱上了，他在避免跟我说话，怕把这些话告诉我，因为他怕把我拖进他的噩运里去了。他说，这命运到处在追迫着他，不让他像别人那样幸福地过活。哦，他还说了许多话，我都记不得了，他直把我说哭了。我完全相信了他，我对他说，我怕他，就因为怕他才嫁了人……”“他说过，迷人的是爱情，别的叫我不用相信”。

　　她能起床了。妹妹告诉她：“在大兵撤走的头天晚上”，“他时常在屋前屋后来回走着，我总是逃开了，那一次，他在果园里追上了我。他给了我一些草药，求我给你煮好，说喝了你就会好些；可我跟他说，我从他手里什么东西也不接，我怕他给我送来苋了。当我不肯也不接他的草药时，他说：‘那你至少为我转告魏克杜儿卡一声，说我走了，我可决不忘记自己的诺言，希望她也不忘记我们的重逢！’”

　　“‘好，玛仁卡，做得好，你真是个好人，谢谢你的转告。现在去睡觉吧，去吧！’魏克杜儿卡在听完后对她说，并抚摸着她那丰满的肩膀。”

　　第二天早上妹妹醒来的时候，魏克杜儿卡的床已经空了。

　　一年过去了。人们才发现魏克杜儿卡坐在山坡上两棵交叉的松树下面。她已经疯了，住在树林里一棵松树下的山洞里。有时候她来到村子里，人们跟她接触，她就拼命逃开。夜里山坡上常听到她凄凉的歌声。

　　《外祖母》主要是一幅和谐、宁静的“捷克农村生活的图画”，但时断时续的魏克杜儿卡的故事及其回声，为小说中美好祥和的农村生活涂上了一道悲辛的色彩。实际上，外婆本人年轻时的故事，后来小说中比魏克杜儿卡更小辈的同样美丽动人的克瑞斯特娜的故事，都跟魏克杜儿卡的故事具有“同构性”，三个故事生长的土壤是一样的，它们的枝叶和花果有所不同，只不过是体现了“多难人生”的多样性。

　　《中外文学系年要览》说聂姆曹娃“刻画人物和描写情节十分细腻，准确逼真，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外祖母》确实写得十分细腻，但决不芜蔓。苛刻地读去，竟发觉每一个语句都有值得存在的理由，这在翻译过来的汉字文本是殊为难得的。

　　聂姆曹娃1843年开始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写诗。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主编的《欧洲文学史》说，“这正是捷克文学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发展的时期”。因此，《外祖母》写的是真实的“捷克农村生活的图画”，通篇却充溢着优美、浪漫的抒情氛围。

　　《外祖母》中文译本18．4万字，254页，可以是中篇，也可以算长篇。《欧洲文学史》和《中外文学系年要览》的说法不一样，概出于此。从份量上说，我倾向于它是一部值得常读的长篇小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