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精神

西柏坡精神

中文名 西柏坡精神
会议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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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内容

西柏坡精神会议

西柏坡时期,毛泽东思想继续得到丰富和发展,包括军事思想、战略战术思想,特别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制度的思想,以及从国情出发,走中国式的建设道路,通过建设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都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西柏坡精神,不仅是我们党,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特别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发扬光大。

时值党中央进驻西柏坡50周年,西柏坡——这个党领导的“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自然成为人们瞻仰的必去之地,西柏坡精神也自然成为专门研究者的热门话题。

本质上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

弘扬西柏坡精神弘扬西柏坡精神石家庄市社会科学院夏月娥主编的《建设一个新世界》一书指出,内涵是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本质属性的总和。我们认为可以这样表述:西柏坡精神是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历史转折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既善于破坏旧世界、又善于建设新世界的革命精神,它既是对中国共产党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概括和总结,又是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升华。

领袖集团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常瑞平撰文指出,什么是西柏坡精神呢?其基本内涵十分丰富,包括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自强不息的赶考精神;团结进取的大无畏精神等。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以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组成的领袖集团集体智慧的结晶。

精髓是实事求是

唯物辩证法认为,革命精神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只有建立在一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的革命精神,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和促进力。西柏坡精神作为历史的产物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后人不论从何种角度去概括总结,都不能超越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周恩来同志曾经指出:“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指挥三大战役在此,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此。”三大战役和七届二中全会都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件,在西柏坡这个农村指挥所里,党中央,毛主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吹响了彻底埋葬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号角,这就是历史事实;人民革命力量发展壮大,革命形势急剧高涨,群情振奋,胜利在望,这就是革命精神产生的客观物质条件。

正是在如火如荼的革命高潮中,产生了两个“敢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两个“善于”(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科学精神,两个“坚持”(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团结统一)的民主精神,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创业精神等多种革命精神,这些革命精神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在不同方面的表现。正确地分析敌情、我情、友情,适时作出战略决战的决策,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正确分析中国国情和革命胜利后的形势,提出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因此务必要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深入调查研究,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建立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前方打老蒋,后方搞土改、建政权等无不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总之,实事求是是研究西柏坡精神的指导思想,也是西柏坡精神的精髓。

弘扬西柏坡精神弘扬西柏坡精神

本质特征是两个“敢于”、两个“务必”

弘扬西柏坡精神弘扬西柏坡精神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对于物质的每一个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①革命精神是在继承和发扬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的,后者是包容了前者,因此,历史愈向前发展,革命精神的内容愈丰富。不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就只能笼统的称为革命精神,而不能区别为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了。

研究西柏坡精神的本质特征,就是具体分析西柏坡精神产生的历史条件。西柏坡精神是在战略决战的殊死搏斗中产生的,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夜产生的,是党中央在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因此,西柏坡精神有大决战硝烟的洗礼,有迎接胜利喜悦的撞击,有摧毁旧政权、建设新政权的各种困难的挑战,有长期从事农村工作得心应手、炉火纯青经验的升华。这一历史阶段虽然短暂(不足一年,连同中央工委在西柏坡的活动不到两年),但由于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是中国历史上最生动、最活跃、最威武雄壮的一幕,因而,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革命精神更具有创造力和表现力,应该有别于被逼上井冈山产生的井冈山精神,有别于被迫踏上长征路的长征精神,有别于极端困难条件下依靠自力更生发展壮大产生的延安精神。

党中央进驻西柏坡期间,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年,敌我力量对比虽然在数量上仍然表现为敌优我劣,但如果加上人心向背和质量对比,我则已占优势。正是这种形势下,我们党发出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号召,用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鼓舞人民,藐视敌人,夺取胜利,毅然发动了三大战役,展开了空前决战;三大战役胜利后,夺取全国胜利己成定局,面对纷杂万端的社会矛盾,我们党一方面要求全党、全军再接再厉,将革命进行到底,不要半途而废,另一方面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在夺取政权后,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两个“敢于”体现了大无畏的英雄革命主义精神,两个“务必”体现了积极进取不断革命的精神。这两种精神贯穿于党中央在西柏坡期间革命斗争的全过程,成为最突出的特点,并且两种革命精神互相辉映,相得益彰,成为夺取胜利,迎接解放,战胜困难,实现转变的强大精神支柱。这一时期还有许多鼓舞军民奋斗的革命精神,诸如,着眼大局服从大局,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坚持团结统一,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立新世界等革命精神,这些革命精神是以往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是围绕两个“敢于”、两个“务必”革命精神的展开,并为其服务的。总之,西柏坡精神尽管有多种概括,但其本质特征,应该是两个“敢于”、两个“务必”。

弘扬西柏坡精神弘扬西柏坡精神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升华

党在领导革命斗争中产生的精神总是一脉相承的,这是由党的事业是在连续不断中开拓前进,后一时期总是包含前一时期斗争成果的客观规律决定的。一种革命精神一旦形成,就会转化为巨大的精神财富,具有长久的影响力。因此在概括某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革命精神的涵义时,总会包含以往革命精神的成分。如井冈山精神包含着坚定的理想信念,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长征精神包容着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坚韧不拔的英雄气概,维护团结统一的高尚品德,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崇高思想;延安精神包含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爱国主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其中各自包含的理想信念、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等革命精神都有其特定的内涵,但在其表述上却很难分开,且这些革命精神都是用实事求是这根红线,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目标联在一起的,本质上是一致的。

革命精神一脉相承的特点,决定我们在概括西柏坡精神时,应着眼于继承、发扬、发展、创新。所谓继承和发扬,就是看党中央在西柏坡这个历史阶段,有哪些老的、好的传统和精神发扬光大了;所谓发展创新,就是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哪些是新产生出来并形成巨大影响力的思想作风。继承和发扬了的革命精神,发展创新的革命精神,结合起来才能构成西柏坡精神的全部内涵。

总之,西柏坡精神是党直接从事武装斗争20余年积累了丰富斗争经验的产物,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一次大检验、大总结、大发展,是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锻造的革命精神的一次大升华,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在注重研究它的本质特征时,必须历史地、全面地概括它的全部内容。

全党精神风貌的集中反映

西柏坡精神是与西柏坡紧紧连接在一起的,这是因为党中央在西柏坡,党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西柏坡,西柏坡同井冈山、延安一样是革命圣地。但是,如果仅仅考查西柏坡的地理环境、战略地位、风土人情,研究西柏坡军民的精神风貌,并据此概括西柏坡精神,那是不完全的。因为,西柏坡和井冈山、长征路、延安的特定的时代条件和地理环境不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是敌强我弱对比悬殊的条件下,红色政权被四面包围或者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的特定环境下产生的。艰难困苦的环境要求党领导下的军民,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坚毅的革命精神,顶住压力,战胜困难,求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与之相适应的革命精神是被逼出来的,有自发产生,逐步发展的特点。而西柏坡精神则是党已经取得了战略决战主动权的条件下产生的,它汇集了党的传统的革命精神,反映了党进行战略决战的决心,体现了全党和各解放区军民的精神风貌,具有主动性。

具有指导现实、昭示未来的不朽意义

革命精神是一笔财富,具有凝聚党心、军心、民心的巨大作用。概括西柏坡精神,既要尊重历史,总结出反映当时时代特征的革命精神的内涵,又要遵循历史为现实服务的方针,挖掘出在当时产生,但对现实和未来都有指导作用的革命精神的内涵,以使其成为中华民族永久的精神财富。

西柏坡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作为不朽的丰碑,将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振兴中华而拼搏奋斗的精神支柱。

主要内涵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公仆精神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法宝。西柏坡时期,如何打败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取得革命最后胜利,是当时的“历史之问”。面对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满足广大农民的利益需求,成为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在当时最重要的体现。这一时期,我们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将农民群众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提到战略高度,在解放区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满足了农民获得土地这个最根本的利益需求。开展“土地还家”,广大农民全力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使国民党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最后一碗米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件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儿子送到战场上”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

西柏坡精神代表着不畏强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西柏坡时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敢不敢不失时机举行战略反攻和战略决战,敢不敢将革命进行到底,是党面临的重大战略抉择。在这个关键时期,党中央对革命形势进行了科学分析,坚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进行的是正义的、进步的战争,而国民党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进行的是反人民、非正义的战争。因此,尽管国民党拥有军事力量对比上的明显优势和先进的美式武器装备,表面上看起来气势汹汹,但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各自为战、人心涣散、无心恋战。与国民党军队完全不同,“小米加步枪”的人民军队众志成城、士气高昂、敢于斗争、艰苦作战,骨子里有“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和深厚的为民情怀。怀着坚定的信念,在力量还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刘邓大军以一往无前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千里跃进大别山,以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拉开战略进攻序幕。在决战时机成熟时,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敢于攻取对手占领的重要城市,敢于决战敌人强大兵团,指挥了规模空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创造了震惊中外的战争范例。

在消灭国民党主要军事力量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极力使中国革命止步,国民党为争取喘息时间,提出和谈,图谋“划江而治”。面对历史抉择,我们党号召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申明无论和谈是否成功,都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敢于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允许革命半途而废的坚定信念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使命担当。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政治协商、团结合作的民主精神

西柏坡时期,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开辟第二条战线,制定争取团结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革命统一战线不断扩大。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北上解放区,参加新政协,自愿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了社会各界空前大团结。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新型政党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了新中国人民民主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立规严纪、集中统一的看齐精神

西柏坡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全党向中央看齐的思想。西柏坡时期,各解放区连成一片,人民解放军开始大兵团正规作战。我们党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变化,提出强化看齐意识,严格自律要求,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和纪律建设,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多次督促请示报告制度落实,强调这是“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在西柏坡召开的九月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厘清了各级权力,有效地规范了党内运行机制,维护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央颁布《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一系列制度,提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七届二中全会作出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的六条规定。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赶考精神

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历史转折到来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同志基于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对中国共产党实践经验的历史总结和深刻领悟,对未来革命和建设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深刻思考,高瞻远瞩、把握未来,向全党同志描绘新中国宏伟蓝图,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告诫,提出了“进京赶考”的历史命题。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全面规划新中国制度框架与政策设计;警示全党同志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忧思因为胜利可能增长的“四种情绪”,防止“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强调“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同志,“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即“两个务必”。

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之际,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历史命题,决心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长久执政,引领中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两个务必”与“进京赶考”的提出,在国际共运史上第一次初步解决了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长久执政和历史使命的重大课题,丰富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和建设理论。坚持“两个务必”,有助于党员干部增强“赶考”意识,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克服革命到头思想和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做到掌权不忘责任重、位高不失公仆心,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自觉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保持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工作的饱满热情。

基本特征

彻底革命性

军事上将革命进行到底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凭借军事上的优势,出动160多万军队,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毛泽东洞察形势,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不被国民党汹汹气势所吓倒,与国民党反动派针锋相对、坚决斗争,并且提出人民解放战争分为防御阶段、进攻阶段、决战阶段等三个阶段的理论。在解放战争的第一个年头,以防御为主,歼灭国民党军队正规军98个旅78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和重点进攻。接着又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敢于斗争、敢于反攻,开始了战略反攻阶段。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战略部署,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太岳兵团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地区;华东野战军挺进鲁西南,三支大军打到国民党区域,转入外线作战,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1948年5月26日,毛泽东从阜平县城南庄移驻西柏坡后,运筹帷幄,在国民党军队数量上占优势的形势下,敢于战略决战,组织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表元旦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旗帜鲜明地提出“敌人不会自动消灭”,告诫人们不要象寓言中的农夫可怜冻僵的毒蛇,而要“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当国民党政府拒绝了和谈协定,毛泽东、朱德于4月21日向全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保卫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追歼国民党残敌,至1949年12月,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中国大陆,把胜利推向全中国。纵观整个解放战争的历史,每个战略阶段、每次战略决策,全部体现着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政治上的不断革命

在我党历史上,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形势急剧变化的伟大时期,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最后胜利的关键时期。毛泽东总是站在历史的潮头,以跨越时空的目光洞察世界,不断用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及时指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第一,全面否定封建专制,实行民主政治。

第二,彻底消灭盘根错节的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

第三,高瞻远瞩,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

第四,敲响“警钟”,告诫共产党人时刻警惕“糖弹”的攻击。

第五,不断地调整政策,提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著名论断。

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西柏坡精神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它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为内在动力。目标明确,表现坚定、持久。

具有明显的时代性

西柏坡精神只有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历史转折时期才能形成,而且只有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时期,才能集中地表现为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革命精神,它是对长期以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概括和总结。

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实践中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它既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未来的昭示,激励人民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本质特征是两个“敢于”、两个“务必”

中共平山县委宣传部阎保印、宋乐恒撰文提出,西柏坡精神的本质特征是两个“敢于”、两个“务必”。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对于物质的每一个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研究西柏坡精神的本质特征,就是具体分析西柏坡精神产生的历史条件。西柏坡精神是在战略决战的殊死搏斗中产生的,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夜产生的,是党中央在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因此,西柏坡精神有大决战硝烟的洗礼,有迎接胜利喜悦的撞击,有摧毁旧政权、建设新政权的各种困难的挑战,有长期从事农村工作得心应手、炉火纯青经验的升华。这一历史阶段虽然短暂(不足一年,连同中央工委在西柏坡的活动不到两年),但由于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是中国历史上最生动、最活跃、最威武雄壮的一幕,因而,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革命精神更具有创造力和表现力。

党中央移驻西柏坡期间,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年,敌我力量对比虽然在数量上仍然表现为敌优我劣,但如果加上人心向背和质量对比,我则已占优势。正是这种形势下,我们党发出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号召,用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鼓舞人民,藐视敌人,夺取胜利,毅然发动了三大战役,展开了空前决战;三大战役胜利后,夺取全国胜利己成定局,面对纷杂万端的社会矛盾,我们党一方面要求全党、全军再接再厉,将革命进行到底,不要半途而废,另一方面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在夺取政权后,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两个“敢于”体现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两个“务必”体现了积极进取不断革命的精神。这两种精神贯穿于党中央在西柏坡期间革命斗争的全过程,成为最突出的特点,并且两种革命精神互相辉映,相得益彰,成为夺取胜利,迎接解放,战胜困难,实现转变的强大精神支柱。这一时期还有许多鼓舞军民奋斗的革命精神,诸如,着眼大局服从大局,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坚持团结统一,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立新世界等革命精神,这些革命精神是以往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是围绕两个“敢于”、两个“务必”革命精神的展开,并为其服务的。总之,西柏坡精神尽管有多种概括,但其本质特征,应该是两个“敢于”、两个“务必”。

思想核心

夏月娥主编的《建设一个新世界》一书指出,西柏坡精神的内容十分丰富。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美德,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都汇集到了西柏坡精神之中。但我们认为,它的实质和核心是: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是因为:

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

当时一切工作的中心。当时我们国家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时期。大转折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即将被推翻、人民自己的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历史性转折,是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转折,是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伟大转折。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时期,我们党面临的任务十分繁重、艰巨和复杂。既要同国内外敌对势力作斗争,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解放全中国,又要为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建设国家制定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方针政策;既要加强党和军队的自身建设,又要做好群众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新中国而共同奋斗。这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而进行的。

任务提上了具体日程

只有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时期,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任务才提上了具体日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她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都是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过程。然而,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要是一种理想和信念。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探索革命道路,求得革命力量的生长。发展和壮大,主要是进行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完成民主革命任务,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准备条件。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新中国、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任务,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只有在解放战争开始后,特别是在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反动派全面反攻时,“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才作为现实的问题摆在了党和人民面前;只有在大决战以后,彻底砸碎国民党反动派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才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只有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才能把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应当采取哪些基本政策作为会议的基本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三大改造,终于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转变。

善于破坏旧世界与善于建设新世界

集中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无私无畏、彻底革命的浩然正气和崇高风范。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伟大民族,中华民族也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特别是在近代,中华民族受尽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蹂躏和压迫。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人民同三大敌人艰苦斗争二十多年,才夺取了中国革命在全国即将胜利的大好局面。为了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彻底砸碎旧世界,我们党制定了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镇压反革命中的政策和策略,并对各方面工作做了周密的部署。全党全军团结一致,严守纪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克服了各种困难,终于解放了全中国,使国家政权回到了人民手中,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总结过去,展望未来,铿锵有力地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正是对西柏坡精神的充分诠释,它说明,中国共产党是无私无畏、能够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为了民族的利益而英勇战斗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破和立是不可分割的。破中有立,立中有破,破是为了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就是为了破坏压迫、剥削人民的旧世界,建设人民民主、自由、幸福的新世界。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我们党即将成为执政党,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由战争转移到和平建设新中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柏坡精神也可以概括为建设一个新世界。

现实意义

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历程上铸就的一座精神丰碑,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等一道,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成为新时代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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