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中的选择压力是从两个角度分析研究的。其中,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进化中的选择压力,是偏重从种群、自然环境的变迁等角度来讨论。在群体中,选择压力常常用选择系数来表示。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进化中的选择压力,是偏重对DNA等遗传载体的分析研究。
如果某DNA突变对于生物是有益的,对这个突变的选择就是正面的(positive selection)。根据有益优势水平的不同,这个有益突变在正面选择下在种群中广泛存在需要不同的时间,短的可以是几代,长的可以上成千上万代。
如果某DNA突变对于生物是有害的,对这个突变的选择就是负面的(negative selection)。有害突变常常在种群中被消灭。
如果某DNA突变对于生物是有害的,但是却不是致命的(立即被消灭),那么这个突变就将处于纯化选择作用之下(purifying selection)。理论上,纯化选择将消灭群体中的有害突变。但是轻微有害突变的命运则没有那么明确。
如果某DNA突变对于生物体没有影响,或影响不明显,对这个突变的选择就是中性的(neutral selection)。
2012年11月,据国际著名的细胞出版社杂志《遗传学趋势》报道,我们的智力和行为需要大量基因发挥最佳功能,而这又需要相当大的进化压力来维持。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提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理论:我们的智力和情感能力正在损失,因为赋予我们脑力的错综复杂的基因网特别容易受基因突变的侵害,而这些基因突变的选择不是为了让我们迎战现代社会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不再需要智力去生存。
农业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可能削弱淘汰造成智能障碍的基因突变的自然选择能力。通过计算有害基因突变出现在人类基因组的频率以及假设智能所需的2000到5000个基因,估计3000年——约120代内,我们所有人经历了2次甚至更多次对智力或情绪稳定性造成伤害的基因突变。同时,来自神经学的发现显示,和大脑功能有关的基因特别容易受到基因突变的影响。
更少的选择压力和大量易受影响基因的结合正侵蚀我们的智力和情感能力。但失去的速度非常慢。从社会发现和进化的快速步伐来判断,未来科技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
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经研究发现,许多现代因素可以解释男性和女性平均寿命的差距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并且具有普遍性。该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Daniel J. Kruger说:“女性的寿命要长一些,人们在18世纪中叶就知道因性别差异引起的寿命差异,这源于我们的进化历史。男女不同的寿命不仅仅体现在人类上,一般的黑猩猩和其他一些种类的雄性的寿命情况也是一样。”
进化与人类适应计划的课题负责人Randolph Nesse也认为男女寿命的不同是由于生物自发的吸引异性的结果。
Kruger说:“整个模式是由性别选择的结果和男女繁殖后代的规则决定的,女性一般对于后代的繁殖的贡献要比男性大,并且男性要互相竞争才能吸引住女性同伴。”从孔雀绚丽的尾部可以看出,雄性孔雀为了得到雌性孔雀的欢心而激烈的竞争着。自然界中,雄性动物经常参与争斗等较危险的活动,这就缩短了它们的寿命事实上,现代的生活方式便拉大了男女寿命间的差距。
男性的生理学特征,是在漫长的性别竞争的过程中形成的,不利于长寿命。男性免疫系统相对来说比较脆弱,其身体不能够消化食用的脂肪,并且由于行为上的原因使得男女寿命的差距越来越大。因为正常死亡率会越来越低,而行为原因引起的死亡会越来越普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