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文化界统一战线的报纸。1937年8月24日在上海创刊。后迁广州,再迁桂林出版。
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整个编委3 0 人,多数是共产党员和进步文人。创办时,经国民党和共产党协商,由双方派出人员并共同提供经费。
后期,国民党方面的工作人员陆续退出,报纸的编辑工作主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
由于该报的组织者、采访者、编辑、出版者都是当时相当有影响的人物,因而这份4 开4 版的报纸刚一面世,便显示出了强大的号召力。
日发行量8000份,影响及于西南、华南各省与海外。
该报广开言路,报道各党各派、各种政治力量的抗日主张和活动。宣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坚持办报与组织救亡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同抗日群众建立密切关系。不少著名政治家、学者、文化人为该报撰稿。
该报主要专栏有:战局鸟瞰、战事报导、社论、世界的一日、救运特写、救亡短讯、组织民众特辑、消灭汉奸特辑等,内容核心是如何抗日救亡。为了增加渲染气氛,在报纸的边线之外,都印上各种醒目的口号,如:“我们要抱定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决心”、“我们要把所有的人力物力贡献给国家”、“胜不骄败不馁,牺牲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等等,很能鼓舞人心。
为报社撰稿的人多是文坛巨子及军政要员。如茅盾、王统照、胡愈之、林语堂、潘汉年、郑振铎、柳倩、沙千里、刘白羽以及国共两党军政要员冯玉祥、陈诚、张治中、朱德、彭德怀等,毛泽东和蒋介石也时常在该报发表抗日演说.
文艺副刊“文化岗位”“十字街”内容丰富多彩;“岗语”专栏发表的杂谈,三言两语,寓意深刻。夏衍主持笔政期间,每天1篇社论,累计450余篇。这些文章题材广泛,见解独到,文字简洁生动,借鉴杂文笔法,自成一体,很受读者欢迎。
1941年初国民党发动包围袭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后,于1941年2月28日停刊。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5年10月10日改名《建国日报》在上海复刊。同月24日被迫停刊。
广西桂林市文化局官员19日介绍说,为保护抗战重要文物遗址,桂林市相关部门决定对位于该市太平路的《救亡日报》社旧址前楼展开落架修缮工程,今次修缮是《救亡日报》社旧址1984年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后的首次维修。
《救亡日报》社旧址前楼在1984年10月8日被公布为桂林市文物保护单位。旧址地处桂林市中心区域,周围有各种商业店铺、居民楼,且毗邻乐群市场。由于长年未进行维修,砖木结构的小楼已成危楼。此前,当地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曾多次呼吁对上述保护单位进行保护和维修。桂林市文物管理部门通过与《救亡日报》社旧址的使用单位多次沟通,按“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拟将整个单体建筑的屋面梁架全部拆除重新组装的修缮方法,正式启动此次维修工程。
据介绍,《救亡日报》于1938年在上海创刊,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主编。1939年1月,《救亡日报》被转移到桂林复刊,接受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领导,以太平路8号一幢简陋平房作为编辑出版地。在桂林复刊期间,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以团结文化人士、发动抗战救亡工作为主要任务,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舆论阵地之一。“皖南事变”后,《救亡日报》于1941年2月停刊。
“5月11日那天,我把我家珍藏了近70年的《救亡日报》捐赠给了东阳市档案局,心里觉得踏实多了。”昨天下午,东阳市歌山一中教务主任楼晓良告诉记者,“我这个待嫁的‘女儿’现在终于有了好的归处。”
楼晓良是东阳市歌山镇楼西宅村人,其父亲楼富根曾在上海中华制冷设备厂工作,上世纪60年代回到东阳。1996年,75岁的父亲过世后,楼晓良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叠发黄的旧报纸,一看还是抗战时期在上海出版的《救亡日报》,共九期一增刊。
据了解,《救亡日报》是一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纸。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开始。上海文化界积极投入了抗日救亡的宣传运动,《救亡日报》于8月24日出版,这份由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的报纸为八开四版日报,郭沫若亲笔题写报头并任当时的社长,夏衍任总编辑,11月12日上海失陷,该报还坚持出版,至22日出版第85号,终被日本侵略者逼迫停刊。
“当时我就觉得这些报纸可能是比较珍贵的。”楼晓良说,于是他就精心保管了起来。去年正值抗战胜利60周年,他的一位朋友在他家看到了这几张报纸,认为非常有价值,当地媒体纷纷给予了报道。
东阳市档案局得知后也表达了馆藏的愿望。“把报纸捐赠给档案局,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惨痛的历史,也使珍贵的报纸能够得到更好的收藏,了却我的一桩心愿。”楼晓良说。
“这样珍贵的有关抗战的资料我们还是第一次收集到。”东阳市档案局局长吕跃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