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约

徐中约及其作品(5)徐中约教授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从香港去美国念历史的，师从费正清、杨联升、赖肖尔、兰格和叶理绥等人。其中，费正清和杨联升是美国研究中国历史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一个是研究中外关系的，一个是研究社会史的。和徐中约先生一起在哈佛求学的包括余英时先生、周策纵先生等，他们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候，跟随美国最重要的汉学家读书，然后留在美国发展。他们是二战以后中国人到美国汉学界发展的第一批人中的代表。^[1]

徐中约兼有实证和思辨之长　

受访人：茅家琦（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新京报：虽然徐中约先生在海外享有盛誉，国内读者都比较陌生，请您介绍一下他的经历。

茅家琦：徐中约1923年在上海出生，194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来到哈佛大学读研究生，1954年获博士学位。后来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任教，做过历史系主任，长期在这里工作。1971年，由圣巴巴拉分校几百位教授组成的学术评议会遴选徐教授为“研究讲座”(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这是该校最高的学术荣誉。

改革开放初期他回国探亲，我在南京大学接待过他。

新京报：在摆脱西方汉学对于近代中国的解释方面，徐中约先生做了哪些努力？

茅家琦：他接受了费正清冲击一回应模式的影响，但又不完全赞同。他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背景，所以近代史要从明清交替写起，强调中国历史本身对近代史的影响。他不是从概念和框架出发，他有他自己的框架，但是从事实出发的。

新京报：在内地、台湾以及海外的近代史研究中，我们总能看到意识形态的局限以及各地学者受地域局限所具有的固有观念的束缚，你认为徐中约先生是否具有同样的局限？为什么？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徐中约先生所表达的“折衷调和的历史观”？他的调和是否成功？

茅家琦：我认为，徐中约先生在本书中表达出来的一些个人观点，还是很值得研究的。

新京报：徐中约先生说，“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可以被看作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而美国则是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身。它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碰撞。通过影响、融合和适应，这种碰撞既可以使原有文化扭曲变形，也可以使原有文化得到充实提高。只要双方和平共处、容忍差异、增进协调和谅解，就会出现一个史无前例的和平昌盛的新纪元。”如果以一位史学家对另一位史学家观点的看法而论，你如何看待他的观点？徐先生是否过于乐观？

茅家琦：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我同意徐先生的这个看法。但是，从现实政治问题来看，很多问题就很难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