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

1979年至1982年，西北大学经济学本科。^[4]

1982年至1984年，西北大学经济学硕士。

1988年至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硕士。^[5]

1992年至1994年，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4]

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师从著名经济学家、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以及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6]

张维迎1984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

1984至1990年，在体改委工作期间，在国家级杂志上发表数十篇有广泛影响的论文，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

1994年8月至1997年8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教授。

1997年9月至2010年12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1998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

1999年开始，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2002年，任北大校长助理兼光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5]。

2005年，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2006年至2010年12月，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曾任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5]。

2012年12月，卸任北京大学校长助理。

2014年，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离职，重新回到他曾经的创业之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7]

张维迎兼任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同济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的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的研究员，国家体改委企业改革咨询委员，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学术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学科专家评审组委员，国务院国家审批制改革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委员，《电信法》起草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科学部专家委员会委员、工商管理组副组长，《经济研究》、国际学术期刊Journal of Restructuring Finance和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编委，英文学术期刊China Economic Review（2003-2005）和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顾问委员会委员。

曾任国际中国管理学会（IACMR）副会长、中国经济学（CEA）（英国）副主席。

2008年7月4日，张维迎在陕西西安参与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火炬传递活动。^[1]

2016年，与中国台湾经济学家林毅夫就产业政策展开激辩，引发全国关注。

2010年网络上发起的“唐骏学历造假事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打假热潮。2010年7月29日，这打假的目标转向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教授张维迎。但此后张维迎通过博客发表声明，对此作出了澄清。^[8]

学历证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简历造假：1获得牛津大学硕士学位时间造假；2获奖资讯造假；3编造不存在的书作为自己的著作；4盗取他人贡献。——张教授在无数次给企业家演讲时强调企业家要‘讲诚信’……”网友孔曲波发于2010年2月的微博被翻了出来，并且被广泛转载。孔曲波表示帖子是被朋友翻出来的，他是从一本书上看到的，书是2010年从新加坡花了几百块钱买的正规出版物。关于张维迎造假的内容，大概有十几页，只是书中的一部分，还有更多名人造假的证据。对于发微博一事，孔曲波表示：“发帖只是说我看了这本书，（对于张是否造假）我没有做调查，这点我必须说清楚。”“我也没有必要炒作。”此后，孔曲波已经将帖子从微博中删除了。但已经转发的帖子还在流传--（摘）。

事实上，这并不是张维迎被第一次质疑造假。最早的质疑帖早在2007年就已经出现，也曾引起争议，但最后不了了之。最早提出质疑的网友是搜狐网友“踏月留伤”。而他质疑的内容与孔曲波从书上看到的内容大致吻合。

首先是获得牛津大学硕士学位的时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官方网站上，张维迎的中文简历上只写着“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但英文版本上写着1992年获得硕士学位、1994年获得博士学位。而网友“踏月留伤”提供的一份由牛津大学学位办公室大卫·布朗的回复显示：“张维迎是在1994年7月30日获得硕士学位。”

其次，网络上广泛流传的张维迎简历中，其中包括央视对他的介绍，写着“硕士论文曾获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但根据网友“踏月留伤”的搜索，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Robert Shimer也同样声称自己获得了该奖项。“踏月留伤”上传了一份张维迎撰写的论文《从现代企业理论看国有企业改革》的扫描版本，上面写着“该奖为牛津大学所设的唯一的经济学研究生论文奖，每年授一名”。而Robert Shimer 邮件回复“踏月留伤”时表示，自己确实获得了这个奖项，至于其他人是否也获奖，他没有这个印象。由此，“踏月留伤”提出：“张维迎在获奖信息上造假：要么他和Shimer教授同时获奖，该奖就不是每年授一名；要么他根本没有得奖。”^[8]

张维迎被质疑的第三项是有关他的著作。“张维迎提到自己出版了一本著作《中国经济转轨》（与易纲、迟福林合编，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但在牛津大学出版社书目查询系统中进行检索，“未发现这本书”。^[8]

2010年7月29日晚，就有媒体收到了张维迎发来的邮件回复。附件中是1992年6月22日由牛津大学Macallister女士发给张维迎的通知。里面写道：很高兴地通知你和Robert Shimer一起获得了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奖金有200英镑，你将获得其中的100英镑。这封简单的邮件却能回答网友的两项质疑，首先，张维迎的硕士论文是在1992年完成并获奖的，其次当年有两个获奖者，分别是张维迎和Robert Shimer。

之后8月1日，张维迎在自己的网易博客中，发表了《关于质疑本人“学历造假”的声明》，对网友的质疑作出了完整回应，表示“出自本人的每个阶段的简历，其所有文字都是准确无误的，经得起任何形式的审查^[9]”。首先，关于学历问题。张维迎于1992年6月完成硕士学位学业后，即得到批准继续读博士学位，考虑到参加繁琐的硕士学位授予仪式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所以没有参加当年的硕士学位授予仪式；但想着以后参加一下，留个纪念，也就没有申请“缺席授予”。到1994年6月完成博士学位，于1994年7月30日下午一并先后参加了硕士和博士两个学位授予仪式。所以，博士学位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上的发证日期都是1994年7月30日。^[9]

张维迎其次，关于获奖问题。张维迎与英国学生Robert Shimer分享了1992年度最佳论文奖（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该奖项一般仅授予1人，但在考试委员会难以在两人之间比出高下的情况下，也有两人分享的时候。例如1997年的最佳论文奖由Magdalen 学院的MISS AMY FINKELSTEIN和Nuffield 学院的PIETRO STELLA分享。

第三，关于《中国经济转轨》的出版情况。1993年6月底7月初，由中国（海南）发展与改革研究院、留美经济学会、留英经济学会三家联合，在海口举办了一次经济改革的国际研讨会，由迟福林（海南研究院执行院长）、易纲（留美经济学会会长）和张维迎（留英经济学会副会长）负责组织工作，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会议之前已约定分别出版中文版和英文版的论文集，英文版计划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且与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协议。但编辑工作非常漫长，特别是国内作者的论文，翻译和修改起来难度非常大。大约到1995年下半年的时候，仍然有好几位作者的论文没有修改完成，此时出版社编辑也担心时过境迁，出版后销量不好（国外出书定稿之后还得很长时间），不太愿意出版。在此情况下，双方商定停止出版这本书。之后，还专门为已提交论文的作者（特别是海外经济学家）写了致歉信。张维迎在1995年5月之前的一个英文简历上曾列过这本书，但明确注明是“待出”（forthcoming）。在决定中止出版这本书后，个人简历和任何学术成果介绍中再未列过此书。

2004年的“郎顾之争”以及随之而起的第三次改革大论争里，张维迎就是一个重要角色。他那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句“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使他一夜间成为“人民公敌”。

2003年，他主持下的“北大改革”，“不升即退”、“终身教席”等措施引发诸多争议，一场蓄势待发的中国高校改革最终消弭于无形。

1983年，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为钱正名》一文，提出“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的惊人之语，文章刊登后，他旋即陷入一场全国大批判。

张维迎1996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张维迎做了一个比喻：假如把月亮交给一位农村老太太，月亮产权是清楚的，但没有效率，美国人随便就飞到月亮上去了，这个老太太管得了吗？由此他提出观点：进行产权改革，并不是因为产权不清楚，而是因为现存的安排没有效率。而对于国有资产管理方式，他指出“马背上画白道以得斑马”的治标不治本的改革思路行不通。

2000年6月，“50人论坛西安会议”上，张维迎的观点依然尖锐：“裁判和规则制定者一定是政府吗？”并建议政府官员应该人手一册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写的《国富论》来认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意义。

2006年3月，坚持自己“市场经济逻辑”的张维迎发表长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后遭到强烈质疑，被视为“既得利益集团代言人”。而一些批判者甚至没来得及看完他的全文，就断章取义地给了他“黑了心的”封号，原因之一是那句“官员是改革中相对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10]

张维迎在“2012中国绿公司年会”上表示，语言腐败是比政治腐败更为普遍、更为严重的腐败类型。“今天官员说我是人民的公仆的时候，实际意义是说我有权，我说了算。我们讲宏观调控，实际上就是通过微观操控而已。” 张维迎认为，一个报告动则两万字，很多都是喊口号，语言腐败使语言失去交流功能。同时，语言腐败理论上是不诚实。“目前假冒伪劣如此之多，语言腐败如此之多，社会道德衰弱一点都不奇怪。” 他认为如果消灭50%的语言腐败，就能够消灭90%的政治腐败和其他腐败。他呼吁我们要进入反语言腐败时代。

2009年9月，张维迎公开演讲时称，“金融危机过后……中国经济仍可保持高速增长。未来30年甚至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该言论引发民众热烈讨论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张维迎出席活动照(10)“教育及医疗是否应产业化？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我可以收费高，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比如，让穷人一年出4000元，他也出不起。”（注：从上世纪90年代医疗产业化后，中国医院收费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高于同期居民收入增加速度4倍以上。中国消费者协会2003年的一份统计报告指出，中国大概有50%的人生了病不敢去医院，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药品价格过高。而根据官方统计，中国10年教育乱收费已达2000亿元人民币！）

怪论：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只有做大蛋糕，才谈得上补偿。”

“中国的好多体制就像一堵墙，上面挖了许多狗洞，然后让我们钻狗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