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清教

清教运动历来是英国史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但我国史学界关于清教运动的研究十分薄弱。几年前，徐晓光的《西方史学界对英国清教运动的研究》一文曾使人们对西方名家关于英国清教运动研究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动向有了一个纵的初步的了解。本文试图以横的方面对所能见到的中外学者关于英国清教运动若干问题的看法加以综述并适当评说，尽力想对我国学者从整体上了解和研究清教问题有所贡献。

何为清教徒？何为清教？这是研究英国清教运动史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也是一个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史学界，人们通常认为，“传入英国的加尔文教成为清教，信仰加尔文教的英国人成为清教徒”2。而且人们认定，英国清教徒就是主张“纯洁”国教会，他们“以资产阶级早期思想反对封建主的奢侈游乐生活，甚至敌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艺术，由此被称为清教徒”3。苏联学者塔塔里诺娃也认为，“英国国教会的敌人极力想清除教会里的一切天主教残余，因此人们把他们叫做清教徒”4。另一个苏联学者约·阿·克雷维列夫也认为，英国清教运动是“采取宗教反对派的形式”进行的“政治反抗”。5西方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相同看法。有人认为，那些在玛丽女王时代逃亡国外的加尔文主义者在伊丽莎白时期回到英国后，“许多人希望清除天主教残余，这是对清教徒最简单的说明”6。还有人认为，以约翰·诺克斯为首法兰克福和日内瓦信教团体试图建立加尔文式的教会，他们要求“清洁”国教会，即清理其中的罗马天主教影响，因此被后人称为“清教徒”。7

应该说，以上仅仅是诸多看法中最普遍的一种，学术界关于清教徒和清教的定义真可谓五花八门。有人认为，由于清教是一个有弹性的概念，所以才导致了概念的分歧。8还有人认为清教是一个最不明确的定义。9C.希尔曾引用国会军一个将军妻子的话说，“如果有人对王国的耻辱感到悲哀，或者对穷人的苦恼、对以各种方式压迫国民以维护当权者利益的做法感到悲哀，那么他就是一个清教徒”；如果乡绅维护公共利益和秩序，反对歪恶，他就是清教徒。10G. M.特里维廉也认为，“最初，所有希望要么‘纯洁’英国国教中天主教残余、要么以各种‘纯洁’的形式各自作礼拜的人都可以称为清教徒，后来，许多教派和个人通常由于厌恶豪华和酷爱自由者都被称为清教徒。”11

也有人赋予前几天和清教的含义比上述说法还要广泛。A.弗伦奇认为，“所谓清教徒就是指一个人对其信仰的宗教或道德标准绝对服从”12。“从广义上讲，基督是一个清教徒，保罗·奥古斯丁和圣·弗兰西斯都是清教徒；从狭义上讲，劳德大主教也是清教徒。”13还有人认为，“自清教徒这个词在大约1565年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第一次出现以来，在究竟什么是清教徒或什么是清教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取得过一致。当时，清教徒是宗教宣传中的一个辱骂之词”，而且在整个16世纪它都是一个“虚词”而非“实词”。14同时他又认为，在那以前，清教徒这个词已存在一个多世纪，在基督教人文主义运动之前，清教徒是指整个欧洲的天主教徒中试图按照新约和圣父的教会模式改革教会的那些人，完全与文艺复兴的“轮回”概念相一致；在新教改革之前，那些人创造了“纯”、“纯净”和“净化”等拉丁词语，要求改革天主教。15最初，英国天主教徒把新教徒统称为“清教徒”，后来，新教内部又把激进派称为清教徒。16有人把这种含义极广的概念形象地描述为，“假如把清教主义比做是诞生于14世纪的一个婴儿，而玛丽女王时代则恰如哺乳期，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是断乳期，而詹姆士一世时代就到了青年期，查理一世时代已经是一个堂堂大丈夫，到了1642年终于发动清教革命，从而改变了整个英国历史和所有清教徒的命运”。17此外，有人认为，所有批评英国国教会的人都是清教徒，但教会分离主义者，即独立派，却不是清教徒。18有人说，独立派、长老派和坚持主教制的牧师都可以称为清教徒。19还有人对清教这个概念是否存在提出怀疑。20

这里，是非曲直的关键在于：要不要把清教与新教区别开来。M.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21一书中，从头至尾把这两个概念混同使用，而那本书的中文译者更认为“所谓新教亦称清教”。22我们认为，新教与清教虽有共同点，却不是同一概念，万不可混为一谈。在14世纪兴起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凡反对天主教神学统治的都被称为新教，但却不都是清教。而16－17世纪英国清教徒的革命色彩更是许多新教徒所不及的。当然，我们可以把清教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就其对社会历史过程的作用和传统教派划分来看，说劳德大主教也是清教徒很难令人接受。

这里，需要澄清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清教运动起于何时，二是清教思想源于何者。

在中国和苏联史学界，一般都认为，英国清教运动起于16世纪中期，清教思想源于加尔文主义。23因为“清教徒实质上就是英国的加尔文教徒”。24西方学术界也有许多学者持此观点。

但是，由于人们对清教概念的理解不同，所赋予清教徒的内涵不同，兴起的时间和思想渊源也不同。有人认为，早在加尔文主义传入之前，清教主义已经在英国存在并发展起来，因为15世纪末英格兰就出现一个要求改革天主教会的团体，亨利八世与罗马教皇的决裂推动新教进入英格兰，16世纪中期加尔文主义快速传播开来，到1570年已相当流行。清教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了。25另有人认为，“英国清教主义长期、缓慢的发展过程始于亨利八世的16世纪30年代”26。最初，国教徒和清教徒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二者都来自加尔文主义。“但是，当清教徒反对那些呆板的仪式而国教徒却坚持之时，他们心中正在发展的自由主义思想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结果：双方都开始摆脱加尔文主义那十分僵化的思想和宿命论。”27他认为，17世纪英国清教主义与14世纪威克里夫的思想不无联系，“虽然我们不能说前者源于后者，但我们可以认为，那已经觉醒的古老信念将激励人们去推翻劳德和查理一世”。28上述说法都属把清教与宗教改革联系在一起的观点。

也有人认为清教思想主要不是源于宗教改革。他们认为，“清教徒并不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宗教改革团体”，他们不是理性的发明者，清教思想与文艺复兴的联系比与宗教改革的联系更紧密。29这种观点认为，正是基督教人文主义对16－17世纪的清教思想产生了影响，其特征之一就是17世纪的清教徒思想仍保留着伊拉斯莫斯（按：伊拉斯谟）信徒的理想和方法。30他们认为，后来被历史学家们称之为“清教徒”理论的思想正是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清教徒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高举改革的旗帜在内战和大空位时期（按：查理一世被处死到查理二世上台之间的时期被称为“空位时期”，即Interregnum）为所欲为。31有人考证清教徒起源的时间时认为，清教起源“虽然要远溯到14世纪的威克里夫时代，但Puritan一名词的正式出现史册却晚到16世纪的后半叶。据16世纪英国史家J. A.弗劳德所著的16世纪之‘英国水手’一书中说，‘余最初见Puritan这一名称，系于1558年之文献中’……”32

由此看来，清教思想源于宗教改革还是文艺复兴是分歧的关键所在。我们知道，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欧洲宗教改革是文艺复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二者都视反对封建神学和神权为己任。但二者毕竟有差异。比如，在宗教问题上，人文主义者主张回到传统的原始宗教去，而宗教改革各派却提出了新的宗教伦理。当然，人文主义思想在16－17世纪英国确有相当影响，尤其在大学课程和教育学中较突出。33但人文主义的某些思想已渗入某些宗教改革理论之中，因此，应该说清教的主要思想源流是宗教改革。

从史学界研究现状看，英国清教徒的主张和观点主要有这样四个方面：a. 在宗教礼仪和教义上，清教徒主张清除国教中的天主教残余，纯洁教会；b. 在宗教制度和教会结构上，清教徒反对主教制，要求教会组织民主化，主张容忍政策和信仰自由；c. 在世俗生活上，清教徒主张节俭、勤劳，厌恶懒惰和邪恶；d. 在宗教理论上，清教徒主张“宿命论”和“因信得救”。

在中国和苏联史学界，多数学者对前两个问题较为重视，认为那是清教的主要特征，对第三个问题不很重视，而对第四个问题很不重视。例如，一本大学教科书在“清教运动”一目中竟对清教理论只字未提。34

实际上，这四个问题是不可分割的，但宗教理论应该是最重要的，因为伦理道德是那场运动的基础和出发点。在16－17世纪的英国，“宗教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加尔文清教主义已渗入英格兰的每个角落”。35有学者指出，加尔文主义的主要信条是宿命论或称命定论，即人类的大多数是命中注定要进地狱的，正是这种宣扬“可怕的末日”，从而容易使人绝望的上帝惩罚理论产生了清教主义。36M.韦伯曾引用威斯敏斯特信仰宣言中的词句说明加尔文主义的命定论。37韦伯认为，得到永久的拯救是宗教改革时代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而加尔文主义与天主教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一个彻底否认通过教会和圣事获得拯救而另一个则坚持这一点。38还有的学者认为，“加尔文主义比路德主义更推崇‘今生今世’的事业”39。A. 弗伦奇在论述由于宗教迫害而迁居北美马萨诸塞的清教徒时指出，对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产生影响的重大原则有两个，一是上帝恩典的契约，二是公理会（按：Congregation）主义的教义，前者即宿命论，后者即教会自治主义，或称教会分离主义。40

以往的研究仅说明清教徒反对主教制而很少说明为什么反对之，现有人专门研究这一问题。有人认为，清教徒反对主教制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几个人“独霸”权力而置其他人的责任与不顾而不满。41当时就有国会议员认为，主教制排除了世俗百姓所应负的责任，这正是导致“世俗界与宗教界、国会与主教、习惯法与教规、国家与教会之间对立的原因”42。同时，研究者还注意到，清教徒议员并“没有强调让所有的人对国家负有同样的责任”，而是主张按其职务、等级和财产的多寡来分享权力。43这种责任观点正是反映了新兴乡绅和商人阶层要求参政的愿望，而分享权力的主张又完全证实了清教徒与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

现代研究表明，清教徒各派在上面所谈四个方面的主张仍存在很大分歧。比如：清教徒反对什一税被认为是其反对国教的主要内容之一，但由于许多地方什一税的大部分被某乡绅所占有，44代表这部分乡绅利益的长老派就坚决反对取消什一税。45又如：清教徒与天主教是对立的，但独立派掌政之后却对天主教大发仁慈，以至于许多人抱怨独立派偏袒天主教。46与独立派相反，在理论上组织上主张民主，在宗教上主张信仰自由的长老派在行动上却不能容忍持不同观点的人，反对宗教迫害的人又搞起了宗教迫害。47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清教徒的观点也与通常的结论有悖：一般认为，清教徒反对一切文化娱乐活动，认为那些东西会动摇人们的信念，但作为清教徒领袖的克伦威尔却很喜欢音乐；48一般认为，清教徒反对偶像崇拜，但革命时期发布的一项摧毁偶像的政府命令在到处是清教徒的英国却难以推行；49一般认为，清教徒精神是那个时代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有人却指出，在17世纪20年代清教运动低潮而劳德的阿米涅主义盛行时期并没有出现科学的停滞或衰落；50一般认为，“清教徒就是英国的加尔文主义”，但作为清教徒的再洗礼派等许多激进派别却拒绝接受加尔文的正统观念；51一般认为，清教徒是反对主教制的，但有人提出，许多清教徒“并不关心主教问题，只要它仅仅是国王和国家建立的一个秩序”，52甚至有些加尔文主义者被詹姆斯一世提升为主教。53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再列举了。从这里我们看到，清教徒的观点和主张是十分庞杂的，仅根据其主张和观点来判定清教徒这一概念也是靠不住的。

自19世纪加狄纳提出“清教革命”的概念54以来，史学界几乎没有人再把英国清教运动作为纯粹的宗教运动来研究了。但对这场运动的性质还存在各种看法，归结起来大体如下：

资产阶级运动

它的出现和进行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息息相关。恩格斯曾认为，加尔文主义“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55中国学者杨真认为，“新型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也以反对国教的新教派别出现，这主要是16世纪6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中发展起来的加尔文教派清教徒”。56M.韦伯认为，新教伦理造就了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又成为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动力。57R. H. 托尼认为，清教运动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因为英国工业发达地区恰是清教运动的中心。58他认为，“清教是英国中产阶级的老师”，59清教徒本身并不是清一色的，“清教中有保守因素和传统主义，也有革命因素；清教中有铁一样纪律的集体主义，也有践踏人类圣餐中乏味膳食的个人主义；清教中有能够包容全世界成果的朴素的节俭精神，还有能够改变一切的勇敢精神。由于长期的孕育，它们之间的矛盾隐藏起来而在内战的熔炉中分离开来。长老派和独立派、寡头政论者和平等派、政治家和商人以及乌托邦分子，都以疑惑的目光注视着那些曾是自己朋友的陌生怪物。……斗争在继续，不过已不在清教同国家支持的另一观点之间，而是在清教本身的激进派之间”。60C. 希尔历来强调清教运动的资产阶级革命本质，偶尔使用清教这个概念也是为了使别人更好理解自己的观点，他曾指出，清教主义与晚期不从国教者之间的差别如同醋和酒一样迥然不同。61他认为，英国革命是一个内容极为广泛的社会运动，仅宗教就包括新教主义、爱国主义、国际关系、教会土地、主教制、高等法院、教会法庭、圣经解释、清教意识、个人尊严，以及言论、出版、集会和研讨自由等许多问题。62

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

恩格斯曾指出，从事革命的那些人生活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63。西方有人认为，“在英国有两种意识形态，一是习惯法的思想，二是清教思想”，习惯法思想保护个人解放和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清教思想推崇圣经真理和个人意识的至高无上。64K. 夏普认为，清教运动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意识形态上有组织的活动。65G. M. 特里维廉则指出，清教徒的宣传是在清除人民的无知。66实质上，希尔、韦伯等人也当属强调意识形态斗争之列，只不过他们没有那样明确罢了。国家、教会、各种社会集团三者之间结构关系变迁的表现和产物　有学者明确指出，不能把清教问题作为纯粹的思想史问题来研究，因为“思想史的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思想在特定情况下成功地发挥了作用，甚至是历史性的作用，而在另一些场合却没有起什么作用”。67他们认为，“考察教会、国家和决定性政治集团之间的内在结构关系可以找到问题的关键”。68他们指出，教会的文化定向和社会意义取决于一些值得注意的变量，诸如：教会的经济实力是强还是弱，是独立还是依附于某集团或个人；教会成员的社会地位是高还是低，特别是世俗社会集团利益对教会有何限制和影响。国家本身也是一个变量，它可能是统一的，可能有相当长的民族文化统一的传统；但也可能是不统一的，或由各种不同类型文化和政治传统构成一个混合型国家；统治者可能实行专制主义，也可能实行议会制；社会集团可能是封建的，也可能带有农奴制色彩……所有这些变量都对教会及其宗教政策产生影响，这就使交汇或与国家联盟，或与某些社会集团结盟，要么与国家一致，要么与国家对立，17世纪英国正是在“结构危机”的情况下发生了革命。69

关于国家政权形式和政治特点的斗争

是僧俗两界内部关系和相互关系的变革。有学者认为，当时，清教徒已经看到，“任何对国教的非难都被认为是对当局的反叛，而任何对君主制的批评都被斥责为宗教上的渎神”。70一位国会议员在给最高当局的信中指出：“天主教意味着专制，清教徒意味着混乱；天主教是迷信的源泉，清教是通向恐惧的大道，二者都是虔诚的敌人。”71有学者认为，当时教会与国家的基本问题都表现在权力归属问题上：在教会表现为权力归主教还是归会众，在国家表现为权力归国王还是归国会，结果产生了长老会制那样一种不论从宗教还是从世俗看都是“混合型的政府”，在宗教上，主张基督至上是君主制，主张古代传统的“好人政治”是寡头政治，主张人民在教会中有切身利益是民主制；从世俗看，保留女王陛下为君主制，权力重大的参政会的存在又是寡头政治，而国会及其构成又表现了民主制。72

一场理性运动

有人认为，从韦伯和托尼到希尔和瓦尔泽都没有把清教看成是一种理性运动，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在讨论清教徒社会伦理特征的同时，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清教徒期望一个与以往新教思想决裂的社会准绳，加尔文主义和圣经都曾阐述过理性罪恶的存在和不可忽视性。73他们认为，清教徒这个概念仅仅在16世纪40－50年代有意义，因为“在内战期间清教徒已停止了活动”。74

众所周知，16－17世纪英国的教派问题十分复杂，这不仅表现在教派数目繁多，而且常常是相互之间既有斗争又相融合，既有相同点又有分歧，党外有党，派中有派，朝秦暮楚者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区分和评价各教派早已成为史学界的一大难题。

多年来，各国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清教徒主要分成两大派，一为长老派，由富有者组成，持温和保守的观点；一为独立派，由乡绅和下层群众构成，持激进的革命观点。但在许多具体看法上的分歧还是十分明显的。

1. 人们大都认为长老派和独立派是宗教旗帜下的政治派别，但有人认为，“自伊丽莎白到查理一世，许多政治上的反对派被标以长老派和独立派的标签，这种标签几乎是不正确的和难以说明的，但还是沿用了下来”。75还有人指出，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长老派或独立派。这就对传统所说的清教徒两大派的划分提出了挑战。

2. 在两派形成时间上的认识差别是明显的，有人认为，早在都铎王朝时期各清教派已开始出现，内战之后在长期国会中，早已存在的长老派和独立派分别成为右翼和左翼的代表。76有人却认为，长期国会中长老派和独立派是以讨论“根枝法”和“大抗议书”时开始形成的。77还有人认为，独立派形成于1580年前后，表现为布朗教派的形成。78但有人却认为独立派和再洗礼派是在布朗派之后形成的，这里又把布朗主义与独立派区别开来。79托尼认为，从加尔文学说沿袭下来的主要教派有三个：长老派、公理会派和天人合一说派，其中长老派历史最久，早在伊丽莎白时代就已开始流传，第二派即教会分离主义，第三派为清教主义。80

3. 关于清教各派的起源，有人作了专门研究，认为16世纪60－70年代被称为清教徒的派别主要有三个：“原始反法衣派”、“消极反对派”和“长老派”。其中原始反法衣派又被称为“主教清教徒”或“遵奉国教的清教徒”。81其实质显然属国教派。史家们对所谓消极反对派的看法悬殊极甚，有人认为他们是正统的清教徒和清教运动的主要分支，有人却认为他们根本不是清教徒，还有人认为他们就是独立派的先驱。82第三派长老派被认为是“最激进的派别”。83

4. 关于长老派与独立派的分歧所在，各家的看法大相径庭。一般认为，长老派主张教会由会众选出的长老控制教会，并使教会独立于国家，而独立派主张由会众自由组织教会、独立形式宗教权力。有人却认为，长老派实际上主张由国会控制宗教事务，而独立派主张由地方行政官员控制宗教事务，这才是两派的根本分歧。84另有人认为，“长老派与独立派的分歧主要是对容忍的完全不同的看法”。85很多学者发现，内战之后，长老派与独立派分歧已不那么大，有些情况下甚至不分畛域，“在长老派占统治地位时，许多独立派成员成为长老，一些独立派领导人在宗教上完全是长老派”。86一般认为，普莱德清洗后的“残阙国会”是清一色的独立派国会，但有人认为，在残阙国会中长老派分子居多数。87甚至有人认为克伦威尔在政治方面趋于独立派观点，但在宗教和神学上却趋于圣公会主义。88

除上述几个问题外，16－17世纪英国清教运动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如：清教运动在英国历史上的地位如何评价，伊丽莎白、詹姆斯一世、查理一世、查理二世、克伦威尔等人的宗教观点如何评价，教友派、第五君主国派等激进派别的宗教观点和阶级立场如何，伊丽莎白时期清教运动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清教运动有何异同等等，因能力和篇幅所限，难以一一作答。

注释

1 《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6期。

2王荣堂等：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世界近代史》（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页。

3 杨真：《基督教史纲》（上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66－377页。

4 （苏）塔塔里诺娃：《英国史纲1650－1815》，中译本，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6页。

5 （苏）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上卷）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8页。

6 A. 弗伦奇：《查理一世与清教徒动乱——关于大移民原因的研究》，伦敦1955年版，第237页。

7 G. R.埃尔顿：《都铎王朝统治后的英国》，伦敦1981年版，第260－266页。

8 N. 泰亚克：《内战前牛津大学的科学与宗教》，载《清教徒和革命者——写给C. 希尔的一组17世纪史论文》（D.彭宁顿等编），牛津1978年版，第74页。

9 L. C. B.希曼：《新编英国史410－1975》，巴特勒和伦敦等1981年版，第257页。

10 C. 希尔：《革命世纪1603－1714》，纽约1966年版，第105页。

11 G. M. 特里维廉：《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下的英国》，纽约、伦敦1926年版，第60页。

12 A. 弗伦奇：《查理一世与清教徒动乱——关于大移民原因的研究》，第236页。

13 同前引。

14 L. J. 特林泰鲁德：《伊丽莎白时代的清教——新教思想丛书》，纽约、牛津1971年版，第3页。

15 同前著作，第4页。

16 同前著作，第8－9页。

17 （台）冯作民：《西洋全史》（八）宗教改革，燕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672页。

18 M.托德：《基督教人文主义和清教徒社会标准》，剑桥1987年版，第11页。

19 同前著作，第12页。

20 同前著作，第1页。

21 M.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成都版。

22 同前著作，第3页。

23周一良等：《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上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页。

24 塔塔里诺娃：《英国史纲1650－1815》，第35页。

25 F. C. 帕姆：《加尔文主义和宗教战争》，纽约1971年版，第88－90页。

26 A. 弗伦奇：《查理一世与清教徒动乱——关于大移民原因的研究》，第237页。

27 同前引。

28 同前著作，第246页。

29 M. 托德：《基督教人文主义和清教徒社会标准》，第16页。

30 同前著作，第17页。

31 同前著作，第21页。

32 冯作民：《西洋全史》（八），第670页。

33 M. 托德：《基督教人文主义和清教徒社会标准》，第53－54页。

34 王荣堂等：《世界近代史》（上），第27－28页。

35 P.莫拉：《复辟之年：1660》，波士顿1960年版，第25页。

36 A. 弗伦奇：《查理一世与清教徒动乱——关于大移民原因的研究》，第236页。

37 M.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80页。

38 同前著作，第86页。

39 I. G.巴伯：《科学和宗教问题》，新泽西1966年版，第48页。

40 A. 弗伦奇：《查理一世与清教徒动乱——关于大移民原因的研究》，第247－250页。

41 B. 曼宁：《清教与民主，1640－1642》，载D.彭宁顿前揭书，第141、143页。

42 同前引。

43 同前引。

44 同前引。

45 G.戴维斯：《查理二世复辟，1658－1660》，圣马力诺，加利佛尼亚，1955年版，第120页。

46 G. 戴维斯：《早期斯图亚特，1603－1660》，牛津1952年版，第209页。

47 W.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533页。

48 冯作民：《西洋全史》（八），第769页。

49 J. T. 克利夫：《冲突中的清教徒——内战期间和内战后的清教徒乡绅》，伦敦和纽约1988年版，第135页。

50 N. 泰亚克：《内战前牛津大学的科学与宗教》，第74页。

51 G. M. 特里维廉：《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下的英国》，第62页。

52 G.戴维斯：《早期斯图亚特，1603－1660》，第70页。

53 K. 夏普，《宗教与议会——早期斯图亚特史论文集》，牛津1978年版，第21页。

54 S. R. 加狄纳：《1642－49年的大内战史》，纽约1965年版。

55 恩格斯：《马恩选集》，第4卷，第252页。

56 杨真：《基督教史纲》（上册），第396页。

57 M.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章。

58 R. H. 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企鹅出版社1984年版，第203－204页。

59 同前著作，第211页。

60 同前著作，第212页。

61 C. 希尔：《清教与革命》，伦敦1958年版，序言第3页。

62 C. 希尔：《革命世纪1603－1714》，第106页。

63 恩格斯：《马恩选集》，第4卷，第231页。

64 C. 罗伯兹等：《英国史：从史前至1914年》，第1卷，新泽西1980年版，第21页。

65 K. 夏普，《宗教与议会——早期斯图亚特史论文集》，第21页。

66 G. M. 特里维廉：《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下的英国》，第64页。

67 K. 冯·格雷厄茨：《早期现代欧洲的宗教与社会，1500－1800》，牛津1978年版，第147页。

68 同前著作，第148页。

69 同前著作，第149－154页。

70 G. 戴维斯：《早期斯图亚特，1603－1660》，第69页。

71 同前引。

72 A. F. S.皮尔逊：《教会与国家：16世纪清教的政治态度》，剑桥1928年版，第43、136－138、142－145页。

73 M. 托德：《基督教人文主义和清教徒社会标准》，第4页。

74 同前著作，第12页。

75 G. R. 艾伯纳西：《英国长老派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1648－1663》，见《美国哲学社会科学单行本》，1965年5月，第5页。

76 塔塔里诺娃：《英国史纲1650－1815》，第75页。

77 王荣堂等：《世界近代史》（上），第34－35页。

78 冯作民：《西洋全史》（八），第674页。

79 G. M. 特里维廉：《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下的英国》，第261页。

80 R. H. 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第198页。

81 L. J. 特林泰鲁德：《伊丽莎白时代的清教——新教思想丛书》，第10页。

82 同前著作，第12页。

83 同前著作，第13页。

84 G. R. 艾伯纳西：《英国长老派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1648－1663》，第10页。

85 G.戴维斯：《早期斯图亚特，1603－1660》，第43页。

86 C. 希尔：《革命世纪1603－1714》，第165页。

87 G. R. 艾伯纳西：《英国长老派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1648－1663》，第20页。

88 同前著作，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