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楷,字嵩生,号忍公。兴宁县北乡三都三里(今资兴市香花乡)石鼓村程家人。 清同治十一年二月十七日(1872年4月4日)生。
光绪十七年(1891),程子楷赴衡州参加府试,有机会涉猎西学书籍,逐渐受到变法维新思想影响。光绪二十三 程子楷将军故居年,以生员资格赴长沙考试。当时甲午战败,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关头,血气方刚的程子楷心潮澎湃,借试卷抒发爱国激情,纵论国事,深中时弊,受到主考官湖南学政江标赏识,选为拨贡,经朝考,后补为湖北枣阳县知县。光绪二十六年,以唐才常为代表的维新派激进人士策划在湖北长江流域起事,他积极响应,参加“自立会”和长江两岸会党组成的自立军。
光绪三十年,弃官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耳濡目染,较快地接受西方学说,他的思想发生显著变化,并下决心投笔从戎,旋考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12月,和湖南留日学生黄兴、程潜、宋教仁、赵恒惕、曾继悟等及云南、直隶、河南留日学生共百余人,组织革命同志会。翌年8月,在日本江户谒见孙中山,从此热衷三民主义,程子楷首批参加同盟会,被推举为副揆(副执事)。不久,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毕业。
宣统元年(1909)程子楷受同盟会委派赴广西,与蔡锷一道训练新军,任新军教官,不久改任管带。他一方面在新军中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一方面发展秘密组织,与黄兴等共同策划推翻清王朝的大业。宣统二年二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他继续在新军开展革命活动。次年八月上旬,他受命由广西赴北京观看新军会操,途经长沙遇见程潜,遂同行北上。十九日车抵彰德,得知要爆发武昌起义,即与程潜南下武昌,以遂平生之愿。时京汉路已停止客运,于是改为航海南下,在上海又遇邓希禹、黄子伟二人同路。邓、黄均系清廷文官,愿意弃职从军。他们一行4人,于十月十三日从沪率乘轮船赴武昌。十八日,到达黄兴所在的汉阳昭忠祠总司令部,留任总司令部参谋。不久,革命军进攻汉口失利,程子楷返湘,出任湖南独立第四旅旅长,驻防岳州。他抓住时机,整休军队,蓄积革命力量。
民国2年(1913)3月20日,因袁世凯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激起“二次革命”。6月9日,袁下令缉拿湖南“乱党首犯”程潜及“附逆”程子楷、陈强等人。程子楷时长沙,不顾个人安危,与谭人凤、蒋翊武等人为湖南反袁独立奔走,促使湖南督军谭延闿于7月17日宣布独立。7月25日,湖南讨袁军成立,以程子楷为第一军司令(后代理总司令),赵恒惕为副司令。程子楷指挥讨袁军集中力量援赣,从萍乡进入新余,掩护赣军主力集中,赣督李烈钧部才得以从容入湘。后赣军战败,使谭延闿心神不定,首鼠两端,至8月13日便宣布取销独立,于是程子楷再次被袁世凯通缉,不得已逃往日本。
民国4年,护国战争爆发,程子楷自日本回国,入广东肇庆护国军第二军,任第一混成旅旅长兼攻赣右翼司令。他率部与北洋军作战,屡挫敌焰。黎元洪继任总统后,为表彰程子楷的功勋,特授予陆军中将衔,委任总统府一等咨议,并授大缓文虎嘉禾勋章。
民国6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号召拥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组织护法运动。程子南下广州,参与护法 程子楷书院军。10月6日,护法军湘南总司令部在郴州组成,推举程潜为总司令,程子楷为清乡督办兼筹饷督办。护法战争结束后,程子楷继任湖南省政府高等顾问。民国7年12月,湖南爆发“驱张(敬尧)运动”,程子楷热情支持进步学生驱逐张敬尧。接着,愤怒谴责镇压工农运动的赵恒惕。北伐战争爆发后,参加反吴(佩孚)委员会,欢迎和支持北伐军。“马日事变”后,为抗议反动派的血腥暴行,他决然辞去一切职务,归隐岳麓。在退隐的十余年里,他致力于支持革命志士、扶持公益事业。
卢沟桥事变后,程子楷力主抗战,慨然出任湖南省政府军事参议,参与3次湘北会战,到前线了解情况,慰劳伤员。后,日军大举南侵,他被迫避归资兴乡里。日军掠郴州、入资兴时,他年老力衰,疾病缠身,不得已避敌于中西乡木桥垄山中。日军得知他的名望,四出搜索,意在胁其充任伪职。他深知势危,扶病深避,颠沛于山岳之间,露宿风餐。民国34年2月12日(农历除夕),由于汉奸引路,不幸被获。日伪胁诱并用,他始终不为动摇,且用流利日语,痛斥日寇,遂遭幽禁。除夕之夜,他痛感国破家亡,忧愤交加,自缢殉国。[1]
民国35年,鉴于他在国民革命中建下功勋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为他举行隆重葬礼,并报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追授上将军衔。[2]
1946年,鉴于他在 国民革命中建立的功勋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并报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追授上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