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圣玛利亚女校

圣玛利亚女中创办于1881年，前身是文纪女校与俾文女校，校址在白利南路（今长宁路1187号）。

1851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琼斯女士在上海虹口礼拜堂后设立一座女校，命名为文纪。刚开始，文纪只有8名学生，上午学浅易的《圣经》和《四书》，其余时间学习纺织、缝纫、烹调、园艺等。10年后，另一名传教士——— 美国基督教圣公会格兰德女士，为纪念故世的丈夫俾文先生在上海又设立一座女校，并以其夫“俾文”名之。这里的女学生们除了学习圣经、国文、算术以外，还学习缝纫、刺绣。

1861年，俾文女校创建。

上海纺专（圣玛利亚女校旧址）校景1881年6月，美国圣公会施主教将文纪、俾文两校合并，成立了圣玛利亚女书院（亦称圣玛利亚女校，英文校名为St. Mary’s Hall），第一年招生28人，首任校长为中国人黄素娥女士。新校舍建在梵王渡圣约翰书院（后改名圣约翰大学）后面，整个校园的建筑呈古希腊风格。此时的圣约翰书院和圣玛利亚女校仅一墙之隔，然而除了星期日在教堂分座“做礼拜”之外，男女学生从不允许交谈。学校开始时招生40余人，以后每年陆续增加。1885年女校附设育婴堂，黄素娥兼管其事。

1900年，学校举行第一次毕业典礼，仅有一名学生朱静贞毕业。

1908年，添设师范科、图书馆。此后圣玛利亚女校有较大发展，正式成立英文部、中文部和音乐部，学制定为8年。

1920年，学校购买白利南路70亩地建造新校舍（今长宁路凯旋路口）。

校徽1923年，圣玛利亚女校迁入白利南路（今长宁路）新校舍，并改名圣玛利亚女子中学，招生对象多为中上等家庭的女子。到1929年为止，学校共计有八年制毕业生100人，师范毕业生17人，初中毕业生137人，高中毕业生145人，中文特级毕业生63人。这时的圣玛利亚女校，已经成为一所贵族女子学校，学校完全按照美国式方法教育：除必修课外，还有宗教活动，家政训练和音乐舞蹈表演等选修课，传授西方上层社会的礼仪、社交知识。它一年学费一般学生是84元，相当于普通工人10个月的工资；专学西文的一年学费是168元，其他伙食、杂费尚且不包括在内。这样高的费用，普通人家显然是难以支持的。自此，圣玛利亚女中开始成为继中西女中后的上海第二所贵族教会女校。

1937年，学校借南京路大陆商场临时上课。

1939年，圣玛利亚女校又在圣约翰大学校园里建斐蔚堂（Grave’s hall），学生全部走读。

1952年7月，上海市教育局接管了中西女中和圣玛利亚女中，并把两校合并为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此后，在原圣玛利亚女中的校址上则建立起了一所新的大专院校———上海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1999年8月，该校并入东华大学，成为东华大学纺织学院长宁分校区，共占地面积64000平方米，直至2006年7月。2015年，该址被改建为长宁来福士广场。

圣玛利亚女校旧址7幢历史建筑6幢被拆，居民联名要求保护。

中山公园西南侧，长宁路1187号，曾经的上海著名女子教会中学——圣玛利亚女校，后并入东华大学纺织学院长宁分校区，由于开发商的不当开发，这处名园如今几乎成了一片废墟。

民强烈反对规划方案

2009年4月14日，长宁区规划局在长宁路1187号工地门口贴出了一张征询市民意见的《公告》，告知附近居民，开发商将按照公告规划方案进行“长宁路88街坊32/8丘商办综合楼项目”开发建设。

新规划图纸上，已拆除的2幢保留建筑不在规划图内，其中一幢被拆除的历史建筑，规划改建成一幢25层高的楼，紧邻中山公寓。包括钟楼在内的另外5幢历史建筑在规划图中虽被纳入保护范围，但四散分布在五个角落，其间的环形走廊已不见踪迹。

对新的规划方案，附近中山公寓的居民们强烈反对。居民们认为，根据《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圣玛利亚女校旧址应该“完整独立、原汁原味”地保护，而且不应该“被湮没在摩天大楼的阴影中”。几十名居民签名给长宁区规划局写信反映，要求重新考虑规划方案。

“如何保留是开发商的事”

历史建筑被破坏，有关部门对此反应不一。长宁区房地局房屋质量监测站负责人表示，得知历史建筑被拆的消息，他们当即到现场进行制止，并要求开发商予以恢复。

长宁区规划局有关人士却认为，圣玛利亚女校旧址保护建筑只有一幢，即钟楼所在的一幢，其他建筑都是保留建筑。“保护建筑与保留建筑是有区别的，我们规划部门已经让开发商有效保护保留建筑，至于如何保留那是开发商的事情。”

文物保护专家、上海市文管委地面文物管理处副处长孔立三认为，“著名校舍旧址应该作为整体保护，它们需要一个整体氛围。”

上海圣玛利亚女校旧址(6)圣玛利亚女校，坐落于中山公园西南侧，长宁路1187号。原名圣玛利亚女书院（亦称圣玛利亚女校），成立并命名于1881年。1923年在白利南路（今长宁路）自建校舍并迁入新校，改名圣玛利亚女子中学。学校招生对象多为中上等家庭的女子，旧上海滩的很多名媛淑女、红极一时的影星都出自这所学校。

曾有一段时间，这座几经风雨的女校真的如张爱玲描述的那样“破裂成片片碎石”。后来，经过凯德中国产品设计和开发中心、同济大学城市设计规划学院的研究生和导师们的共同修缮与规划设计，圣玛利亚女校正在其旧址上悄悄焕发新的光彩！长宁来福士广场四号古建是原张爱玲母校的膳堂，是昔日女学生们日日用餐谈笑的地方，后一度成为东华大学校舍，最后辗转成为长宁来福士广场。长宁来福士广场四号古建是原张爱玲母校的膳堂，是昔日女学生们日日用餐谈笑的地方，后一度成为东华大学校舍，最后辗转成为长宁来福士广场。

2016年9月12日晚，这些历史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融合到了一起——东华大学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院2016级新生开学典礼暨时装秀在重新修建的长宁来福士四号古建举行。这也是长宁来福士广场的古建首秀，不管对于古建、历史还是生活在这座现代都市的人们来说都意义非凡！^[1]

铛、铛、铛……伴随数百只漫天飞舞的气球，静默许久的铜钟再次被敲响，封闭多年的礼拜堂重新开门迎客，钟声徐缓而又悠长。2017年7月2日，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长宁路近凯旋路的圣玛利亚女校遗留的一栋钟楼，经过加固、修葺，正式对外开放。今后，每逢整点，钟楼便会鸣音报时，一如百年之前。

“饱经风霜的古老钟楼，仍将兀立在金色的阳光中……”作家张爱玲曾在她高中英文习作《心愿》中，如此描写母校——上海圣玛利亚女校的这座钟楼。1931年秋，12岁的张爱玲进入圣玛利亚女校学习，当时校园内中西式教学楼的北侧是一座西班牙式礼拜堂，包括一栋钟楼和一个礼堂。彼时，这里是女学生礼拜祷告、聚集开会及上下课的鸣钟场所。随着时间的流逝，古钟楼逐渐荒芜，出现墙体开裂较多、局部基础倾斜等诸多问题。

长宁来福士项目启动后，经过精心修葺、加固，恢复了古钟楼最初古朴、优雅、宁静的面貌。长宁来福士钟楼现高约20米，礼拜堂高约12米，整体建筑面积645平方米，外墙复原为最初的灰黑色洗米石材质。礼拜堂内铺设花纹素净的大理石地面，两侧由连续立柱和拱券构成的耳廊一如往昔，曾被砖墙封闭的那扇玫瑰彩色玻璃花窗也重见天日。四周所有窗棂、玻璃，均以最初的风格、颜色修复。

据悉，未来，长宁来福士钟楼将对外开放租赁，有望成为个性空间，举办走秀、艺术展、婚礼、戏剧等活动。^[2]

昔日圣玛利亚女校圣玛利亚女校是一所贵族女子学校，其一年学费相当于普通工人10个月的工资。尽管如此，许多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仍以能将自己的女儿送进该校为荣。练就淑女风范，踏进上层社交圈，嫁入豪门，当大使夫人，也成了不少圣校（校内师生对学校的简称）学生憧憬的目标。与所有教会学校一样，圣校也重视英文，轻视中文。学生能说一口极其流利的英语，而中文却连一张便条也写不通顺。然而，就在这样的学校环境里，却诞生了才华横溢、蜚声文坛的一代女作家——张爱玲，她的小说、散文和评论的处女作都是在圣校期间发表的。

上海纺专（圣玛利亚女校旧址）校景(3)从1931年秋11岁时进入圣校读初一，到1937年夏17岁高三毕业，张爱玲在圣校度过了她的少女时代。由于与离异的父母感情不和，她很少回家。家庭变故，亲情冷漠，给学生时代的张爱玲心灵蒙上一层阴影。她在学校里沉默寡言，不交友，不合群，生活懒散，衣饰也不入时，而且还常忘带课本，忘交作业，在课堂上偷偷速写教师卡通肖像——但这一切难掩她日益显现的文学才气，当同学们还只会按老师命题将几百字敷衍成呆板的准八股时，她就以一篇感情真挚、词藻瑰丽的自由命题文章《看云》受到老师极力赞誉。1932年第12期圣校年刊《凤藻》上，发表了她的处女作《不幸的她》 ，编者特地说明作者还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人生聚散，本是常事，我们总有藏着泪珠撒手的一天！”12岁的张爱玲写出这样的句子，足可以做她的“天才梦”了。

以后，她又陆续在《凤藻》上发表了散文《迟暮》《秋雨》，评论《论卡通画之前途》及用英文创作的散文《牧羊者素描》《心愿》。此外还在圣校学生社团国光社办的刊物《国光》上发表了农村题材的小说《牛》和历史小说《霸王别姬》及四篇评论和两首打油诗。值得称道的是在《霸王别姬》中，她已尝试将西方现代心理分析方法和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叙事手法交融在一起，其成熟的技巧令国文老师也甚感吃惊，乃至公开在课堂上赞扬它可与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相媲美。

张爱玲的文名逐渐在校园内流传开来，教员在休息室里也常议论她。老师要她担任学校年刊《凤藻》编辑，被她推脱了。圣玛利亚女校把“非梧桐不栖，非醴不饮”的凤作为学校标志，校刊也取名《凤藻》。在上海市档案馆珍藏的数十本《凤藻》内，我们见到了圣玛利亚女校当年静穆恬美的校园风貌，也见到了张爱玲蕴含灵气的一篇篇中英文习作，见到了毕业留念时她为全班同学绘制的30多幅真人头像加卡通身段的肖像画和英文签名Ailing。抚摸着一本本历经岁月的棕赭色羊皮面的《凤藻》，耳畔仿佛回响起张爱玲在英文习作《心愿》中发出的宏言：“与全中国其他学校相比，圣玛利亚女校的宿舍未必是最大的，校内的花园也未必是最美丽的，但她无疑有最优秀、最勤奋好学的小姑娘，她们将以其日后辉煌的事业来为母校增光！”

俞庆棠

俞庆棠是江苏太仓人。1897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职员家庭。由于她的双亲很早就去世，俞庆棠由大哥俞凤宾抚养成人，俞凤宾是上海的名医，而她的仲兄俞颂华也是当时的名记者。俞庆棠1914年毕业于上海务本女校，两年后入中西女塾，其后入圣玛利亚女校。她自幼活泼、勇敢，并娴于辞令，尤其善于演讲。

1919年，“五・四”怒潮席卷上海，当时在圣玛利亚女校担任学生会主席的俞庆棠积极响应，她和各校代表一起集中在海格路(今华山路)复旦公学，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决议罢课，组织游行，上街演讲。“六・三”以后，这位瘦小的“闺阁千金”，更冲破学校禁令，带领女同学，清早背着竹筒走上街头，边宣传边募捐，鼓动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奔走呼号，忍受劳苦，常在众人之先”。这以后，她又积极参与筹备全国学联，并被选为上海学联代表，出席全国学生联合会。在筹备会议和成立后的评议会上，俞庆棠总是“侃侃发言，每能切中肯綮，扼要不烦，态度沉毅而恳挚，为各校学生代表所折服”。俞庆棠可以称做是“五・四”哺育的新女性。

俞庆棠对教育问题独具慧眼。“五・四”前，二十出头的她已在校刊《凤藻》上发表文章，提出“立国于物竞剧烈之时代”，必须“普及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