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

战争起因及双方军事准备 

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蓄谋已久。早在1868年（清同治七年），日本明治天皇登基伊始，便极力鼓吹军国主义，以实行对外扩张为基本国策，并将侵略矛头首先指向其近邻朝鲜和中国。明治政府改革军制，推行近代军事教育和训练，积极扩军备战。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陆军建成6个野战师和1个近卫师，现役兵力12.3万人。甲午战争中，日本实际动员兵力达24万余人，其中17万余人在国外作战；日本海军拥有军舰32艘、鱼雷艇24艘，排水量共达6.2万余吨。战前，日本还派遣大批特务，到中国和朝鲜搜集军事情报，绘制详细的军用地图。

清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有所察觉，北洋大臣李鸿章曾指出日本将为“中土之患”。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事件平息后，清政府加强海防建设，以京师门户北洋为设防重点，主要防御对象为日本。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编练成军，有舰艇25艘，官兵4000人。到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的大沽、威海卫（今山东威海）和旅顺三大基地建成。然清朝政治腐败，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初级阶段，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80余万人，但体制不顺，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于6月3日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清军首批部队于6月8日抵朝鲜牙山。但早在6月2日，日本内阁就已作出入侵朝鲜、进而直接与清军开战的决定。日方先以欺骗手段诱使清军入朝，继则以清军入朝为借口，大批调遣日军赴朝，迅速抢占从仁川至汉城一带各战略要地。同时设立战时大本营，作为指挥侵略战争的最高机构。7月23日，日军悍然攻占朝鲜王宫，成立以大院君李昰应为首的傀儡政府。25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令大院君宣布废除中朝两国间的一切商约，并“授权”日军驱逐屯驻牙山的清军。当天，日本联合舰队发动“丰岛海战”，在丰岛附近海域对中国运兵船及护航舰只发动突然袭击。日本陆军第5师之混成旅也于29日向由牙山移驻成欢的清军叶志超部发动进攻，清军败退平壤。8月1日，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同一天，明治天皇也发布宣战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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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时大本营在挑起这场战争之前，制定了海陆军统筹兼顾的“作战大方针”。其战略目标是在中国直隶（约今河北）平原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打败清军，压迫清政府屈服。以能否达此目标的关键在于海军作战之胜负，因此提出两期作战计划：首先派联合舰队在朝鲜西海岸掩护陆军第5师主力进入朝鲜，以牵制清军，待陆军完成登陆集结后，海军则再寻机与中国海军主力决战，以“聚歼北洋舰队主力于海上”为作战目的。第二期作战则视海军胜败情况而定：如海军取胜，掌握了黄海制海权，陆军便由渤海湾登陆，实施直隶平原决战；如海上决战胜负未分，则以舰队控制朝鲜海峡，协助陆军主力占领整个朝鲜；如舰队决战失败，制海权归于中国，则以陆军主力实行本土防御，海军守卫本土沿海。大本营作战计划以争取实现第一案为基本战略方针。

清军方面，战前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由于统治集团主战、主和意见分歧，相互掣肘，事先既未组成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更无统筹全局的战略指导。始寄希望于俄、英等国的“调停”，继则在海陆战端已启的情况下仓促宣战，并命令北洋大臣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沿江、沿海“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六）。据此，清廷决定增调陆军赴朝，先在平壤集中，然后南下驱逐在朝日军；以海军各舰队分守各自防区海口，北洋舰队巡弋于大同江口以北黄海北部，并扼守渤海海峡，确保京畿门户安全，策应在朝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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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问题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突破口，1890年，日本爆发经济危机，对开战的要求更加迫切，同年，时任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次帝国议会的“施政演说”中抛出了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理论，将日本本土作为主权线，中国和朝鲜半岛视为日本的“利益线”，声称日本“人口不足”，必须武力“保卫”利益线，加紧扩军备战。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清朝乞援。日本认为发动战争的时机已至，向清廷表示“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我政府必无他意”，诱使清朝出兵朝鲜。清朝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精锐2000人于6月6日后数日分两批在朝鲜牙山登陆，准备镇压起义，同时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通知日本。6月10日，朝鲜政府和起义军达成了全州和议，清军未经战斗起义就平息下去。6月25日，原定计划的第三批清军在牙山登陆，驻朝清军总数达到2465人。

甲午战争时的日本大本营当时的伊藤博文内阁正面临议会的不信任案弹劾，在朝鲜向清朝乞援的同时，日本通过其驻朝公使馆探知清廷将要出兵朝鲜的消息后，得到此消息后，便如同抓住救命稻草，全力着手挑起战争。1894年6月2日，伊藤内阁决议出兵朝鲜。6月5日，日本立即设立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参加的“大本营”，作为指挥侵略战争的最高领导机关。6月9日，日本派先遣队400多人，在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的率领下，以《济物浦条约》规定之日本有权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进入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同时根据《中日天津条约》知照中方，其后又在6月12日派兵800人进驻汉城。在日军先遣队出发前，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得施行认为适当之临机处分”，授权大鸟挑起衅端，找寻借口发动侵略战争。

甲午战争全州和议达成以后，朝鲜政府要求中日两国撤兵，大鸟圭介开始和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进行撤兵谈判。大鸟虽口头上答应撤兵，甚至就要达成书面协议，但日本政府一方面电令大鸟拒绝达成共同撤兵协议，另一方面则在6月15日抛出了“中日两国共同协助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从而使共同撤兵协议一笔勾销。此后，日本开始不断增兵，6月16日大岛义昌少将率领混成旅团第一批部队在仁川登陆，到6月28日混成旅团第二批部队登陆，侵朝日军达到8000余人，比驻朝清军占绝对优势；而清廷决策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则希望中日共同撤兵，既未向朝鲜增援军队，又未按袁世凯、聂士成等人的建议由清军先撤兵，最终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

日本之所以提出“共同改革朝鲜案”，其目的是一面使自己的军队以“协助朝鲜改革内政”为名赖在朝鲜不走，一面又拖住了驻朝清军，完全是为发动战争而采取的挑衅手段。清政府拒绝了“共同改革朝鲜案”，并强调日本必须撤兵，于是日本在6月22日向清政府发出了“第一次绝交书”。此后，李鸿章寄希望于美、英、俄等欧美列强调停，让日本撤兵。由于前述的各国利害关系，美、英、俄只是对日本表示“谴责”而已，并未采取强硬措施，加之日本灵活的外交策略，列强最后都采取了观望态度，调停均告失败。7月14日，日本向清政府发出了“第二次绝交书”，拒不撤兵，并反诬中国“有意滋事”，扬言“将来如果发生意外事件，日本政府不负其责”。至此中日谈判破裂。

日本向清廷发出“第一次绝交书”以后，开始单独改革朝鲜内政的策略。与朝鲜交涉期间，大鸟圭介一方面逼问朝鲜否认自己是中国属国，另一方面提出五项二十七条改革方案，强迫朝鲜限期接受。因此朝鲜十分反感于日本的蛮横，敷衍日本的要求，并一再督促日本撤军。到7月17日，日朝谈判也宣告破裂。

1894年7月期间，日本发动战争的阴谋愈发明显，中国国内舆论日舰击沉“高升”轮和清军驻朝将领纷纷请求清廷增兵备战，朝廷形成了以光绪帝载湉、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派，然而慈禧太后并不愿意其六十大寿为战争干扰，李鸿章为保存自己嫡系的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实力，也企图和解，这些人形成了清廷中的主和派。到7月中旬中日谈判破裂以后，一直按兵不动的李鸿章才应光绪帝的要求，开始派兵增援朝鲜。随着中日、日朝谈判相继破裂，列强调停均告失败，1894年7月17日，日本大本营作出开战决定；7月20日，日本编成了以伊东祐亨为司令的联合舰队，随时准备寻衅；同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其”废华约、逐华兵”，要求48小时内答复，朝鲜继续敷衍日本，于是日本决定出兵控制朝鲜政府，以找到与驻朝清军开战的“委托”。

1894年7月23日凌晨，侵朝日军突袭汉城王宫，击溃朝鲜守军，挟持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解散朝鲜亲华政府，扶植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上台摄政。日本嗾使朝鲜亲日政府断绝与清朝的关系，并“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控制了朝鲜政府后，1894年7月25日（农历甲午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了增援朝鲜的清军运兵船“济远”、“广乙”，丰岛海战爆发，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浪速”舰击沉了清军借来运兵的英国商轮“高升”号，制造了高升号事件。至此，日本终于引爆了甲午中日战争。

1894年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双方正式宣战。清朝两国的宣战诏书(2)在其宣战诏书中指出朝鲜历来是清朝的附属国，清朝是应朝鲜政府的要求出兵的，相反日本“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理昭然”，令清朝忍无可忍，因此“着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日本明治天皇睦仁在宣战诏书中则针锋相对，声称“朝鲜乃帝国首先启发使就与列国为伍之独立国”，声称其开战原因是“帝国于是劝朝鲜以厘革其秕政……朝鲜虽已允诺，清国始终暗中百计妨碍……更派大兵于韩土，要击我舰于韩海，狂妄已极。”表示其目的是“使朝鲜永免祸乱”、“维持东洋全局之平和”、“宣扬帝国之荣光于中外”。

整个战争持续近9个月，依据战场转换及双方作战态势的变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清军陆军自平壤败退鸭绿江，日海军夺得黄海制海权 

8月上旬，总兵卫汝贵、马玉崑、左宝贵和副都统丰升阿4部援朝清军万余人先后抵达平壤。其时占据汉城之日军为一个混成旅，共8000余人。

8月中旬，日本大本营根据海军主力决战时间难以预料，并以年内已无法实行直隶平原决战，乃修改其“作战大方针”第一期作战计划，除已派第5师余部赴朝外，又增遣第3师参战，两师合编为第1集团军。将陆军在朝鲜的牵制作战改为攻势作战，由第1集团军执行平壤作战，相机进攻奉天（今沈阳）。同时，决定组建第2集团军，待机攻占辽东半岛，为尔后直隶平原决战建立前进基地。

9月初，日军第5师和第3师一部由汉城等地出发，分四路向平壤推进，对平壤清军取包围之势。新近由成欢败退的提督叶志超奉命总统平壤各部清军，因其战守无策，各部心志不齐。

9月15日，日军分三路总攻平壤，战斗至为激烈。午后，玄武门失守。入夜后，叶志超等弃城而逃，至26日全部退至鸭绿江以北中国境内。

在陆军争夺朝鲜半岛的同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部分兵力亦前出至黄海西部，甚至闯到威海卫和旅顺军港挑战，企图寻机与北洋舰队进行主力决战。北洋舰队在丰岛海战后拘于“保船制敌”之令，主要巡弋于大同江口以北和威海、旅顺之间，将黄海制海权让给日本海军。9月上旬，清廷鉴于平壤将有大战，拟由海路迅速运兵赴援，北洋舰队奉命护航。9月17日，北洋舰队在完成护航任务后正准备由大东沟口外返航，突与搜索而来的日本联合舰队遭遇，随即爆发了“黄海海战（1894）”。战斗历时5个多小时，北洋舰队沉毁5舰，伤4舰，日本联合舰队重伤4舰。

日军在第一阶段作战中，完成在朝兵力集结后适时调整作战计划，海陆同时出击。“平壤之战（1894）”不但击败在朝清军，且一举将战线推进至鸭绿江边，直接威胁中国本土。清军由于平壤迅速败退，来不及在鸭绿江一线组织坚固防线，以致在第二阶段作战中仍然陷于被动。在海战方面，北洋舰队实力被严重削弱，日本联合舰队达到了控制黄海制海权的目的，使尔后的战局得以朝着其二期作战计划的第一案方向发展。

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并在花园口登陆

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后，日本为实施“作战大方针”中直隶平原决战的计划，决定派陆军第2集团军在中国辽东半岛进行登陆作战，突破渤海湾门户；陆军第1集团军向鸭绿江清军防线发起攻击，造成对清朝祖宗陵寝之地奉天的巨大压力，并掩护第2集团军的登陆作战。清廷则采纳李鸿章之议，实行“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七十八）的平分兵力方针。在实际兵力部署方面，由于对日军主攻方向判断失误，以及过分眷顾祖宗陵寝，集重兵于鸭绿江一线和奉天、辽阳之间；同时，为保卫北京，又令各省抽调兵力，驻守山海关至秦皇岛之间，以及天津、大沽、通州（今北京通州区）等地；致使地处渤海门户正面的辽东半岛兵力不足，又多系临时填防部队，加之黄海制海权已被日军所得，失去海军掩护，防御极其空虚。

鸭绿江江防之战开始于10月24日。驻守鸭绿江北岸的清军共82营约3万人，四川提督宋庆为诸军总统。防线分中、东、西三段，以九连城一带为主防御阵地。兵力成一线部署，各部之间缺乏协同，纵深内又无强大预备队。日军第1军先于九连城上游的安平河口突破成功，继于虎山附近的鸭绿江上搭浮桥抢渡并攻占虎山。沿岸清军大部闻讯溃逃，坚持抵抗的聂士成部亦寡不敌众。26日，日军未遇抵抗即占领九连城和安东（今丹东）。清军鸭绿江防线崩溃。

在日军第1集团军进攻鸭绿江清军防线的同一天，大山岩上将指挥日军第2集团军2.5万人在日舰的掩护下，开始在旅顺后路的花园口登陆。日军的登陆活动历时10余天，清军竟坐视。11月6日，日军攻占金州（今属大连）。7日，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发现清军早已溃散，唾手而得大连湾。17日，日军开始向旅顺口进逼。驻守旅顺口地区清军7名统领互不统属，1.4万余名官兵军心涣散。18日，日军前锋进犯土城子，只有总兵徐邦道指挥拱卫军奋勇抗击。22日，日军陷旅顺口，并血洗全城。

在战争的第二阶段，清军节节败退，不可收拾。清廷内部的主和主张渐占上风。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了重要的前方基地。从此，渤海湾门户洞开，北洋舰队深藏于威海卫港内，战局更加急转直下。

清军在山东半岛和辽东两个战场全面溃败 

日军攻占旅顺后，大本营鉴于列强态度的急剧变化和渤海湾冬季封冻，登陆困难，决定搁置直隶平原决战方案，代之以进攻威海卫，消灭北洋舰队，为尔后直隶平原登陆决战进一步提供安全保证的新计划。为此，以陆军第2集团军为基础组建“山东作战军”，大山岩上将任司令长官，共2.5万余人。又令联合舰队协同山东作战军作战，并以陆军第1集团军在辽东战场进行佯攻，继续吸引清军主力。

清廷对日军主攻方向再次判断失误，以为日军第1、第2集团军将并力攻取奉天，以主力打通锦州走廊，进逼山海关，然后与从渤海湾登陆之部队会攻北京。因此以重兵驻守奉天、辽阳及天津至山海关一线，关内外总兵力达10万以上，而于日军的主攻方向山东半岛仅部署官兵3万余人，其中驻守荣成（今旧荣成）的仅1400余人。至于北洋舰队，则根据李鸿章“水陆相依”的防御方针，株守于威海卫港内。

1895年1月20日，日山东作战军在荣成龙须岛登陆，进占荣成，随即分南北两路向威海南帮炮台进行抄袭。30日，南帮炮台陷落。2月1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此后，日军水陆配合，攻击刘公岛和港内北洋舰队。12日，北洋海军向日军投降，提督丁汝昌等将领先后自杀。17日，日联合舰队占领威海卫海军基地，北洋海军全军覆灭。

辽东之战持续时间较长。自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之后，连占凤凰城（今辽宁凤城）、岫岩、海城等地。清政府调任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委以指挥关内外军事的全权，并任命湖南巡抚吴大瀓和宋庆为帮办，以期挽回颓势。1895年1月17日起，清军先后数次大规模反攻海城，皆遭挫败。2月28日，日军从海城分路出击，3月4日占牛庄（今海城西北），7日取营口，9日陷田庄台（今大洼南）。10天之内，清军百余营6万余人便从辽东全线溃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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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日军占领辽东半岛后，清廷便开始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请和。威海卫失陷后，清廷求和之心更切，遂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字，甲午战争结束。日军未经直隶平原决战便达到了预期的侵略目的。

此后，中国人民为反对《中日马关条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台湾军民在刘永福等领导下自发组织起来，抵抗日军割占台湾，使侵略者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甲午战争对远东战略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既占台湾，又获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其资本主义经济以此为契机更加迅速发展起来，并进一步扩军备战，开始成为远东的主要战争策源地。而日本的崛起又改变了远东地区英、俄对立和争霸的原有格局。列强在远东的角逐日趋激烈，预示着一个更加动荡不安的时代的到来。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民族危机愈益深重，同时也促使中华民族日益觉醒，维新运动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迅速高涨。清政府也在更加艰难的处境下，开始变革军事制度，中国近代军事改革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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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引起对殖民地更加激烈地争夺。列宁分析道：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对已经被分割了的世界来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争夺半独立国的斗争就不免要特别紧张起来。”于是，地大物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来没有停止过，但1884年中法战争后，由于列强之间忙于争斗，相对平静了大约10年，清朝政府的神经松弛了一些，在人们对西方列强的“友善”感到庆幸的时候，东边的一个邻国正在虎视眈眈。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

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1855年，日本的维新派政治家吉田松荫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谕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中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

当时清朝的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桢、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朝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

日本战时大本营在挑起这场战争之前，制定了海陆军统筹兼顾的“作战大方针”。其战略目标是在中国直隶平原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打败清军，压迫清朝屈服。认为能否达此目标，关键在于海军作战之胜负。为此，提出了两期作战计划：首先派陆军一部进入朝鲜，以牵制清军；海军则寻机与中国海军主力决战，迅速夺取黄海制海权。尔后作战则视海军胜败情况而定：如海军取胜，掌握了黄海制海权，陆军便由渤海湾登陆，实施直隶平原决战；如海上决战胜负未分，则以舰队控制朝鲜海峡，协助陆军主力占领整个朝鲜；如舰队决战失败，制海权归于中国，则以陆军主力实行本土防御，海军守卫本土沿海。并以争取实现第一案为基本战略方针。

中国方面，战前则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由于统治集团主战、主和意见分歧，相互掣肘，事先既未组成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更无统筹全局的战略指导。始寄希望于俄、英等国的“调停”，继则在海陆战端已启的情况下仓促宣战，并命令北洋大臣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沿江、沿海“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实际上是实行海守陆攻的作战方针。从战略规划方面，日本就已经拔了头筹。

从海战方面来讲，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应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在双方争取制海权的黄海海战中，清军以劣势兵力（清军3000吨以上军舰两艘，3000吨以下军舰10艘，日军3000吨以上军舰8艘，3000吨以下军舰4艘）迎击日军。受限于军舰制造时的技术条件，北洋军舰有效射击距离不超过3000米，而装备了新式测距仪的日本军舰吉野，有效射程可以达到5000米。日军还装备了新式的速射炮。

北洋各舰设计时，由于火炮威力不足，所以强调舰首对敌，依靠撞角撞击敌舰，火炮布局以发挥正面对敌火力为主。但舰首对敌的横阵不利于机动。加之北洋水师各舰舰龄较长，配备的蒸汽发动机马力不足，养护情况不佳，故舰队平均航速仅有10.2节，而日本舰队主力舰较为新式，采用方便机动的纵队更适合发挥火力，速度较快，实战中日本舰队机动能力也强于北洋水师。北洋水师陷入打打不过，走走不掉的困境。在实战中被各个击破。海战中，北洋水师沉没的致远、经远、超勇、扬威4舰几乎都是被由吉野、浪速、秋津洲等4艘高射速、高航速的新式快舰组成的日方第一游击队击沉或重创沉没的。

• 清廷内部

清朝后期，以光绪帝恩师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和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关系日益恶化。

李鸿章虽有宰相尊称，但当时清政府不设宰相，皇帝之下的最高机构是军机处。李鸿章空有宰相的虚名，但只是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长期驻地为天津和保定，没有皇帝召见，不得擅自进京。

清流派是清末的政治舞台上一个极具权势的力量，以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掌管军机处和翰林院，又称为帝党，实力庞大。军机处诸公对翁同龢极为尊重，光绪帝更是“每事必问翁同龢，眷倚尤重”。

在对日宣战前，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帝党重要成员张謇就向翁同龢建议，将李鸿章调往威海前线，而以湘系大臣接手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俾分淮系而制约之”。出于对李鸿章和淮军的疑忌,调湘军北来以分淮军之势，借以巩固京畿，而防内变，成为帝党一致的观点，抑淮崇湘也就成了帝党的一贯主张。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前期变成了淮军单独对抗日本全部军队的现象，李鸿章对此产生了一定的抵抗情绪。作为翁同龢的门生，光绪皇帝深受其思想熏陶，以清流言官的意见为是。光绪皇帝认为李鸿章胆小怯懦，认为其在对日作战上过于谨慎。于是1894年7月16日，光绪皇帝下旨，申饬李鸿章，令其将北洋的全部军队送上前线，准备作战：“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若顾虑不前，行事拖沓，循致贻误战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从朝鲜战场到丰岛海战，淮军和北洋水师胜少负多，招来了清廷中的清流派一浪高过一浪的责骂，斥责在朝鲜的淮军统领叶志超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称其为“残丁败叶”；并再次指责李鸿章“贪生怕死”。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1894年8月23日，清流派听闻有日舰在渤海海域出现，立即慌了手脚。光绪帝下令：“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往来梭巡，严防死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日舰）闯入，若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本来还在渤海外围巡防的北洋水师，就这样被死死的锁在了渤海湾内。

为了攻讦北洋军事集团，帝党的清流派言官们不惜用夸大事实甚至造谣中伤，栽赃陷害的手段攻击李鸿章及其下属的北洋将领。

1894年八月初九（9月8日），江南道御史张仲炘奏陈北洋诸种可疑行事，其中指“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在海上冲突已发生后，犹在上海由候补道张鸿禄经手，出售米三千石予日本，而日尚订购开平煤三万石，以战事既兴，经办人员不拟售给，李鸿章却谓买约订于失和之先而仍令成交，且促速办，人称不解。尤有进者，张摺复指李经方昔使日本，与宫眷往还甚密，曾认明治天皇女为义女，且议聘为儿媳；又在日开有资金八百万之洋行，时任津海关道之盛宣怀亦有插股，且其仍照常贸易；前后相映，则资敌之罪，似已非妄”。

为了攻讦李鸿章，连李鸿章之子李经方让儿子当了日本“驸马”这种“故事”都能写进奏折，以至于连帝党首领翁同龢看了这篇奏折后都评价：“语绝奇”。

为了限制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时期的权利，清流派奏请光绪帝，调来了和李鸿章有矛盾的李秉衡出任山东巡抚。李秉衡，辽宁人，和翁同龢是挚友，亦属于清流言官，甲午战争时期，处处和李鸿章作对，各种奇葩的借口不发援军，以至于刘公岛成为一座孤岛，在经历了悲壮的抵抗后，最终陷落。

中日甲午战争博物馆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场日本发动的非正义战争。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九年，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段最好的时期。在此期间，国内无大乱，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明显。这表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冯子材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大败法军；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政变遭到失败等。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十九世纪下半叶清朝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战争，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1885年中法新约是唯一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当时的环境应当说对清朝的自强相当有利。

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镇远”舰被日军掳走，维修后开回日本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朝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库平银；舰艇等战利品的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大他们侵略领土的欲望。

甲午战争已经过去了两个甲子，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知识人都在对这场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众多方面带来巨大冲击的战争进行反思，相关的研究成果数不胜数，这些相关的研究从多个层面为当代中国人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2014年又恰逢甲午年，当年这场战争的三个当事国中国、韩国和日本（虽然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但这场战争是由朝鲜问题引发，且成欢驿战役、平壤战役等是在朝鲜的国土上进行的，更何况在战争爆发后日本强迫朝鲜政府签订攻守同盟，向其提供战争支援，故韩国应算是这场战争的当事国）之间的关系又陷入复杂的紧张之中，中日、韩日之间的外交往来几陷停顿。一些日本右翼政客甚至不断发出好战言论，一时间战争乌云似乎又笼罩在东亚上空。在这种情况下，反思一百多年前的那场战争无疑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