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科学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前提，它认为人是通过深思熟虑的权衡和计算来追求最大利益的人。本文首先分析了“经济人假设”的演进路径，并深入分析了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西蒙有限理性说、制度学派“社会－文化人”说、行为科学心理实验、莱宾斯坦Ｘ效率理论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

　　文章提出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提出“科学经济人”的新概念，即要做到“经济人”与“利他人”的统一、“经济人”与“非理性人”的统一、“经济人”与“社会人”的统一、“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经济人”与“生态人”的统一，从而给出了新的命题。

　　关键词：经济人假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经济人

　　中图分类号：Ｆ０９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４０２２００５０８－００２７－０５

　　李炳炎（１９４５－），博导、博士，江苏省委党校教授、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江皓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经济假设是经济理论大厦的基石，经济理论的研究总是离不开一定的基本假设前提。所谓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与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相密切联系的、在它身上最能体现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它是经济理论体系赖以建立和理论逻辑分析展开的逻辑起点或者基本的理论前提。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关于人性的假设——“经济人假设”是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前提。按照这种假设，人是通过深思熟虑的权衡和计算来追求最大利益的人，而“这种私利就其狭义而言是由预测或预期的纯财富状况来衡量的”。

　　对“经济人假设”的修正、补充和重新理解，形成了主流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对这一假设的怀疑、争论和放弃，又发端出了形形色色的非主流经济学派。深入探讨“经济人假设”，有助于我们把握它的实质及当代经济学发展的动向。同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步入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健全经济秩序，规范市场行为，重视诚信与道德建设、重视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为“经济人假设”的深入探讨提供了崭新的前提条件，对我们用科学态度来对待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着力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期，已有学者对经济生活中的主体——“人”，作了伦理道德的分析。霍布斯的传世之作《利维坦》明确提出了人性自私论。这一论点由18世纪初的经济学家孟德维尔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他的代表作《蜜蜂的寓言》中，深刻而形象地描述了人的利己性是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而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人们的各种自利活动，才使社会经济得以存在和发展。

　　亚当·斯密并没有明确提出过“经济人”这一概念和说法，但是后来的经济学家都公认只有从斯密开始，“经济人”思想才把哲学上的人性论纳入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框架。斯密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中首先提出了人们行为动机的自利原则，并把它引入经济学理论体系之中，很明显地表达了他的“经济人”思想。

　　在斯密看来，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一切经济现象都根源于人的利己主义本性。处于市场交换中的每个人都心怀“自利的打算”，为对方提供“帮助”的目的决不是出于利他，而是出于力图用自己的资本使其产品得到最大价值的利己目的。比如交换“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在其他各种动物中是找不到的”2。而交换之所以产生，其根源就在于人的利己之心。所以，“倘若你要与别人交换东西时，你要这样说：请给我以我所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私的打算。……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3他指出：“每个人都努力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4此外，斯密在阐述他的经济思想时，举了很多现实的例子。他总是把经济活动的参加者描述成“自私自利”、“贪婪”、“赚钱”的小人。从《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一书的表述来看，斯密要研究的就是追求私利的“势利小人”。

　　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认为，人类由痛苦和快乐主宰，功利就是趋利避害，每个人都按照功利原理行事。他认为整体的利益就是成员的利益总和，一项行动有利于增进整体利益时，就是符合功利原理的，就是有益的。他还对功利的计算进行了说明，就好像人类是在加减功利中获得幸福。西尼尔则把“经济人”自利动机概括为财富的最大化，“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他认为对财富的追求是人类的普遍本质，而追求荣誉、闲暇、公益等精神上的满足都是建立在财富满足的基础上的。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根据以上的描述，提炼出了“经济人假设”的概念。他在1836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中指出，“经济人”是对经济生活中的一般人的抽象，经济人有两大特征：一是自私。即人们的行为动机是趋利避害，是利己的。二是完全理性。即每个人都能够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具体而言，在信息充分的前提条件下：第一，理性人具有关于他所处环境的完备知识，而且，这些知识即使不是绝对完备的，至少也相当丰富，相当透彻；第二，理性人有稳定的和条理清楚的偏好；第三，理性人有很强的计算能力，能算出每种选择的后果；第四，理性人能使其选中的方案自然达到其偏好尺度上的最高点，即理性人总是选择最优。用程式化的语言说，就是由于具备完全的信息和理性，经济人能够找到实现目标的所有备选方案，预见这些方案的实施后果，并依据某种价值标准在这些方案中做出最优选择。所以，所谓“经济人”就是会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

　　李嘉图将数理方法运用到经济分析中，用抽象的逻辑演绎系统代替现实经济运动。由于引入了边际的概念，“经济人”的理性性质就有了量的表示，即个人追求财富最大化就可以直观地表示为对经济变量求极值。至此，“经济人”假说的内容被转化为“理性人的最大化”：就是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产出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

　　此后，瓦尔拉斯和帕累托分别发明了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量化了“经济人”的价值目标；希克斯解决了效用与货币收入之间的联系，并且用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确定最优消费组合，避免了可能涉及道德的价值判断。20世纪50年代，“经济人”假说发展到了极至，获得了纯粹工具主义的属性，彻底放弃了任何道德伦理观。阿尔钦提出完全“自利性”作为一种工具主义假设，放弃任何利他考虑；弗里得曼认为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必受到现实检验，但一定要有预测能力，如果理论的假设能够用来预测未来，那么从理论导出的各种命题就是对世界的正确描述。一切命题只要推导逻辑正确，都是现实世界一部分，只不过有的命题尚未从现实可能转变为现实。

　　自从“经济人假设”诞生以来，就成为了经济学界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界争论的焦点，不曾摆脱过来自经济学内部和外部的批判与思考。这些批判主要来自五个方面：一是来自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批判；二是来自西蒙有限理性的批判；三是来自制度学派“社会－文化人”的批判；四是来自行为科学心理实验的批判；五是来自莱宾斯坦Ｘ效率理论的批判。

　　1、来自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批判

　　“经济人”是把人抽象为利己主义，看作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化身，否定了个人作为社会存在的其他一切特征。他是以完全竞争的市场为活动场所或背景，对其行为产生影响的唯一信息是市场价格，其个人利益最大化唯一地表现为利润最大化。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人”的利益内涵被扩大了，表现为主观效用最大化。这就使“经济人假设”对人类行为的解释范围扩大了。

　　20世纪20年代以来，行为科学家们分别提出了实利人、社会人、成就人复杂人等人性假设，认为人性是复杂多变的。与之相对应，1943年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该理论认为人是有需要的动物，需要有轻重层次，只有较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后，较高层次的需要才会出现。这些理论否定了传统的“经济人假设”把经济利益作为人的唯一需要的观点，使“经济人假设”向现实迈进了一大步，提高了对现实的阐释能力。如这种理论把人类的利他行为视为最终利己的手段，是为了获得一种无形资产或满足自己的一种更高层次的需要，用西蒙的话说，“这种利他实际上意味着明智的利己”。

　　需要层次理论提出人类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满足自身的需要，而经济人的需求偏好是非常复杂多样的，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因素都会影响其需求偏好。因此，人类追求的利益目标是一个多元的效用函数。

　　2、来自西蒙有限理性的批判

　　经济人最大化行为假设是以完全理性为条件的，由于具有完全理性，经济人才能够找到实现目标的所有备选方案，预见这些方案的实施后果，并依据某种价值标准在这些方案中作出最优抉择。但在西蒙看来，这种理性的定义是有缺陷的。他指出，人不可能知道全部的备选方案，外部环境是不确定的、复杂的，信息是不完全的，人的认识能力和计算能力是有限的，经济行为者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中，因而，人是有限理性的。由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了解所有备选方案及其实施后果，对不确定的未来估计出一致的现实概率，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因此，决策过程中人们遵循的并不是最优原则，而是满意原则。也就是说，现实中消费者追求的不是效用最大化而是适度效用；厂商追求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适度利润。

　　有限理性说修正了经济人最大化的约束条件，从而使经济人置身于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中。从决策过程来看，经济人在约束条件下仍然是追求最优解的，尽管从决策的结果来看，他只得到了满意解。

　　3、来自制度学派“社会－文化人”的批判

　　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指出：“人类行为比经济学家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复杂。有许多情况不仅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作出选择的结果。”6他把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其他非财富最大化行为引入个人预期效用函数，从而建立了更加复杂的、更接近于现实的经济人假设。他认为人是社会的人，人在不同时间与不同地点会处于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人的具体回应是不同的。同时，由于人总是社会中的一员，在一个人的生活目标中，不可能仅仅只有自己，也就是说，人的行为目标是复杂的、多样的，因此，人的决策不是也不可能是使个体利益最大化，而是取决于周围环境的制约，以及本能、习惯、习俗、从众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

　　用“社会—文化人”来取代“经济人”，即用具有多重目标、并且其目标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他人决策及文化结构和意识形态影响的人，来取代单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独来独往的人，无疑是一种意义深远的努力。它揭示出了人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把对人的假定向现实又推进了一步，并且把人们的研究目标从给定的一种效用或福利函数引向研究个人目标或偏好的形成过程。

　　4、来自行为科学心理实验的批判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他不仅知道自己追求的目标是最大化，而且知道怎样实现最大化这一目标。而经济人的这种理性行为是以一系列的假设前提，如可比性假设、连续性假设、传递性假设、省略性假设、主导性假设和不变性假设为保证的。然而，许多行为科学的心理实验结果却表明，现实中人的选择行为常常背离经济人理性行为的一系列假设前提。这几个公设对理性选择是不可或缺的，但它们在心理实验中或在现实中又的确有反例。

　　从心理学家实验所用的数据中，可以看到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行为违背了上述公设。行为科学对经济人假设的心理实验批评的贡献是在假定了单个人在了解全部方案及可能结果之后，揭示出人类选择的非理性（非最大化）和做到理性选择的困难一面。

　　5、来自莱宾斯坦Ｘ效率理论的批判

　　1966年哈维·莱宾斯坦抓住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设与现实不一致的缺点开始对它进行全面的批判。他用Ｘ效率理论揭示了人在生产领域中同在消费领域中一样，其行为也不是最大化的。所谓“Ｘ效率理论”，是考虑生产组织内部因错过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机会而造成的某种类型的低效率。这个Ｘ代表造成非配置（低）效率的一切因素，Ｘ低效率表现为企业的生产活动没有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进行。究其原因，主要是“完全地或部分地缺乏尽全力有效利用各种经济机会的动力。”由于动力（也可能是压力）不足，特别是由于直接从事生产组织工作的管理阶层和工人（即“内部人”）能够对自身的努力程度进行相机抉择，管理者和工人的行为在大部分时间里就成为最大化的了，此时，最大化成了一个特例。

　　经过以上综合和修正后的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是在市场制度中具有多元效用函数的个人，他能在给定的硬约束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同时其行为还不同程度地受到意识形态软约束的影响，从而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他不再仅仅是以纯粹的物质利益为目标，而是明确地包括非经济利益和精神满足。他融合了利己和利他主义，不再是用“成本一收益”核算做出决策，而是在若干取舍之间做出选择，各种选择结果都将对个人福利产生不同的影响，选择的标准即是那些能为自己带来“较多好处”的行为。

　　然而，应当看到，以上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并没有脱离“经济人假设”原有的框架，也没有本质上的创新，只是在原有理论上的修补，所体现的仍然是经济哲学思想的资产阶级本质。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２０多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我们终于认识到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基本特征是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在全社会范围内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价值规律仍然客观存在并普遍发生作用，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因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仍有其客观基础。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方法上的合理抽象，“经济人”范畴对解释人的行为动机，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的确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将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置于一切目的之上，这无疑是对生命存在之肯定。

　　然而，“经济人假设”作为西方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存在着一定的局恨性。它忽视了人类生存除了要满足现实需要（如物质和社会关系上的需要）外，还要满足理想需要（如精神上与道义上的需要）。即经济伦理面对的“人”不仅仅是一个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存在，同时还是一个精神性或形而上学性的存在。就要求经济生活领域除了考虑“经济人”人性之外，还须考虑与容纳更多更美好的人性内容。

　　我国已经进入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重视诚信与道德建设、重视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健全经济秩序，规范市场行为，构建和谐社会，成为这一阶段工作的重点。要使“经济人假设”适合我国国情，必须对其进行中国化解释、改造，要借助其积极合理的成份，涤荡不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关系、制度安排等，从而实现双方和谐共处。因此，迫切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科学经济人”的新概念。具体而言，“科学经济人”就是要做到以下五个方面的统一：第一，“经济人”与“利他人”的统一；第二，“经济人”与“非理性人”的统一；第三，“经济人”与“社会人”的统一；第四，“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第五“经济人”与“生态人”的统一。

　　1、“经济人”与“利他人”的统一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一切现象都根源于人的利己主义本性。他们把一切利他行为均视为利己行为，处于市场交换中的每个人都心怀“自利的打算”，为对方提供“帮助”的目的决不是出于利他，而是出于力图用自己的资本使其产品得到最大价值的利己目的。即使是助人为乐和牺牲光荣也只不过是满足了个人的心理需求和主观欲望。

　　然而，作为逐渐脱离动物界和超越动物本能的人类，具有极其丰富的情感和理智，不是单纯地表现为完全的自私性。心理学家发现，人类在感情层次上，利他动机就表现得十分明显。人们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也常常以己及人，以此限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这也是利他主义发挥作用的一种方式。利己与利他之间至少存在着四种典型组合：完全利己；主观利他，客观利他；主观利己，客观利他；主观利他，客观利己。即使为了追求自身物质利益，人们也不一定会通过欺骗等手段去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完全有可能采取合作与自治行为。

　　如果说“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前提是人性“恶”，即利己是其基本动机倾向，那么“利他人”的人性假设前提是人性“善”，利他应是其基本动机倾向。他“（1）愿意花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富，来换取某种即刻可见的他人利益；（2）愿意花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富，来换取某种未来的他人利益；（3）愿意花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富，来换取某种实际无效的他人利益，即愿为他人利益而不讲究实际效果。”7除了后一种属于特殊和个别的利他行为之外，前两种利他行为既存在于单位、家庭和社会等各个范围，也存在于经济、军事、文化和政治等各个领域。可见，“经济人”与“利他人”完全是人类所具有的两种行为特性和行为倾向，他们之间是相通的，“经济人”能够超越利己而扩大为利他，成为“利他人”；“利他人”在利他的同时也能兼顾利己而成为“经济人”。

　　2、“经济人”与“非理性人”的统一

　　“经济人假设”认为，由于具备完全的信息和理性，“经济人”一定能够找到实现目标的所有备选方案，并预见这些方案的实施后果，从而依据某种价值标准在这些方案中做出最优选择。所以，所谓“经济人”就是会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

　　理性与非理性一般呈现出相对性、程度性和历史性，马克思认为，“人类理性最不纯洁，因为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任务”8。卖淫、造假、盗窃、抢劫这些肮脏、邪恶、荒唐的行为虽然为社会所不容乃至唾弃，在“经济人假设”下却完全可能由于具有“构成其行为动机的目的”和“限制其达到目标的约束条件”而成为理性。由此可见，“经济人”与“非理性人”是密不可分的，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和非理性双重标准。

　　3、“经济人”与“社会人”的统一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甚为精彩的理论假设，“经济人”剥离了社会结构因素对主体行为的影响和作用，同时也否认行为主体的行动会对周围人产生种种影响和后果。“经济人假设”强调个体理性，追求最大化目标，就是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产出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也就是说，总是希望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

　　然而，“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是文明的婴儿和历史的产物。人的需要、人的人生观、人和物质对象的关系以及他和其他人的关系，都不会总是相同的。地理影响着他们，历史改变着他们，而教育的进步可能完全改造他们。”9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实社会中的人性还表现出互相关爱、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宽容等多种美好的品质。任何人无论何时何地何种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总是表现出多样化的绚丽色彩。所以，现实中的“人”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人”，还是一个“社会人”。所谓“社会人”，就是负有社会责任的人，即以追求社会公平、社会安全、社会稳定、社会公益、社会保障目标的实现为责任的人。

　　“社会人”是社会问题日趋严重的背景下所必然作出的选择。因为单纯的经济人只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及甚至损害社会利益，导致经济危机、社会动荡、道德沦丧等诸多社会公害。为实现社会目标，要求现实的人追求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协调平衡。通过引入“社会人”假设，我们可以分析社会文化环境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给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价值体系下的社会人在某些方面的行为差异留有余地。因此，“经济人”和“社会人”是互为补充而非互相排斥的。

　　4、“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

　　市场经济具有利益驱动机制，没有对利益的追求，也就没有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物质利益的满足是积累财富、改善人类生存和发展境况的恒久动力。每个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都具有自己的独立发展目标，现行体制不仅允许而且实际鼓励市场活动的参与者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当前，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功利观念大大强化。从价值意识看，人们从过去的鄙视求利转向以率先致富为光荣。市场经济大大深化了人们的功利意识，因此也促进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发展。从这一点来说，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做一个“经济人”是无可非议的。

　　然而，人之所以为人，除了对物质的追求外，还应有道德的追求。经济人获取最大利益的行为必须在有效运行的市场经济秩序中进行，而道德则是维持和调节市场经济秩序有效运行的手段。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人”一旦离开了道德规范，他所从事经济活动的风险必然会加大。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纯粹的不具有道德意义的“经济人”也是不存在的。人们参与到特定的经济关系中，总是从事着有目的的活动，人们固然期待着经济效果，同时也期待着一定的社会效果，并且不愿意经济效果与社会效果相背离。因此，人们选择一种经济行为形式，同时也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道德环境。历史与现实告诉人们，任何从事经济活动的团体和个人，其经济行为对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对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完善，都将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因而对他人和社会都负有道德责任，也就应当接受社会道德对其行为的评价、规范和约束，并以此作为自己从事经济活动的思想道德基础。

　　由此可见，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总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那种把统一的人分为“经济人”和“道德人”并认为二者是截然对立的观点是没有依据的，也是与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不相符的。道德人并非把获利看作绝对的坏事，他反对的不是获利和追逐利润，而是非理性的、不道德的获利，以此来引导人们在追求物质利益的过程中，应通过人的自身能力和主动性去合乎理性地、合法地进行，做到合理地、有道德地获利。

　　5、“经济人”与“生态人”的统一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经济人”的利益驱动。“经济人”虽然促进了现代工业化文明，并且这种文明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正如任何概念的泛化会带来极端性后果一样，“经济人”在促进经济大发展之时，却正日益严重地破坏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其日益分离与对立，从而使人类的前进付出沉重的代价。生态危机便是“经济人”带来的不容忽视的后果。地面资源的开发严重地破坏了生态平衡，地下资源的开发和搬运正在改变着和影响着地球的重心以及吸引力的平衡。但热衷于资源开发和物质享受的“经济人”，往往被眼前的竞争、利益、欲望所迷惑，并未从根本上考虑这些问题。

　　正如恩格斯早就告诫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0从人类长远利益看，“经济人”的这种无限物欲的劣根性最终会导致人类的灭亡。“生态人”便是从人类社会内部对“经济人”的反思。这种反思是基于一种理性的认识结果，即为了人类能可持续地获利，不但要留有自己可持续获利的空间，整个人类也要为后代子孙留有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并更好地生存与生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上，必须把经济的视角与生态伦理的视角辩证地统一起来。

　　“生态人”要求人类首先应该具有一种善待自然、善待环境、对生态危机觉醒的生态意识；其次要具有自发地对产生尊重与保护自然的观念及其行为的生态道德进行反思和评价的生态良心；最后还要具有对生态环境抱有一种科学认知能力的生态理性。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人”同时成为“生态人”，并非规定人类杜绝利用资源，为维护环境而维护环境，而是确立一种人与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发展关系。因为前者把资源、环境与人类隔裂开来，使环境成为外化于人类的存在，也失去了相对于人类的价值。“生态人”是对“经济人”的一种积极的扬弃，整合二者的有利特性才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

　　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3页、第14页。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7页。

　　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6页。

　　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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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1页。

　　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8版，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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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春学：《“经济人”的三次大争论及其反思》，《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5期。

　　马涛、肖绣文：《“经济人”与人文关怀——兼评海派经济学的“新经济人”理论》，《当代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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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恩富：《新“经济人”论：海派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