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书堂

袁书堂，原名国绅，1884年4月28日出生于湖北省光化县北乡袁家冲。袁书堂的祖、父辈都是晚清秀才。他自幼在家读书，接受封建礼教的启蒙教育。1903年，19岁的袁书堂告别鄂北山乡，来到省城武昌，考入湖北武备学堂。当时武备学堂会办、革命党人吴禄贞等人经常聚会，计议革命，并将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等书籍，在学员中传播，宣扬革命主张，在学生中影响很大。袁书堂对这些书籍爱不释手，常感慨唏嘘，不能自己。当时武备学堂还流行着一首新军歌：“愿同胞，团结牢，英雄气，唱军歌，一腔热血儿，意绪多，怎能够坐视国步蹉跎?准备指日挥戈，好收拾，旧山河。从军乐，乐如何!”这首宏扬“救亡图存”的军歌，袁书堂不但学会唱，还抄下来连同自己保存的《猛回头》等小册子一起寄回家乡。袁书堂

三年后，袁书堂从武备学堂毕业，编入新军。当时，设在日本的同盟会总部派余诚回鄂，秘密建立同盟会湖北分会。之后，各革命团体也纷纷建立，反清救亡的思想逐步普及到社会各阶层。袁书堂报名参加了共进会，并成为一名积极分子。他和新军中的一些进步人士结为好友，为革命党人创办的《商务报》、《大汉报》撰文，披露新军中的一些黑暗内幕。一次，革命党人刘静庵在大街上发表演说，他和新军中的一些同志正在值勤，不但不阻止，还协助维持秩序。刘静庵的演说非常吸引人，他慷慨陈辞“中国醒，中国醒!我中华大国，外人要瓜分了!我们同胞又要做双重亡国奴了!……现在祸在眉睫，应该醒来，应该觉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为人之奴隶牛马。”袁书堂听后，感动得热泪盈眶。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后，袁书堂被分配到临时警察筹备处当了警士。武昌首义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大权却落在北洋军阀手中，真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黎元洪对湖北革命党人大开杀戒，复辟阴云笼罩湖北上空。袁书堂感到十分失望，气愤之下，退出新军，弃戎从商。

习武救国的道路走不通，袁书堂又接受了“实业救国”的主张。1916年，他从老河口、谷城、均县(今丹江口市)一些进步人士和朋友那里集资在武昌司门口创办了一个“城成实业丝绸厂”，期望发展国家的民族工业，以振兴国力。但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工厂开办不久就倒闭了。实业救国的愿望落空后，袁书堂开始认识到要拯救中国，就必须改变现时的社会制度。

1923年袁书堂重返军界，在汉阳警察局担任秘书、科长等职。在这段时期，他一方面坚持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一方面密切注意政治动向，暗中寻找真正的革命党。后通过侄女袁溥之结识了张国恩、吴德峰和董必武，深受教益。当劳工律师施洋在二七罢工中被北洋军阀吴佩孚逮捕时，他利用科长身份探知施洋被关押的地点，通过吴德峰转告地下党组织设法营救。虽然没有成功，但使他进一步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依靠像施洋这样的共产党人。接着，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在“租借期”满后仍拒绝归还所强占的我国旅顺、大连一事，中共武汉区委和青年团武昌地委在汉发起举行国民大会。武汉三镇八个工团、农商青妇文教各界42个群众团体及41所学校五万人参加。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在这火热的斗争中，袁书堂与董必武、张国恩等来往甚密，有更多的机会受到中共党组织的教育。1924年，袁书堂参加了孙中山先生改组后的国民党。1926年3月10日，省农协秘书长(当时农协未公开)、共产党员聂洪钧在武昌遭反动当局逮捕。党要求袁书堂做营救工作，他竭尽全力到处奔走。后经董必武、钱亦石等多方活动，聂洪钧得以出狱。1926年，袁书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姐姐、妻子、女儿等都先后参加了革命。

1926年9月，北伐军兵临武汉。袁书堂在武昌城内积极做好迎接北伐军的工作。

同年12月，董必武利用其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公开身份，委派袁书堂到蒲圻县担任县长。他到蒲圻前夕，对侄女袁溥之说：“我是党员，要按照党的指示办事，为蒲圻民众办好事。”到蒲圻后，他坚决贯彻党的决议，扶助农工，打击土豪劣绅，废除各种苛捐杂税。他参加了组建县农民协会、总工会、妇女协会、商民协会等工作，并出席了成立大会，发表演说，号召人民群众起来革命。

1927年2月，在蒲圻县城南街福音堂召开的国民党蒲圻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选举漆昌元(中共党员)、袁书堂等九人为县党部第二届执行委员，袁书堂兼任宣传部长。他制订了宣传计划和宣传大纲，从县政府拨出款项作为宣传经费，把蒲圻的革命宣传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对动员工人农民参加革命起了积极作用。

3月，袁书堂被增选为中共蒲圻县部委委员(后改称县委)，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全县各地农民纷纷向土豪劣绅进行清算，蒲圻城内土豪劣绅、“通城虎”陈玉卿与政客张国淦勾结，鱼肉人民，强占民女，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北乡农民群众自觉起来将他逮捕，送交县政府关押。因当时未处决，结果有几万农民到县府门前请愿，要求将其枪决，没收其财产。

湖北省政府公布《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湖北省各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组织条例》以后，3月下旬，蒲圻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正式成立，袁书堂担任主任委员。新店农民群众将当地土豪劣绅“胡须大王”但春林送到县政府关押时，城乡反动豪绅大哗，到处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混淆是非，制造舆论，为但开脱罪责。面对这种情况，袁书堂坚持上报省政府批准枪决。为了壮大革命声势，压倒反革命的嚣张气焰，袁书堂与漆昌元发动几万农民、工人和市民游行，并印发大量宣传品，揭发土豪劣绅罪恶。该犯伏法之日，有三万多名农民群众手持梭镖整队入城，参加公审大会。袁书堂当场宣布但春林死刑，立即执行，所有欠债欠息一律作废。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同时，在袁书堂主持下，大豪绅汪佣平、贺天锡、刘月如等先后被处决，推动了全县农民运动的发展。

7月，袁书堂调任武昌县县长。两个月后，又调任黄陂县县长。当时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桂系军阀胡宗铎、陶钧伙同地方反动势力，在湖北城乡进行“清乡”，残酷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当时鄂东一带，不少革命骨干和群众领袖被关押在黄陂县监狱里。面对白色恐怖，袁书堂进行着艰苦的工作，他与鄂东特委密谋策划了里应外合的办法，营救了被关押的革命者。

1927年11月，袁书堂的共产党员身份被黄陂封建势力代表人物胡康民等人侦悉。袁书堂得知这一情报，立即化装潜回汉口，及时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并把随身携带的大量款项及印章交给党。这年年底，国民党湖北省当局下令通缉袁书堂。此时，袁书堂的爱人王穆(王坚白)受党的指派散发传单，不幸被捕。敌人对她进行严刑拷打，想从她的口中得知党的秘密和袁书堂的住址。王坚白宁死不屈，敌人一无所获，于1927年12月22日将她杀害在汉口济生三马路。这件事的发生，使袁书堂留在武汉更加困难了。省委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工作需要，指示他回光化县发展党的组织和发动农民群众进行武装暴动。

1927年底，袁书堂怀着悲愤的心情回到家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革命处于低潮，中国大地到处笼罩着白色恐怖气氛。但袁书堂没有被吓倒，坚持革命。他很快与家乡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利用担任过三个县县长的政治声望和以“好客”为名，进行革命工作，秘密发展党的组织。他召开穷人会，举办农民夜校，还用自己的三间房子办起了一所小学，免费招收村里贫苦青少年入学。袁书堂亲自上课，给学生们讲国文。他还动员农民兴修小型水利，在公共池塘沿岸种植桃李，增加农民的收益。

1928年9月，中共鄂北特委派李抱一任光化中心县委书记，管辖均县、光化、谷城三县。袁书堂任中心县委委员，李抱一就住在他家里。到1929年秋，袁家冲一带已建立了程家岗、薛沟、袁家冲、毛沟和老河口五个支部，拥有党员70多人。1930年3月，聂洪钧受湖北省委的派遣任鄂北特委书记，袁书堂任鄂北特委委员。当时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由于大革命失败后，无家可归或有家不能归，袁书堂的家就经常住着光化县委、鄂北特委、豫西南特委及各县县委的同志，被同志们称为“红色饭店”。当时党的经费来源缺乏，为了帮助有困难的同志解决吃穿问题和活动经费，袁书堂瞒着家里，先后卖掉了位于老河口城郊的16亩水浇地，而家里却过着以红薯为主食，以红薯叶、辣椒面作蔬菜的艰苦生活。袁书堂对共产主义事业始终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他跟李抱一谈到，革命成功后，要把现在的岗地改成水田，兴堰塘、开沟渠、修道路、办学校，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

1930年4月，鄂北特委在袁家冲西下四河淤召开均、光、谷、襄、枣五县党的负责人会议，就武装暴动问题进行了研究。均县、光化、谷城、襄阳、枣阳五县在鄂北来说，有党的工作基础，群众有斗争经验，而且各县都已掌握了一些武装。特委决定，首先在这五县举行武装暴动。通过暴动，各县创建自己的根据地，并决定五县之中以光化为暴动中心。袁书堂为五县暴动总指挥。张履中、王振之协助袁书堂在光化组织武装，暴动时间定在5月1日。

为扩大武装暴动力量，袁书堂假借预防土匪的名义，将袁家冲一带民众的枪支集中起来，组织游击队；他还积极开展匪运工作，派共产党员杜仲安打入土匪陈汉三内部当师爷(文书)，做争取工作。又派他的姐姐、共产党员袁友松通过土匪陈行俭的小老婆对陈做争取工作，都取得了较大的收获。

1930年4月下旬，袁书堂、张履中在袁家冲一带发展的党员达到120多人，发动群众200多人，拥有长短枪百余支。加上杜仲安从土匪陈汉三部争取过来参加暴动的百余人枪，共有长短枪200余支，暴动条件基本成熟。但考虑到30里外的光化县城和老河口住有大军，东乡16里外有1400支枪的土劣势力，加之5月5日鄂北召开群众代表大会，于是暴动改在5月5日晚举行。武装暴动正在紧张准备之际，当地土豪劣绅也蠢蠢欲动，暗中侦探。

1930年5月4日深夜，在鄂北光化县(今老河口市)北乡袁家冲的一家简陋农舍里，鄂北五县暴动总指挥袁书堂、中共鄂北特委军委负责人张履中、光化北乡区委书记薛一宇及薛凤轩、王振之、袁国涛、袁德胜、陈之云、萧克富等人聚在一盏油灯下，热烈而又紧张地研究和布置武装暴动有关事宜。由于不慎走漏风声，反动民团团长袁国缵勾结土匪李士铎，带领袁之芹、孙黑敬、傅五掌柜、高二球等突然将会场包围。高二球持枪冲进会场猛烈射击，袁书堂、张履中、薛一宇、薛凤轩四人当即倒在血泊之中，壮烈牺牲，其余幸免于难。^[1]

袁书堂纪念馆(8)湖北省老河口市袁书堂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位于袁冲乡境内，该乡地处鄂西北交汇处，毗邻南水北调中线取水源头，是革命老区，省重点贫困插花乡镇之一。境内有汉朝王莽追刘秀的“自生桥”遗址，宋朝年间岳飞抗击外侵时修筑的宋长城遗址等，近代大型水利工程——被誉为地下长龙的引丹大渠穿境而过；节水灌溉领域中的伟大创举——西瓜秧式灌溉遍布全乡岗地。

袁冲是鄂西北早期革命根据地之一，曾养育了革命烈士袁书堂（大革命时期曾任湖北省蒲圻、黄陂等县县长，中共光化县委委员，中共鄂北特委委员，1930年4月，在部署以光化为中心，均县、光化、谷城、襄阳、枣阳五县革命暴动时，被反动民团杀害）；高级干部袁溥之（陈郁夫人）；革命才女袁震之（原北京市委书记、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夫人。文革期间吴晗与邓拓、廖沫沙并称为“三家村”）。以袁书堂为代表的袁氏兄妹，为党的事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这片生养他的土地谱写了壮美的华章。

为了弘扬革命烈士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传统教育，袁冲乡于2008年10月兴建了袁书堂纪念馆，2009年4月正式对外开放，迎接广大干部群众前来参观学习。整个纪念馆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是一座传统艺术融现代风格的建筑。馆内设有音箱放映厅和展览陈列厅两大部分，其中展览厅有袁书堂、袁氏姐妹、受袁书堂影响的早期共产党员，袁书堂生活起居四部分，通过声、光、电等技术手段，全面直观展现了袁书堂烈士及相关革命先辈们光辉的一生。纪念馆总投资400万元，现有职工5人，大专以上4人，中专学历1人，党员5人。

以袁书堂纪念馆为核心的袁冲乡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成为老河口市乃至周边县市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每年的清明、“五四”、“七一”、“十一”等重大节日，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组织中小学生、团员青年、入党积极分子、干部群众到袁书堂纪念馆和袁书堂烈士陵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2009年，借助市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契机，市直单位、乡镇办事处也纷纷组织干部到袁书堂纪念馆参观学习，悼念革命先烈，感受先烈的英雄事迹。特别是近两年，全市性的清明公祭活动均在此举行，最高峰时年接待游客12万余人次。

据统计，袁冲乡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已经接待近30万人次前来参观学习。袁书堂纪念馆已经成为襄樊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老河口市干部教育基地，老河口市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广州空军教育基地。

袁书堂中学2009年4月2日，袁冲中学彩旗飘飘、热闹非凡，全校师生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当日，该校正式更名为袁书堂中学，袁书堂纪念馆开馆仪式同时举行。老河口市领导陈万波、王世荣、李守成等和袁书堂烈士亲属代表、各界人士参加了学校更名及纪念馆开馆仪式。市委书记陈万波在致词中说，修建袁书堂纪念馆、袁冲中学更名是袁冲人民不忘历史、饮水思源的共同愿望，是我们缅怀先烈、教育后人的实际举措。追忆往昔，在大革命时期,袁书堂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79年后的今天，我们为烈士建造纪念馆，就是为了珍视历史，慰祭先烈，激励后人。袁书堂纪念馆是一所大学校，修建的革命烈士纪念馆必将成为人民瞻仰、祭悼先烈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袁书堂纪念公园(2)2010年4月1日，我市举行袁书堂烈士公祭暨袁书堂纪念公园开园仪式。市领导王世荣、王红、黄克立、刘黎明、刘道军等在家的“四大家”领导和市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各乡镇办事处党委书记、组织委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代表等参加了仪式。

仪式现场庄严肃穆，人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在袁书堂烈士纪念碑前，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沉痛哀思，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深切悼念。委常委、纪委书记王红主持仪式。市委书记、市长王世荣作了重要讲话。他说，革命老区袁冲乡的干部以及全市各级干部都应时刻铭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辉遗志，发扬光大革命传统，奋发进取，扎实工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新的起点上，奋力谱写老河口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新篇章！

近年来，袁冲乡党委、政府以袁书堂及袁氏家族的革命事迹为依托，积极打造革命老区红色品牌，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事业。2009年，在市委、市政府、以及市委组织部的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将袁冲中学更名为袁书堂中学，并修建了设施完善的袁书堂烈士纪念馆，修葺了烈士陵园。2010年，又投资100多万元，修建了占地80多亩的袁书堂纪念公园，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群众来这里缅怀先烈，激励斗志。同时，袁冲乡充分利用当地的旅游资源优势，积极发展以宋长城、大山寨为代表的历史文化游，以引丹渠、二劈山为代表的人文生态游，以葛洲坝铁路复线为代表的工业景观游，以牧场村、陡沟河村为代表的民居农家游，积极争创旅游名乡，全乡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呈现出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