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海君

1575年，恭嫔金氏诞下光海君，为宣祖的庶二子。两年后金氏辞世，光海君与其大2岁的同母兄长临海君由嫡母懿仁王后抚养长大。由于懿仁王后不育，直到她在1600年过世前，宣祖没有任何嫡子。大臣们一再上疏请求宣祖册立世子，宣祖却迟迟没有应许。万历二十年（1592年），壬辰倭乱爆发，丰臣秀吉领兵由釜山登陆大规模侵略朝鲜，来自大臣和各地儒生的奏折层出叠现，纷纷要求即刻立储，稳固国本，宣祖在压迫下终于同意册封光海君为世子。

相对于宣祖的其他庶子，光海君最有资格成为储君。长子临海君，第五子定远君以及第六子顺和君都曾犯下敲诈、杀戮等罪行。其中以临海君最是声名狼藉，如果按照无嫡立长的继承次序，本来临海君应该是世子之位的最佳人选，但他不仅抢占官婢与私人土地，更利用王子的身份巧取豪夺，动用私刑，招至不少弹劾。而光海君年少之时，品行端正，聪慧好学、仁孝兼备，因此他受封为东宫，群臣一致赞好。

因战事告急，光海君受封翌日便随宣祖离开汉阳北下，而立储一事，8日后才在平壤公告天下。临海君李珒被俘，宣祖仓皇出奔平壤。当敌军迫近平壤之际，宣祖心虚胆怯，欲渡鸭绿江逃往辽东，表示宁愿死在天子疆土（明朝境内）也不愿成为日本人刀下亡魂，但只得都承旨李恒福一人支持。大多数官员，如领议政柳成龙、左议政崔兴元、右议政尹斗寿（李恒福与尹斗寿同为西人巨头，柳成龙为南人首领，崔兴元党派不详）皆反对宣祖的提议。商议之下，决定将朝廷一分为二（分朝），一部分人随宣祖渡江，其他人则在光海君的领带下驻守朝鲜。十七岁的光海君李珲受命权摄国事，担任抚君司代替宣祖赴前线抚军，表现出色，得到许多义军领袖和百姓的支持。李珲收集流散的军队和义兵，号召通国勤王，以图恢复。李珲的这个举措振奋了朝鲜民心军心，对全国团结一致打击倭寇很有作用。万历二十一年，日本撤出汉城，退守釜山，并将虏获的临海君和顺和君两位王子送还，倭乱暂时告一段落。此时，宣祖已经属意于光海君了。

然而，分朝却使得宣祖和光海君的关系越发生疏。原因有两个：其一，光海君做为世子最主要的任务便是在侍讲院学习与一日两次向宣祖问安以示孝道（1593年3月，由于明兵的介入，宣祖的朝廷暂在开山落脚，光海君则驻守定州，9个月后才回到汉阳）。但是由于光海君频频卧病在床，因此辜负了宣祖的期望，导致宣祖对光海君多有不满。其二，分朝直接让光海君分享了一部分宣祖的王权。宣祖在战争时贪生怕死的表现让自己失尽民心，受到台谏（即司宪府、司谏院之合称）不留颜面的指责，更有大批儒生上疏要求宣祖退位于光海君。如此，宣祖致力收复王权，打压世子。壬辰倭乱期间（1592年-1598年），他18次提及禅让王位或让光海君摄政，但其目的只不过是在考验世子和群臣对自己的忠心，以便除去任何威胁。为了限制光海君的权利，宣祖在分朝时，以光海君还没有受到大明册封为借口，不愿颁发世子印。宣祖甚至禁止光海君入殿请安，让光海君的世子之位岌岌可危。

自懿仁王后过世后，宣祖对待光海君的态度每况愈下，从他重视选继妃而有意阻扰遣使臣要求大明册封世子来说，宣祖似乎考虑到了废世子。虽然按照宗法（宗法规定，两班在确立继承人（庶子或继子）之后，即使有嫡子降生，继承人也不会更改），光海君的世子地位不会因为永昌大君的诞生而有所动摇。况且永昌大君年龄太过幼小，废长立幼也太不合理，但由于宣祖对光海君的冷淡和缺乏明朝的正式册封，让光海君坐立不安，担心宣祖会不顾宗法，改立永昌大君为世子。朝中读懂宣祖心意的人趁机结党营私，其中以柳永庆（柳永庆本是东人党，后来变卦投奔北人，之后又加入小北。1602年任户曹判书，两年后其孙迎娶翁主，升任领议政，与其他外戚勾结，被称为“柳党”，在宣祖的最后四年一时权倾朝野。“柳党”在宣祖病重期间私藏宣祖欲退位让贤的教旨，后被光海君问罪）的“柳党”风头最盛。“柳党”拥立永昌大君，常常挑拨离间，使光海君更觉地位不保，迫使他无论如何都要铲除永昌大君。

万历二十三年，宣祖册封光海君为世子，并上表明朝请求批准。明朝答复：“继统大义，长幼定分，不宜僭差”，遂不许。光海君由是对明朝暗有怨言。万历二十四年、三十三年，朝鲜再次上表请求易储，其时明朝也正为立储的事情闹得鸡飞狗跳，遂均不许——似乎光海君是受了郑贵妃和福王的连累。宣祖末年，朝鲜国内在立储问题上也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因为当时宣祖仁穆王后已经生有一子（永昌大君，1606年生），弃嫡立庶，与儒家宗法观念不合。朝廷中的北人党因此分裂为以李尔瞻为首、主张拥立光海君的大北派和柳永庆为首、主张拥立嫡子的小北派。小北派在光海君即位后受到打击，柳永庆被赐死，小北派分裂成清小北和浊小北，而大北派则又分裂成骨北、肉北和中北三派。

万历三十六年，宣祖大王病逝。事实上的世子光海君嗣位，并上表明朝，自称权署国事，请求册封。万历皇帝恶其专擅，不予理睬。但是当时东北亚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新兴的女真势力对明朝构成了威胁。为了确保东北边疆无虞，需要拉拢朝鲜，所以明朝在拖延了几个月之后，于是年十月乃册封李珲为朝鲜国王。光海君从被立为世子到登基的14年间，明廷5次拒绝册封光海君（当时明廷也出现了与立储有关的争执。明神宗偏爱第三子朱常洵，欲立为太子，以礼部为首的满朝文武强烈反对。最后，在1601年，明神宗辨不过内阁，只好立长子朱常洛（即明光宗）为太子。因此，明朝礼部多次以非长子为由拒封光海君，坚持立长不立幼的立场），这在朝鲜历史上史无前例，令光海君颜面尽失。继位后，大明礼部仍拒绝册封光海君为朝鲜王。在礼部的询问下，使臣李好闵声称临海君患有精神疾病，自愿让位于光海君，礼部于是派遣了两名使臣亲自前往汉阳拜访临海君求证。朝鲜使用大量白银贿赂了使臣，终使礼部同意册封。1609年，敕使入汉阳，正式册封光海君为朝鲜王。明廷的态度对光海君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除了让光海君对大明心存芥蒂（致使日后不愿意出兵相助），更进一步加让光海君意识到只要临海君在世一日，自己的王位便坐不安稳，因此，临海君是非死不可。

李珲即位后，按照朝鲜仁祖后史书的说法，是“昏乱日甚，幽废母后，屠兄杀弟”。从事实来看，后两条倒也确实。光海君即位后，宣布仁穆王后为废妃，囚禁在西宫（庆云宫）内，自己则搬到新修复的昌德宫（东阙）去住。而对其王位威胁最大的两个人——其同母兄、宣祖长子临海君，和年仅两岁的弟弟，宣祖嫡子永昌大君，则分别于1609年和1614年被害。

李珲即位后不久，即有三司官员弹劾临海君。虽然光海君表示不忍，但是就在同一天，光海君未经推鞠审问，便采纳三司（即弘文馆、司宪府、司谏院）的提议，以私藏军器、阴养死士、在宣祖殡天当日密谋出兵篡位、私协武器入宫等四条逆反罪名将临海君流放，关押围篱。官员们没有对此提出异议，虽然此事由北人打头，但是南人和西人也不约而同地支持除去临海君。

之后，不断有上疏要求处死临海君，光海君没有首肯。1609年，临海君被流放地守卫李廷彪杀死。表面虽伤心欲绝，光海君却没有下令追查，也没有惩罚李廷彪，只让其呈上一份报告书。光海君为了避免背负杀兄的道德污点，以甸人杀害（指示守卫或地方官员秘密将流放的罪人处死，指示人通常为在位者，以此避免公开处死想要除去的人，保证自己公义正直的形象）的方式秘密处死了临海君。

七庶狱事发生在1613年4月，故亦可称癸丑狱事，一群西人党名门后裔（头目包括：故相朴淳之庶子朴应犀；故牧使徐益之庶子徐羊甲；故监司沈铨之庶子沈友英；故副相朴忠侃之嫡子朴致毅；西人党名儒金长生之庶弟金庆孙；故判书金睟之嫡孙金斐）以抢劫和谋杀的罪名被捕，其中一人坦诚欲拥立永昌大君篡位，引发党争，牵连无数，连仁穆大妃也被牵扯其中。一名被供出的高官朴东亮招供：宣祖病重时，仁穆大妃殿中宫女对懿仁王后之像施展巫术，以求延续宣祖之命（《光海君日记》的编写者亦有澄清，被诅咒之人其实乃光海君生母金氏）。经过一番推鞠审问，犯人供出阴谋的策划者乃仁穆大妃的父亲金悌男，并企图拥立永昌大君为王。一如光海君所愿，有人开始要求光严惩永昌大君与仁穆大妃。此时，朝廷却为了是否该惩处永昌大君和仁穆大妃而分裂成了支持与反对的两大派。后来由于光海君治罪言官严惺，事件发展为群臣与光海君之间的矛盾。在清洗了整个台谏（包括大司谏和大司宪，新任大司谏和大司宪分别是宋淳和李冲，皆为大北党）后，光海君终于压制了台谏的反抗之声，从1613年7月之后的7个月中，再没有人对此上疏。新任台谏献媚，主张严惩永昌大君，光海君借势下旨将其流放江华岛，以围篱关押。碍于稚子无辜，若公然铲除永昌大君只会显得光海君不仁不义，因此1614年，光海君再次采取甸人杀害的手段，指使江华府史郑沆谋杀了永昌大君，逆反主谋金悌男也被处决。

解决永昌大君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处置仁穆大妃（仁穆大妃被指参与了金悌男谋逆一案，但缺乏确凿证据），为此，从1613到1617年，朝政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争议。首先是大北人名儒郑蕴上疏言词犀利指责光海君不义（借守卫之手杀害永昌大君）不孝，点破光海君借刀杀人一事，后牵扯出七庶狱事一案中的各种疑点，引发轩然大波。虽然因此事光海君与群臣起了摩擦，但经光海君故技重施，以数度撤换台谏官员，成功堵住悠悠众口。第二轮争议始于南人巨头李元翼的上疏，恳求光海君不要颁布对七庶狱事宣判的教旨。光海君震怒下流放了李元翼引起儒林不满，成均馆儒生们联名上疏抗议。光海君以杀害或流放带头者结束了这一次的危机。直到2年后的冬天（1617年），朝廷才为仁穆大妃的去留展开才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激烈的辩论。

1610年，追封生母恭嫔金氏为“恭圣王后”，并将其灵位移置太庙（生前为后宫者，死后灵位不能放置于太庙，而是别庙）。1617年9月，在朝鲜方面多次恳求下，明朝赐冕服于恭圣王后，象征着恭圣王后正式成为宣祖的第二任王妃。如此一来，造成了两个后果：1、仁穆大妃象征性地降位成为第三位王妃，2、光海君的身份顺理成章变成了嫡子。这意味着即使光海君处置仁穆大妃，也不会违反母子天伦，令光海君成功消灭了铲除仁穆王后的最后一重道德枷锁（朝鲜国王称嫡母为“母后”或“慈殿”，称王妃以外的生母为“圣母”或“慈亲”。光海君最后一次称仁穆大妃“母后”是在1614年6月。一个月后，使臣带来明廷同意追封恭嫔金氏的消息。从那时候开始，光海君改称仁穆王后“大妃”；支持废黜仁穆王后的人称她为“西宫”）。

成功追封恭圣王后的20日后，光海君差捕盗厅秘密捉拿仁穆王后的叔叔金季男，制造的让有心人攻击仁穆王后的机会。第三轮辩论的导火线便是儒生韩辅吉的上疏，要求光海君废黜仁穆王后，受到领议政奇自献的反对。于是光海君召开收谥要求群臣表态，在1100名两班（包括王室成员）之间，大多数人不愿表态，只有7个人，即小北派奇自献、西人李恒福（1556年-1618年）、西人金德诚（？-1636年）、西人金权（？-1622年）、李慎仪、权士恭（1564年-1624年）、西人吴允谦（1559年-1636年）公开表示反对任何不利于仁穆王后的政策，将近50人表示支持，多为大北党（此时，反对废黜仁穆大妃的大北派脱离党派，组成新党“中北”）。光海君杀鸡儆猴，流放了反对者。余下的群臣在左议政韩孝纯带领下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庭请。受光海君压迫，台谏弹劾了不出席的人，一时间人人自危。当同情仁穆大妃的声音彻底消失以后，光海君下教旨，软禁仁穆王后，但并没有把大妃废掉，而是拿掉了她大妃的地位，改称西宫。

光海君在位期间，朝鲜诞生了像《东医宝鉴》这样的医学论著。该书于1610年完成。在这个时期，李朝选拔官吏任人唯贤的制度早已受到破坏，因为遴选文武官员的考试已变成有权势的官员和当权派手中的工具。经常举办的特选科及第者们造成了对土地的迫切需求，同时，两班地主们不登记拥有土地的做法使国家的岁入大量流失。由于一些两班利用免税的书院土地来逃避税收租赋，仅仅在17世纪私立书院的数目就增加了三倍，使书院房地产成倍增加，它们所荫庇的文人学士和学生数目也不断增加。王亲国戚和掌权的官吏积累了战时遗弃的土地，把它转为免税的财产。竞争官职变得激烈起来，因为担任一任官职很容易在经济上捞到好处。

在这种文武官员只顾私利不顾国家的风气下，朝鲜国势日颓。尤其雪上加霜的是，此时的朝鲜还面临后金的军事威胁。

1616年，努尔哈赤（朝鲜史书称老酋、老乙可赤）基本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国称汗，定都赫图阿拉（兴京），年号天命，并于1618年正式与明朝决裂，向大明宣战，发兵袭破辽东重镇抚顺。除了辽东，整个东北落入后金掌控之中。夹在大明与后金之中的朝鲜左右为难，一方面要对宗主国大明尽忠，另一方面又要尽力与后金和平相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心求和的光海君和亲明的士大夫之间不可避免地起了矛盾，从1618年到光海君下台，朝鲜宫廷上演了了长达5年的伦理斗争。

面对努尔哈赤的挑战，明朝经过近一年的准备，于1619年春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出兵10万，号称47万，分4路夹击后金，志在必取。战前，明朝令朝鲜出兵助剿。1618年夏季，朝鲜收到3封来自辽东指挥使丘坦和广宁指挥使汪可受的信函，要求朝鲜出兵支援。大多数官员提议立刻出兵，光海君则表示反对，却只得到7人的支持（黄中允，故台谏，大北派，仁祖反正时遭流放；赵缵韩，承旨，本是西人但与大北交好，因为所属党派的关系，仁祖反正时并没有受影响；朴鼎吉，承旨，大北派，仁祖反正时被杀；李伟卿，承旨，大北派，仁祖反正时被杀；朴自兴，参判，小北派，朴承宗之子，光海君外戚，仁祖反正时自尽；任兖，处置仁海君时期的功臣，大北派，七庶狱事时遭流放，1620年死去；尹晖，西人，西人巨头尹斗寿之子，仁祖反正时遭流放，因家境显赫，不久便回到汉阳），但后来这7人禁受不住政治压力，纷纷变卦，转投亲明阵营。在光海君的坚持下，直到大明皇帝降诏书，朝鲜才勉强出兵。

壬辰倭乱期间，在前线的光海君累计了许多作战经验，并曾和明将合作，对朝鲜与明朝的军力相当熟悉。凭借军事情报与对明军的了解，光海君早已预见明军的失败，因此不愿出兵相助，为保国家社稷，则欲讨好努尔哈赤。相反，士大夫们对明朝充满信心，大明与朝鲜之间的君臣之义，加上壬辰倭乱时大明对朝鲜的再造之恩，群臣皆愿意无条件支持大明，亦反对与努尔哈赤有任何书信往来。

虽然光海君私下认为“老酋桀骜，虽以中朝兵力，未能必其一举而剿灭”，惧怕努尔哈赤报复，但又不敢拒绝明朝的要求，于是采取敷衍、拖延之策，建议明军“但当陈兵练武，以作虎豹在山之势，更观伊贼之作为，相机而动”。，并且只答应将军队开到义州等边境地区。但是，在明军主帅、20年前有恩德于朝鲜的辽东经略杨镐的严厉申斥下，朝鲜还是不得不派出了1.3万军队，由都元帅姜弘立统领，前往助战。1619年3月，萨尔浒之战爆发，13000名朝鲜士兵度过鸭绿江到达辽东，却在深河之战中惨败，由于光海君“实无战功之意”，在战前密谕朝鲜军队“观势向背，使虏勿为移兵先击之”，所以只有左营将军金应河力战而死，指挥使姜弘立（之后姜弘立（1560年-1627年）背叛朝鲜，入女真阵营）与3000名幸存士兵被俘。努尔哈赤几番致信朝鲜，表示愿意和睦相处，并要求朝鲜协助后金共同对抗大明，甚至要朝鲜在大明与后金中二选其一。特别是1621年后，后金攻陷沈阳与辽阳，阻断了大明与朝鲜之间的通路，努尔哈赤开始以更高的姿态对朝鲜致书笼络，称“尔朝鲜以兵助明，吾知非尔意也，迫于其势有不得已。且明曾救尔倭难，故报其恩而来耳”，对朝鲜表现出宽容，意在要求朝鲜的合作。对此，光海君与备边司（壬辰倭乱之后，备边司代替了议政府的角色）为代表的群臣起了很大的意见分歧，前者一意孤行主张顺从努尔哈赤，后者反对并主张无视努尔哈赤的信件。最后双方各让一步，达成协商，终于暂时缓和了与后金之间的冲突。

对于1619年的战事，大明方面则派出了诏书，不但没有责怪，反而对朝鲜的支援表示感谢，并送上1万两白银安抚，至此之后，大明即使频繁送礼送银子，但凡要求增兵，光海君都执意不肯，以各种借口搪塞，使得明使空手而归。到后来，光海君甚至将传达大明皇帝圣旨的朝鲜使臣关在汉阳城外，公然拒绝接旨，形同背弃大明。此时光海君的外交政策可以说是从欺瞒明朝变成了公然抵抗。备边司不齿光海君的行为，于是经常阳奉阴违，无故缺席，阻扰朝政正常运行，公然反抗光海君。1622年11月，备边司不顾光海君的抗议，强迫光海君上尊号：“建义守正彰道崇业”，“义”“正”“道”代表了朝鲜对大明应有的道义，借此警告光海君身为大明之臣的立场。9日后，礼曹奏请再次上尊号，意在羞辱光海君，群臣纷纷廷请逼宫，直至多日后仁祖反正。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正月，李珲上奏：“敌兵八月中攻破北关，金台吉自焚，白羊出降。铁岭之役，蒙古宰赛亦为所灭。闻其国谋议以朝鲜、北关、宰赛皆助兵南朝，今北关、宰赛皆灭，不可使朝鲜独存。又闻设兵牛毛寨、万遮岭，欲略宽奠、镇江等处。宽奠、镇江与昌城、义州诸堡隔水相望，孤危非常。敌若从叆阳境上鸦鹘关取路绕出凤凰城里，一日长驱，宽镇、昌城俱莫自保。内而辽左八站，外而东江一城，彼此隔断，声援阻绝，可为寒心。望速调大兵，共为掎角，以固边防。”如前所说，在即位问题上，光海君于明朝心有不满，因此主张在尽量不得罪明朝的情况下开展灵活外交，“善殚事大之诚，勿为小弛，羁縻方张之贼，善为弥缝”。在光海君坚持下，朝鲜致书后金，称自己臣服明朝是“大义所在，固不得不然”，而与后金的“邻好之情，亦岂无之？”，希望双方“各守封疆，相修旧好”。其时辽镇塘报称朝鲜与后金讲和，朝鲜与后金的往来引起了明朝的警惕，明朝朝议遂谓李珲阳衡阴顺，宜遣官宣谕，或命将监护，其说纷拿。大臣徐光启奏称：“鲜、奴之交已合”，建议派官员“监护其国”。李珲听到这种传言后自觉受到天大的冤枉，又惊又怕，连忙遣使至北京上疏“辩诬”道：“二百年忠诚事大，死生一节”。明朝于是要求朝鲜派兵协助攻打后金。但是朝鲜军队一战即溃，光海君不得不试图与后金议和。

在儒教思想根深蒂固的朝鲜王朝，士大夫奉五伦为正论，视大明天子为君为父。光海君虽颇有远见（除了预见大明在与后金战争中的劣势，光海君也意识到了朝鲜本身的嬴弱，因此登基后提议组建正规军队，但因为财政困难以及威胁到了士大夫自身的利益，遭到全盘否决），其“不背明，不怒金”的外交政策也可以避免朝鲜被战火蹂躏，却违背了当时的主流思想，因此被形容为：不义或邪论，至朝鲜王朝灭亡，也无人提出异议。在延续5年的外交纷争中，光海君完全被孤立，群臣不分党派对光海君群起而攻之，甚至表示宁得罪光海君也不愿得罪明朝。光海君背叛大明，又与士大夫交恶，同时失去这两股支撑朝鲜君王王权的力量，光海君的废黜已成定局。

后妃

惠章王妃柳氏（1576年-1623年，废妃柳氏）本贯文化，父：泰陵参奉柳自新，后为领敦宁府事、封文阳府院君；母：东莱郑氏。宣祖九年七月二十一日诞生，仁祖元年十月八日卒于江华岛（《东平见闻录》）。仁祖反正后废为文城郡夫人，2002年后复位。

昭仪洪氏（生卒年不详）本贯豊山。父：洪迈。光海君九年（1617年）封淑仪，十年升昭仪。

昭仪尹氏（？－1623年）父：尹弘业；母：兪氏。光海君九年（1617年）封淑仪，十年升昭仪，仁祖反正被赐死。

昭仪权氏（生卒年不详）本贯安东。父：权余庆；母：金氏。光海君十年（1618年）为淑仪，后封昭仪。

淑仪许贞纯（1595年－？）本贯阳川。父：许儆；母：平山申氏。光海君五年（1613年）被选为淑仪。

淑仪元氏（生卒年不详）父：元守身。兄弟瑞山郡守元有亨。

昭容任爱英（1598年－1628年）本贯豊山。父：任蒙正。光海君二年（1610年）入宫。叔父为任就正。仁祖六年自尽。

昭容郑氏（？－1623年）本贯东莱。祖父领中枢府事郑士龙，兄长是郑之产。仁祖反正时自尽。朝鲜宣祖淑仪郑氏再从妹。

淑媛辛氏（生卒年不详）本贯灵山。父：辛镜；母：水原金氏（仁嫔金氏之姊），兄长是辛宗述和辛宗遵。光海君元年（1609年）册封为淑媛。

淑媛韩保香（生卒年不详）京师良民出身。仁祖反正时被逐出宫，之后，因宫里使唤的奴婢太少，仁烈王后将前朝无罪的宫人，召回宫廷，负责打扫宫廷，而韩保香也在其中，后担任女官，因韩保香长相端庄，个性淳良谨慎，深得仁烈王后喜爱，因此被人嫉妒，向王后进谗言，但王后对韩保香深信不疑，还让她担任大君的保姆，享寿八十余岁。

尚宫（废淑媛）金氏（即金尚宫，？－1623年）《朝鲜王朝实录》记载其本名为金介屎，原为宣祖的承恩尚宫，后来成为光海君的后宫。“仁祖反正”时，被处以极刑而死。

尚宫李氏

尚宫卞氏

尚宫崔氏

尚宫金氏（1595年－1675年）仁祖反正后成为淑静公主的保母尚宫，于公主府邸过世。

内人英生（？－1613年）光海君五年（1613年）正月廿五日以病出家，永柔县令任奕收其做妾，二月八日赐死于堂岘。

内人女香（生卒年不详）仁祖反正后，移于东宫，却心怀凶惨之计，教唆愍怀嫔逆谋。

子女

废世子李祬（1598年－1623年）惠章王后生，配偶：废嫔朴氏（1598年－1623年，后自缢身亡）。初封世子，光海君被废之后亦废，安置乔桐，数月后图谋挖地道潜出，但没有成功。1623年，赐自尽。

庶女（庶长女）废翁主（名不详，1619年－1664年）淑仪尹氏生，配偶：朴澂远。诞二子三女，显宗五年逝世。

天启三年（1623年）三月十二日夜，西人党的李贵、李适、金自点等人在仁穆王后和新崛起的南人党势力的协助下，召集1300名逆反之众从东北入汉阳城，训练都监的2000名军队倒戈相向，在绫阳君（后来的朝鲜仁祖）的别墅内会合，打入庆云宫，发动宫廷政变，兵不血刃地推翻了光海君的政权。二十八岁的叛乱主谋绫阳君李倧登基，是为朝鲜仁祖；仁祖以仁穆大妃的名义下颁布懿旨，宣判光海君的罪行，冠以“戕兄杀弟”“幽废嫡母”“忘恩背德”“输款奴夷”等罪名，将光海君贬为庶人。大北派的李尔瞻、郑仁弘等被赐死。被废黜的光海君则被带到仁穆王后面前接受斥责，然后用石灰烧瞎双目，流放于江华岛的乔桐，在清朝再次入侵朝鲜（丙子胡乱）之后，于崇祯十年（1637年）转移到南方的济州岛。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朔日卒，享寿六十七。而世子李祬在仁祖反正后，被流放到江华岛，之后挖地道欲逃出围篱，失败被抓，赐自尽，光海君一脉断绝。其墓在杨州赤城洞，位于今日南杨州市真乾邑（진건읍）松陵里（송릉리），2002年后改名烈陵。

当时中国的明朝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纲常伦理国家，有自己的普世价值，况且明朝与朝鲜一直沿袭着中国古代传统宗藩关系的模式。朝鲜人擅自发动政变废除一个合法且与明有交的君主，绝对是一件忤逆不道的大事，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负责节制朝鲜的登莱巡抚袁可立第一个就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看得废立之事，二百年来所未有者，一朝传闻，岂不骇异。”（李民宬《敬亭集》）。袁可立马上上疏明政府：“李珲袭爵外藩已十五年，于兹矣，倧即系亲派，则该国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冠履岂容倒置。即珲果不道，亦宜听大妃具奏，待中国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废伯，李倧之心不但无珲，且无中国，所当声罪致讨，以振王纲。”（《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在这道奏疏中，袁可立的观点很鲜明，他强调了政变这种形式的非法性，这关乎到纲常伦理的“普世价值”，他认为“即珲果不道”也应该“待中国更置”，袁可立甚至主张派兵“声罪致讨”。

既然仁祖李倧的合法性得不到明朝政府的承认，朝鲜只好派出使团前往登州拜见登莱巡抚袁可立，祈求他代为转奏辨明原委，实际上在此之前关于此事袁可立至少已经12次做过汇报。朝鲜使团在当年六月十一日（庚午）一大早便来到登州城外的庙岛。军门袁可立心情很不好，马上分付下去：“朝鲜来者勿许入水城门”，并命令对朝鲜船只“査访各船格军军器，要开数书给，军器则收贮船中，勿令带去”。闲来无事的朝鲜使团书状官李民宬对袁可立治下的登州水城门胜景还做了生动描述：“水城门乃外北城舟楫出入之门也，粉郭矗立，水漱城趾。飞阁据增厓，俯临沧海，实一胜槩也。”登州城外的庙岛也透着勃勃生机：“峰恋萦于，围抱左右。其间沙汀横亘数十里，又有二岛浮出其外，若障空补缺者然。其他海峤之可望者无数，但晴而愈暗，不得瞭然耳。峰顶通望处，逐设烟墩。屯田农幕，处处相望。商船战舰之抛泊近岸者，不知其数。”

三天后，军门袁可立接见了朝鲜国使团。使团“升自东阶再拜”，向袁可立“呈申文”递交国书。

抚院立语曰：“你国旧王在否？”（使）答曰：“在矣”。曰：“有子否？”（使）答曰：“有一子”。

军门曰：“在哪里？”（使）答曰：“同在一处”。曰：“闻旧王三月十三日已死云，是乎？”（使）答曰：“无此理”。军门曰：“十三日动兵云是耶，抑旧君自退耶？”（使）答曰：“其失德，详在申文中，老爷见之则可以详悉矣。一国大小臣民，不谋而同，推戴新君。昭敬王妃令权署国事，天命人归，从容正位，岂有动兵之事乎？”军门曰：“然则烧宫室云者，何故耶？”（使）答曰：“宫妾所居之处，点灯失火，而正殿则依旧矣。”军门曰：“你国定乎？”（使）答曰：“反正之日，市不易肆，朝野晏然，有何不定之事乎？且总镇毛驻扎敝邦，如有可疑之端，则岂有掩护小邦，欺瞒朝廷之理哉！”军门曰：“晓得”

仍命茶，谢拜而退。（李民宬《敬亭集》）

这次见面后，袁可立的态度缓和了许多，“而今观来文，乃悉颠末。效顺之诚，既不异于畴昔。优待之礼，应不减于从前。一切款宴，犒赏夫马等项，已移檄促办矣。合行谕知云云。”（李民宬《敬亭集》）更主要的情况是当时明与后金正用兵，明朝国力受限，客观上也不允许明朝在这件事情上太较真。袁可立从全局和实际出发退而求其次，“请正词质责之，以济师助剿为券，与廷议合。”（黄道周《节寰袁公传》）。袁可立上疏道：“亦当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颁赦罪之诏，令其祗奉国祀，如国初所以待李成桂者，此又不得已之权也。”（《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一个国家的内政，还要跑到中国来百般解释游说求得承认，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大明天朝的影响力之大。

但这件事情也远没有这样简单就会被忽悠过去，对一个纲常伦理道德至上的中国，历史一直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甚至于经过朝代更替也没有抹平。直到五十年后的清朝前期，朝鲜君臣对袁可立“致讨”的主张仍然记恨在心，在清廷开馆延修《明史》之际曾派出专使来中国进行“辩冤”，在清朝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并交通说服清朝高官改写前史。毕竟政变和篡权是分不开的，这是不好忽悠的大不道，是朝鲜历史的软肋，中国清朝的《永宪录》和《池北偶谈·朝鲜疏》等书对这件事情都留下了详细的记录，这可能是今天的朝鲜史家们所始料未及的。

用朝鲜国王李焞的话说，他康熙十五年（1676年）给中国皇帝的奏疏是为了了却先王的宿憾，为祖先洗雪冤屈，请求在编修明史时按照他的意思记录这段历史，替自己的祖先“正名”，并宣示天下。朝鲜国王为自己的先祖不厌其烦地辩解，并强调说当时袁可立等明朝官员所看到的情况不全面，自己先曾祖父所发动的政变是光明正大的，并没有阴谋在里面。但这种要求和说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有点过分，因为中国怎么记述历史必有他自己的依据和道理。

我们简单翻一下旧案，倒是对如今的中朝关系、朝贡体系有一点有益的认识。对于当今时代大国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有一个比较之后的认识。无论是古代中华的朝贡格局，核心力量，首先是经济军事力量。过去中国与朝鲜通过朝贡贸易使得朝鲜受到恩惠，中国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帮助朝鲜消除日本的威胁，从而对朝鲜具有一种强制的号召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通过自己的文化力量，通过纲常伦理这种中华文化圈内具有“普世价值”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具有对属国的文化号召力。无论明朝、清朝，只要他们具有这种基于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并通过经济和军事力量确立了当时“普世价值”下的国际秩序，那么就会使其畏惧，使其感化，使其被牢笼其中，不得不尊奉这种价值观下所统御的一切，这就是“软实力”。

韩国电视剧医道（许浚）是叙述光海君和他父亲的时代背景。^[3]而韩剧《王的女子》就是叙述光海君和宠姬金尚宫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