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入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上学。当时学校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组建党团组织,高农斧受到启蒙,思想日趋进步,决心彻底与地主阶级决裂,同广大农民站在一起。
1927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8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至1929年间,陕北连遭荒旱。当时陕北特委为救济穷苦农民,提出“欠租运动”口号。高农斧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不断与家族斗争,说服了父亲高有业,首先宣布两年不收租。那时党在义合镇设立机关,参加工作的几个人的粮食全靠高农斧供给,他把自家的粮食做成炒面,扛到中共绥德西川的党组织进行救急,为了革命事业和劳苦大众,高农斧选择牺牲个人利益。
1938年8月,高农斧调任旅政治部组织科长。他为了革命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父亲去世后,家中因缺乏劳动力,老母幼子生活十分清贫,而高农斧从不向人诉苦。他睡觉的床铺连褥子都没有,直至去世,仅有旧毡一条。
1940年,高农斧南下华中,担任新四军4师10旅政治部主任并兼淮海分区政治部主任。
1941年7月底,新四军4师10旅从淮北转战到了淮海区。10旅在淮海区驻扎下来,实行主力地方化,开始指战员在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此时,任旅政治部主任的高农斧接到通知同旅长刘震一起去华中局驻地盐阜区聆听刘少奇和陈毅的指示。
1942年底,敌人又开始了扫荡。此时的高农斧积劳成疾,拖着病体随部队一起作战。
1943年春,组织将他调回延安学习。在返回延安路过山东省时,按规定留下了他情同手足的战马,过平汉铁路时又留下了警卫员。身背背包,徒步行军,每天要走八九十里路。一路上为活跃气氛,他说笑话、唱秦腔,使大家忘记了疲劳,按上级要求顺利抵达延安。
1944年10月,高农斧患了急性肺炎,由于身体虚弱,加之医疗条件有限,不幸逝世。[1]
当刘震和高农斧走进一间茅草房时,刘少奇和陈毅正伏案研究工作。看到他们来了,立即招呼。刘少奇先询问了10旅的作战情况、战士们的情绪,然后说:“华北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加紧张、残酷的阶段,华中局面必然随之紧张起来。日寇会更加残酷地扫荡,国民党反动派继皖南事变之后,会继续发动对江北各根据地的进攻。为了适应新的斗争环境,迎接新的局面,10旅今后的任务,就是在淮海区安家,实行主力地方化。你们怎么想?思想通不通?”停顿了一下,他接着说:“你们不要犹豫,这是坚持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发展人民武装的正确道路。现在你们一个旅化下去,不要多久,就会有两个旅、三个旅以至更多的旅成长起来。到那个时候,不仅人数多许多倍,战斗力也会比现在强。”
回到部队后,高农斧对广大指战员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大家豁然开朗,精神振奋。高农斧首先带头执行,在组织上决定临时组成中心县委后,他立即赴任苏2支队政委和中心县委书记,为部队地方化起了表率作用,使一部分原来思想转不过弯的同志也能理解组织安排,到地方去工作,使10旅在淮海区很快打开了新局面。1942年春,刘少奇去延安路经淮海区时,在军分区司令部住了一个多星期,当刘少奇听了部队打开新局面的汇报后,高兴地说,你们坚决化下去,并且做出了成绩,这很好。根要扎得深,花才开得好,果才结得大。[1]
2015年高农斧烈士入选第二批600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