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庆吉

少年时在本村私塾馆读书五年，后到八区当局员（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民警）。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清晨，凤城县城就被日军侵占，军政机关的枪支弹药、粮秣钱财尽落敌手，并俘去军警四五百人；对居民也杀烧劫掠，凶似豺狼。消息如平地霹雳，很快传遍偏僻的山村。尖山窑的广大群众陷入了无限愤怒和焦虑之中。10月下旬，传闻邓铁梅等在小汤沟顾家堡子宣誓抗日，村民为之振奋。赵庆吉也受到了很大鼓舞和启发，他开始串连亲属许绍章、许绍东、许绍义等，密议抗日事宜，不久，参加者已有十几人。他们于1932年2月4日，即旧历腊月二十五日，参加了李福田队抗日军。6月，李福田投敌，赵庆吉率领七十余人逃到李家堡子大背，报字“人合”，坚持抗日。他屡次率队出击，曾攻打凤凰城，经常活动于大营子周围山村。

当东北民众自卫军邓铁梅部来到尖山窑，着手建立抗日基地时，赵庆吉欣然带领百余人加入邓铁梅部。8月，被编为十七团，赵庆吉任团长。在邓铁梅部署下，赵庆吉率团出没凤城、岫岩等地，频繁骚扰袭击日军，成为邓铁梅部的基本队伍之一。赵庆吉先后奉命在二道洋河、小寺庙截击敌军运送给养大车二十九辆；为建立军需给养基地，率部进驻黄土坎，掩护转运军火；以及参加攻打大孤山、袭击岫岩城等战斗。

1933年1月，民众自卫军司令部还师尖山窑。赵庆吉团团部和东北民众救国军第六路汪晓东司令部设在关家堡子关殿成家前院。门前竖立着抗日军的大红旗，吸引不少爱国青年参军，抗日军队伍不断壮大。8月6日，赵庆吉接到总部关于攻打凤凰城车站，牵制日军出城应援的命令。此时他已晋升为第一旅旅长，当即率领一团和四团总计三百余人火速出发。当晚十一时在凤城车站与敌军接火，激战至翌日拂晓，胜利完成了任务。

1934年1月，敌人对辽南一带开始了“大讨伐”。在义勇军经常活动的深山区黑沟、老平顶、清凉山、南马峪等地，极其野蛮地杀光、烧光、抢光，制造了大片无人区，致使义勇军无处藏身。在哨子河、红旗堡子、大汤沟、大木谷峪、包家堡子一带，实行集村并户，强制实施连坐法，企图切断义勇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在此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邓铁梅在牌坊召开了军事会议，将现有的部队改编为几个小部队，化整为零，坚持小股游击，隐蔽在深山密林里，待机出击。赵庆吉常常率领一支小部队，四处活动，寻找战机，乘敌不备攻击敌人。

1936年1月初旬，赵庆吉与阎生堂等部在赵侗统一指挥下，联合攻打大王庙。激战一日，敌人伤亡三十余人，内有少尉一名，义勇军轻伤三人。2月又在白家河沿与三千余敌军激战，毙伤敌人四十余名。胜利给少年铁血军带来喜悦，信心倍增。4月3日，赵庆吉和关世英率领四十余人，在凤城与岫岩交界的四方砬子宿营，突然被八百余日伪军包围。赵庆吉指挥部队顽强抵抗，拼力突围。

石景文又名石傻子，做过多年赵庆吉的警卫员，深得赵庆吉的信任。一天，赵庆吉得到情报，说石景文已暗中投敌，担任密探。他十分气愤，但又有些怀疑，于是，在1938年1月15日来到了尖山窑砬子沟门石家，直接质问石景文。赵庆吉刚到大门口，石景文从背后打了一枪，赵庆吉应声中弹，胳膊骨折。时值黄昏，他急中生智，忙将身上披的大衣甩于地上，趁势逃走，在附近山坡找了个大石缝躲藏起来。石景文误认为地上的大衣是中弹倒地的赵庆吉，又对准连打数枪，断定赵庆吉已死无疑后，便急匆匆到尖山窑报告去了。敌人来后只见一件带血的大衣，判断赵庆吉不会走远，便用人拉网，严密搜查，结果落空。赵庆吉在石缝中躲避了一天多时间，又转移到后窑沟的堂嫂家，隐蔽在天棚上养伤。后为敌侦知，通过赵庆吉的熟人，以治伤为名将其骗至赵家堡子。赵庆吉落入大团的埋伏圈，及被捕，马上又被送到尖山窑日本宪兵队。不久，这位身经百战的爱国志士被杀害在凤城西沟。^[1]

1934年1月，敌人对辽南一带开始了“大讨伐”。在义勇军经常活动的深山区黑沟、老平顶、清凉山、南马峪等地，极其野蛮地杀光、烧光、抢光，制造了大片无人区，致使义勇军无处藏身。在哨子河、红旗堡子、大汤沟、大木谷峪、包家堡子一带，实行集村并户，强制实施连坐法，企图切断义勇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在此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邓铁梅在牌坊召开了军事会议，将现有的部队改编为几个小部队，化整为零，坚持小股游击，隐蔽在深山密林里，待机出击。赵庆吉常常率领一支小部队，四处活动，寻找战机，乘敌不备攻击敌人。1月下旬，他指挥四十余名战士与日军讨伐队激战于罗圈沟；不久，又与鹏飞等部二百余人攻回大营子西北九沟峪一带。2月间，会同曹国仕、刘壮飞等部进攻沟汤、凤城、张家堡子等地；28日晚，赵庆吉又率领六七十名战士骚扰了驻二道沟、错草沟一带的敌军。三四月间，为打破敌人的“讨伐”计划，赵庆吉部频繁地在二道沟、沈家堡子、沙里寨、丛大沟各地袭击敌军；还曾打进凤凰城，神出鬼没，使敌惶惶不安。6月以后，青纱帐起，赵庆吉部更加活跃，在二道洋河、二道岭一带频繁地袭击日、伪军，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讨伐”计划。8月9日，敌军两连带有迫击炮来袭，赵庆吉指挥四五十名战士在前荒沟将敌击退，并击毙敌少尉排长一名。翌日，敌组织大队人马疯狂反扑。赵庆吉等四十余人正在沙里寨休整，突然遭敌袭击。赵庆吉沉着果断，指挥部队且战且退，至老大磊子沟，迅速抢占了高地，集中火力阻击敌人。义勇军战士打得很英勇，同敌人激战五个多小时，给敌重创后才有组织地后撤。9月8日，伪满军又从苏子沟出动向红旗营子一带进击。赵庆吉侦知后，秘密布置兵力，埋伏待敌，在罗锅沟包围了一连敌军，并消灭一部，俘敌八人，缴获步枪八支、子弹千余发。

正当义勇军积小胜为大胜，斗争形势逐渐好转时，传来了邓铁梅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并于9月28日惨遭杀害的不幸消息，全军将士对邓铁梅司令殉国无比悲痛。赵庆吉更是心肝欲裂，他决心杀敌雪恨，率领所部在凤城八区石头岭一带与敌顽强拼杀。入冬，苗可秀、刘壮飞、赵庆吉等领导人得到情报，内称：凤城县日本警察署官员及部分伪军将乘车赴四区白旗堡，在那里召开军事会议。苗可秀、刘壮飞、赵庆吉等对此情报进行了分析，认为有利可图，决定采取行动，截击汽车，破坏会议。

由凤城至白旗堡必岔路子，此处傍山，又有茂密松林。赵庆吉等部义勇军事先埋伏于松林下沟壑之中，还有部分战士在上下路口监视车马行人，不使走漏消息。夜晚九时，敌人汽车开进埋伏圈，义勇军突然以猛烈火力围攻，打得敌人蒙头转向，当场日本警察署巡长、巡监、监督官等四人被击毙，多人被俘，余者狼狈逃窜。因被俘的士兵、司机都是中国人，苗可秀向他们进行民族大义的宣传教育后，一律释放，伪军们很感激抗日军的宽大政策。

抗日军对民族败类，则严惩不贷。日本守备队密探杨凤阁杀害了许多中国人，民愤极大，赵庆吉早想除掉这个民族败类。当1935年4月某一天侦知其到了小汤沟的沟门子时，赵庆吉与关世英决定立即行动。因沟门子驻有伪满大同队一百余人，不解决大同队就抓不住杨凤阁，所以赵庆吉、关世英带领一个中队先将他们包围，经战斗，俘获了伪连长。在赵庆吉和关世英的正义威逼下，伪连长交出了杨凤阁。抗日军在大头道沟将杨凤阁处死，为人民除一大害。

在赵庆吉所部抗日军活动地区内，一些小股土匪常为害人民。关世英建议赵庆吉采取行动肃清匪患，以维护地方治安；并力争收编，扩大抗日军力量。当时在李家堡子有土匪七十余名，经常骚扰毁群众。赵庆吉与关世英等商量后，决定智取。4月底，赵庆吉先带八人化装乘大车潜入李家堡子土匪老巢，关世英率七十余人从外面配合。进堡后，赵庆吉等八人突然向匪巢开枪。听到枪声，关世英率军从外面猛烈攻打。结果土匪纷纷逃窜，其中有些人投诚参加了抗日军。

9月初，赵庆吉和关世英带领七十余人到大、小汤沟处理土匪“双龙”。他们寻找了四五天也未见踪影。偶然在石槽岭见到一个站岗的，他们神速地抓住这个人，然后由赵庆吉换穿上站岗者的服装、戴上苇笠头，大模大样地进入二道岗，关世英紧跟在后。他和关世英连下两道岗哨的枪，进入院内当即向屋内连打六枪，“双龙”被击毙，余者全部被俘。区内匪患渐除，治安日益好转。

赵庆吉与关世英很关心战士。这年中秋节将临，他们为了使部队过好节，在节前三天，带领部分人员到大营子东庙岭，截获敌人两大车节日用品。不料在返回时，遭到日军四十余人追击。走到二道沟时，日军将落在后面的四名农民杀害。这四位参加背粮的农民都是关世英的亲属。接着，日军进入沟内，赵庆吉等以猛烈的火力将日军压在沟里，打得敌人抱头鼠窜。

赵庆吉和关世英率队频繁苦战，数次攻打石头岭及宽甸、凤城等地，毙伤敌军十八名，其中包括击毙日军指导官一名、大团团长一名。

虽然义勇军局部有些小的胜利，但由于敌人的不断“讨伐”，辽南义勇军各部遭受严重损失，邓铁梅、刘景文、李春润三大支义勇军都因失掉领导人而削弱，队伍逐渐缩小，总计约有一千余人。为争取各部义勇军统一行动，少年铁血军司令赵侗及指挥白君实，在12月初邀集各部领导人于凤城北葛藤峪集会，赵庆吉以邓铁梅余部负责人身份参加了会议。经讨论决定，将辽南抗日军各部统一组成少年铁血军，确定的宗旨为：“以抗日救国为当前之急务，以复兴民族，恢复失地为最大之目的。”提出的口号是：“爱护老百姓，唤醒伪国军，团结义勇军，打倒日本人。”会议决定设司令部，下分四个路军；每路军下设大队、中队、分队和班等。公推赵侗为总司令，阎生堂、赵庆吉、白君实、曹国仕分任一、二、三、四路军总指挥兼各该地区地方行政长官。会议还决定划分活动区域，半年一换防，以资熟悉地理，办理地方治安。

会后，赵庆吉指挥第二路军活动于东自宝山村的沙子岗、白旗，西至苏子沟、红旗营子，北自大、小汤沟和清凉山，南到哨子河一带的百十里广阔地域内。司令部鉴于关世英几年来身经百战，有胆识有谋略，与士兵同甘共苦，深受大家拥戴，任命她为第二路军参谋长，协助赵庆吉指挥部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