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昌

1913年进镇海便蒙小学就读，品学兼优。

1918年随父母去安徽安庆。次年初，祖父受聘在汉口当家庭教师，陈寿昌随去伴读。农历五月，父母到汉口料理祖父丧事后，得悉陈寿昌的大哥陈希垲病重，遂全家返回故乡镇海。

1922年，陈寿昌在电报传习所结业后，到郑州电报局供职。

192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秋，陈寿昌从郑州转到武汉电报局工作，继续投身工运。

1927年冬，在中共中央机关任秘书的陈寿昌，调任中共上海市政总工会党团书记。他常深入到石路(今上海福建中路)一带的衣庄业等基层工人中开展工运工作。

1928年2月，陈寿昌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3月兼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7月调任沪西区委书记，先后领导闸北、沪西地下党的工作，组织领导罢工斗争及群众性的爱国反帝活动。

1931年4月24日，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对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周恩来在得悉钱壮飞的紧急报告后，即在陈云、聂荣臻等协助下，指挥陈赓、李克农、李强、陈寿昌等特科人员，抢先采取紧急果断措施，保卫了党中央和在沪党组织的安全。

1933年初，全总苏区执行局并入全国总工会，全总改称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陈寿昌任中共党团书记。

1934年2月，陈寿昌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1月22日陈寿昌不幸中弹，身负重伤，于当晚在崇阳县的河坪村牺牲。^[1]

1934年2月，陈寿昌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省委小源会议后，敌人加紧对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驻地的封锁和包围。在敌众我寡、实难胜敌的情况下，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和损失，陈寿昌于1月下旬和4月间率领省级机关，先从小源撤至铜彭县的幽居、祖庄，后从幽居、祖庄向修(水)铜(鼓)宜(丰)奉(新)边界的龙门山区转移。同年6月，在转移途中，红十六师整编，陈寿昌兼任政委，在武宁澧溪击溃敌1个营。后至龙门山区、准备坚持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时，敌以4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向红军包围过来，而红军兵力、装备、供给更趋劣势，为此省委决定分路突围，向平江县的黄金洞苏区转移。突围途中，红十六师损失惨重，仅剩约1个营，省级机关干部也大部牺牲、失散。省委称此次失败为“六、七月事变”。

8月，陈寿昌在黄金洞何家垅召开省委紧急会议，他代表省委作关于“六、七月事变”的总结报告，并承担了省委、军区在指挥上的失误和战斗失败的责任。会议总结了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并严肃批评和反对“因‘六、七月事变’暂时局部的损失而失去对整个革命战争与湘鄂赣苏维埃前途发展的信念的右倾机会主义”，把“坚决为巩固黄金洞基本苏区，以开展湘鄂赣斗争局面”，“恢复与壮大红军主力，保卫并联系苏区”，作为湘鄂赣党组织的最主要的战斗任务。

“六、七月事变”后，湘鄂赣苏区大部分被敌人分割、占领，进入了艰苦的游击战争时期。在中央红军主力北上长征，邻近苏区红军主力先后离开根据地后，湘鄂赣苏区更是趋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敌人常以多于红军几倍、十几倍的兵力进犯湘鄂赣苏区，并进一步采用杀光、烧光、抢光和层层封锁、强迫移民、保甲联防等等最残酷的手段，残害苏区人民，加上“六、七月事变”中省委电台被敌击毁，中断了同党中央的联系。在此严重恶劣的环境中，以陈寿昌为核心的湘鄂赣省委，不畏艰难，紧密团结，统一意志，领导苏区军民顽强地坚持游击战争，保持红旗不倒。

10月，陈寿昌在黄金洞米筛锅主持省委会议。会上，他不顾自己身体不好，眼睛又高度近视以及同志们的劝阻，坚持要求再上前线，说：“我们现在就靠红军打胜仗，打好胜仗就什么都好办了，我不上去，是不放心的。”于是他同徐彦刚一起赴前线主持恢复红十六师的工作。

11月上中旬，陈寿昌、徐彦刚率红十六师四十六团到修武崇通苏区游击活动，边打仗边扩军，部队士气很高。到通山冷水坪后，陈寿昌正式宣布恢复红十六师。这时陈寿昌、徐彦刚从国民党报纸上获悉中央红军已西进到湘南，为牵制敌人部分兵力、配合中央红军行动，遂决定部队向西南发展。11月22日，当部队行至崇阳、通城边界的老虎洞时，遇敌第三十三师的两个团，陈寿昌、徐彦刚亲临前敌指挥，击退敌人多次进攻。但陈寿昌不幸中弹，身负重伤，于当晚在崇阳县的河坪村牺牲。^[1]

1935年2月，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决定，在他牺牲地区——崇阳、通城边界建立了寿昌县，以资纪念。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崇阳县委、县人民政府在金塘镇河坪村建造了陈寿昌烈士墓，河坪人民建造了“寿昌桥”。家乡人民纪念陈寿昌烈士，把建在镇海城关古海塘旁的公园命名为“寿昌公园”，并在园中建造了陈寿昌烈士纪念馆、碑、阁和铜像，聂荣臻元帅为烈士题词：“陈寿昌烈士永垂不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