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反直同盟

“三角反直同盟”指孙中山同皖系、奉系军阀反对直系军阀的秘密军事同盟，它形成于孙中山在广西筹备北伐之际。

民国以来，孙中山为了维护真正的共和制度，与南北军阀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在1917年开始的第一次护法运动，孙中山曾依靠南方军阀在广州建立政权，出兵湖南讨伐“毁法卖国”的北洋军阀。

孙中山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初，就明白必须以武力打破反革命的力量。他反军阀的军事战略依然是收复广东作为基地，然后实行北伐。

直系始终支持反对孙中山的桂系与陈炯明，这样，孙中山就不得不把直系作为北洋军阀当中首要的敌人，而设法与其他派系调整关系，甚至结成暂时的同盟，以集中力量讨伐主要的敌人直系军阀。皖、奉军阀为了同直系军阀斗争，也希望得到有崇高威望，有一定政治、军事实力的孙中山联合反直。段祺瑞、张作霖都曾主动地向孙中山寻求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同皖、奉军阀先后建立了暂时的军事同盟。首先同孙中山联合反直的是皖系，1920年6月，段祺瑞在承认护法的原则及同意废除卖国协议的前提下，与孙中山达成共同对付直系军阀的协议。接着，皖系在直皖战争中失败^[1]，而孙中山却在皖系的福建督军李厚基的协助下收复了广东。

1920年10月，粤军收复广州，11月底，孙中山回粤在广州重组军政府。

1921年4月7日，护法国会议员在广州举行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在此之前，已通过克日北伐案。10月8日，孙中山向非常国会提出北伐案，获得通过。10月15日，孙中山出巡广西，北伐军也于当日出发。17日，孙中山抵达梧州，由胡汉民代表向欢迎的各界人士宣布，“此次出巡桂省，督师北伐”，就是要把万恶军阀、腐败官僚扫除净尽，实现真正民治。

正当孙中山在广西筹备北伐、部分军队已向湘、赣方向运动之时，北方直、奉两系军阀的矛盾日趋白热化。在此之前，孙中山、张作霖之间已经有过和解与合作的试探，至1922年初，张决心同孙合作共同对付直系，派出其亲信李梦庚同孙中山派到东北工作的宁武一道南下，于2月12日抵达桂林。

1922年9月22日，孙中山在复张作霖的信中说：“今年直奉战前，文定策略先以兵出湖南，与敌战于长岳，胜则可以进据武汉，退亦可与相持于衡阳，依山据险，以战以守，胜负之数，必不遽决。当此之际，公以大兵，直指京畿，囊括直豫，敌前后受攻，势必无幸。乃湖南当局昧于大计，阻挠前进，而广东内部且生反侧，为后顾忧，以致此策不行。迄至直奉战事已开，出师江西，迟不及事，至可痛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后破敌之策，仍须西南先发，与敌相持。公之大任，在于迅取北京津保，使敌失所凭依，然后出重兵以蹑其后，则敌将不战而自溃，此为共同动作之必要枢纽，所望睿虑及之。”

这封信，反映孙中山同张作霖南北夹击吴佩孚的军事计划，而这个计划是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前制定的。

孙中山同皖系早两年已就反直军事实行合作，此时再加入奉系，于是三方反直秘密军事同盟终于形成。

陈炯明本来对北伐就不赞成，此时同孙中山的关系日趋紧张，不仅北伐军的饷械不能保证供给，而且“陈家军”抗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孙中山无法按原计划发动，乃于直奉战争爆发的前夕决定回师广东，改道江西北伐。

1922年4月10日起，奉军大举入关，直奉大战如箭在弦上。4月12日，回师的北伐军抵达梧州，然后回到广东，集结粤北。4月22日，孙中山回到广州发表谈话表示，在直奉已发生对抗的情况下，自己“日内即将率大本营兵士出发，会师武汉，直捣幽燕”。4月29日，直奉两军交火，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式开始，5月5日，以奉军的失败结束。第二天，孙中山才离开广州赴韶关督师北伐。他在写给张作霖的信中，解释了北伐改道的原因后，告诉张作霖自己已经赴韶关督师，“不变初志，以践前约”，希望张作霖乘时反攻，使吴佩孚首尾不能兼顾。张失败之余，并没有力量再次发动攻势。北伐军在江西虽有一些进展，但孤军奋战，对直系军阀构不成严重威胁。而这时，广东后方更加不稳，6月初，孙中山不得不再回广州震慑不断滋事的“陈家军”。6月16日，陈炯明部叛变，孙中山抗击叛军50多天，7月下旬，从江西回师的北伐军在韶关失利。

苏俄希望孙中山放弃与张作霖的同盟，转而同吴佩孚合作。但局势的发展使孙、吴合作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孙中山并没有同张作霖分手，孙、段、张三方反对直系的军事同盟依然存在，甚至还有所发展。1922年9月，孙中山派汪精卫赴奉天，带去了一个同皖、奉军阀合作对付吴佩孚的军事计划。

孙中山在给张作霖的信中重申年初在广西制定的计划。11月30日，孙中山又在信中向张作霖保证，“此后对于大局，无论为和为战，皆彼此和衷，商榷一致行动，决不参差。迄今此意，秋毫无改”。

当年年底，孙中山在给皖系将领王永泉的信说，“我方与奉、皖推诚相与”，三方必须继续合作，防止吴佩孚同陈炯明勾结。留而在8月下旬，胡汉民即与王永泉秘密商定了由北伐军同王部合作，合力驱逐已经倒向直系的福建督军李厚基，“实行孙段携手，闽浙联防，开创东南新局面”。9月下旬军事行动开始，北伐军与王永泉部配合，在10月12日攻占了福州，赶走了李厚基。这时，张作霖方面派人向孙中山建议放弃收复广东的计划，令许崇智等部，会同驻桂滇军，分向湘赣，进窥武汉，奉方则入关进攻北京、天津、保定。但孙中山认为此时并非实行这个计划的时机，他答复说，“孔明昔日欲出中原，先擒孟获，吾党欲出长江，非先天陈不可；盖必得广东，乃能有力图长江，否则腹背受敌矣”。为了表明主要的军事目标是讨伐陈炯明，孙中山把北伐军改名为“东路讨贼军”，而在广西的原来参与北伐的杨希闵、刘震寰等部滇桂军也改编为讨贼军。1923年1月，拥护孙中山的滇桂等军收复广州。

苏俄一直希望说服孙中山放弃同张作霖的军事同盟，但孙中山没有接受。他在联俄的同时，力图把“三角反直同盟”纳入新的计划。

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在大半年时间里，他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同沈鸿英、陈炯明的军队作战，为的是早日平定广东，然后实行下一步的计划。1923年11月25日，在击退陈炯明军对广州的进攻之后不到一个星期，孙中山致函张作霖，又一次提起1922年春天的夹击吴佩孚的计划，在信中孙中山对张作霖的资助表示感谢，通报了刚刚击退陈炯明军的情况，信中说，“从此广东内部平定可期，而北伐计划亦可以从此施行矣”。

1924年2月26日，孙中山对上海《民国日报》的记者表示，“北伐问题，势在必行。现在皖奉两方亦已商量妥当。只要东江肃清，决不停留，即行北伐”。

1924年8月，发生广州商团与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对抗的事件。正当孙中山处理这个事变的时候，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皖系浙江督办卢永祥之间的战争于9月3日爆发；因为“三角反直同盟”的关系，卢永祥便向张作霖与孙中山求助。在战争爆发之前，孙中山已经召开多次军事会议讨论发动北伐，9月5日，发布讨伐曹锟、吴佩孚的大元帅令，宣布“克日移师北指，与天下共讨曹、吴诸贼”。9月13日，孙中山抵达韶关，并将大本营移韶，很快在韶关集结了北伐军2.3万人。在商团同革命政府的对抗升级为武装冲突后，孙中山果断地下达了镇压的命令。在9月18日以中国国民党名义发布的《北伐宣言》明确地宣称，“今者，浙江友军为反抗曹锟、吴佩孚而战，奉天亦将出于同样之决心与行动，革命政府已下明令出师北向，与天下共讨曹锟、吴佩孚诸贼，于此有当郑重为国民告且为友军告者：此战之目的不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以持续反对革命之恶势，换言之，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

在北京政变、直系曹锟政权垮台、孙中山北上之后，北伐军继续向湖南、江西进发。

从孙中山北伐，以及他在北伐中同皖、奉系军阀的联合，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晚年斗争的艰巨和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