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挽歌辞

其一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

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

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

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2]

其二

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

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

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

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

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

荒草无人眠，极视正茫茫。

一朝出门去，归来夜未央。

其三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作者：陶渊明

年代：东晋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代，一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以及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后者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

        这种悲剧性的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而带上了政治的色彩。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如孔融、杨修、祢衡、丁仪、丁廙、嵇康、陆机、陆云、张华、潘岳、石崇、欧阳建、孙拯、嵇绍、牵秀、郭璞、谢混、谢灵运、范晔、袁淑、鲍照、吴迈远、袁粲、王融、谢朓等。还有一些死于西晋末年的战乱之中，如杜育、挚虞、枣嵩、王浚、刘琨、卢谌等。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这就是生死主题、游仙主题、隐逸主题。这些主题往往以药和酒为酵母引发开来，药和酒遂与这个时期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关于如何对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已有不少感叹生死的诗歌，《薤露》、《蒿里》之作，以及“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诗句，可以说是这类主题的直接源头。魏晋以后生死主题越发普遍了，曹丕的《又与吴质书》很真切地表现了当时带有普遍性的想法：“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他因疾疫造成众多亲故死亡而深感悲痛，由此想到少壮当努力成就一番事业，又想秉烛夜游及时行乐。生与死是一个带有哲理意味的主题，如果结合人生的真实体验可以写得有血有肉，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拟挽歌辞》)“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江淹《恨赋》)如果陷入纯哲学的议论又会很枯燥，如东晋的玄言诗。对待人生的态度无非四种：一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及时勉励建功立业；二是增加生命的长度，服食求仙，这要借助药；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时行乐，这须借助酒。第四种态度，就是陶渊明所采取的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应自然的态度。从陶诗看来，他不再是一个自叹生命短促的渺小的生灵，他具有与“大化”合一的身份和超越生死的眼光，因此他的这类诗歌便有了新的面貌。

        拟挽歌辞三首是陶渊明晚年六十三岁的作品，写后两月后逝世了。诗人假设自己死后亲友的情况，既表达自己对生死的看法，也安慰亲友不必过于悲伤。

        其一是说死后收殓的情况，描述儿女朋友痛哭，诗人豁达地说死后便没有荣誉与羞辱，只觉得酒还未喝够便死了，有些遗憾。

        其二是出殡前的祭祀。诗人描述亲人的哀伤，自己虽感到不能饮酒的遗憾，但已为快离家园而有些黯然。

        其叁是写下葬的情形。对下葬后的幽冥世界不猜测，也认为贤达也不能逃避死亡。这与当时追求神仙得道的风气迥异。

        陶渊明有一些以发挥哲理为主要内容的作品，《拟挽歌辞》也可以归入这一类。这类诗可以视为玄言诗，但与东晋流行的玄言诗有所不同，并非“柱下之旨归，漆园之义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而是将生活中的体验提炼到哲学的高度。魏晋人注重门阀，陶诗中有的写到宗族关系或对儿子加以训诫，如《命子》、《责子》、《赠长沙公》等，可见陶渊明也还是重视家族的荣誉和门第的。

        陶渊明(约365-427)^[3]，名潜，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死后其好友暗赠谥号靖节先生，浔阳人(一说宜丰人)。东晋著名文学家，田园诗人，辞赋家，散文家，汉族(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考证陶为奚族人，但其证据略显薄弱)。(《宋书》隐逸传云：“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人也。”)因宅边种植五棵柳树所以号五柳先生(未得到证实)，谥称靖节居士，宜丰县澄塘镇秀溪村人。宋代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有陶渊明始家宜丰的记载。宜丰旧《图经》亦有此说。

        他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的元勋重臣，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作过武昌太守。父亲早死，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陶渊明29岁徙家柴桑，出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后任彭泽县令。因不事权贵，弃官隐居栗里(今星子县境内)。52岁时偕少子陶佟回归宜丰故里，四年后返浔阳，逝于柴桑。陶佟留居故里。今澄塘镇秀溪、故村等处陶姓人皆为陶佟之后裔。历代方志载宜丰境内有南山、柳斋、菊轩、东篱、洗墨池、藏书礅、故里桥、靖节桥、我公桥、舒啸台、赋诗湾、顾渊石、醉卧石、渊明洞、读书堂、靖节祠等陶渊明遣迹及其纪念建筑。

        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处选择的自由。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高尚的艺术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