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沃尼斯特莫理循

莫理循从小就极富冒险精神，曾在18岁的时候，沿澳大利亚南海岸，以每天50公里的路程，徒步旅行了一千多公里。这成为他以后探险生涯的开始。

莫理循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大学毕业后，他按照少年时代的梦想，开始环游世界。1893年在到达远东后，因错过前往日本的轮船，翌年二月，他自上海沿长江到重庆，转道云南，仅是靠母亲寄的40英镑，徒步前往缅甸的仰光。之后，他整理一路的日记和照片，出版了《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一书，该书使他名声大噪，并被英国泰晤士报聘为驻华首席记者。

1894年，莫理循由上海动身循陆路徒步旅行到达仰光。1896年从曼谷到昆明，次年又作横穿东三省的旅行。1897年，莫理循成为《泰晤士报》驻华特派记者。在二十多年的记者生涯中，清末民初的变革，莫里循始终在场，他有记者的锐利眼光和宽广胸怀，他报道了许多划时代事件。莫里循是澳大利亚人，为英帝国服务，对中国却很有感情。他每隔两三年，便郑重其事地请照相馆师傅上门来拍他与仆人（包括仆人家属）合影的照片，此中可见他的善良。

1897年3月，莫理循到达北京，就此开始他长达二十余年的中国生涯。作为记者，他身历或亲见从戊戌变法，辛丑签约，清末新政，日俄战争，帝、后之丧，直至辛亥革命的全部历史变迁。作为新生的民国政府政治顾问，他参与了巩固袁世凯统治的进程，帮助中国政府对抗日本“二十一条”政治讹诈，推动中国参加欧洲大战，反对袁世凯称帝。在他病重之际，还为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修改文件。他居住北京达20余年，亲历了近代中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他的大量报道、通讯与日日记成为研究这一段中国历史的重要素材。他身后留下的图片资料约3000余幅。旅澳历史画家沈嘉蔚从中精选主要部分并作了必要考证，分为《北京的莫理循》、《世纪之交的战乱》、《目击变革》三册出版，含庚子事变纪实、20世纪初中国近代化变迁、清末民初民情风俗、莫理循与中国仆人的友谊、莫理循与清末民初在华洋人等专题内容。

1910年，莫理循开始了为时半年的中国西部考察，从陕西咸阳出发，途经甘肃平凉、兰州、凉州、甘州、肃州，出嘉峪关进入新疆，经哈密、乌鲁木齐、石河子，一路西行到达伊犁，尔后向南翻越木扎尔特冰川，经阿克苏到达喀什葛尔，后向西过乌恰，最后到达俄国的奥什（今属吉尔吉斯斯坦）。在此次考察中，莫理循亲历、亲闻、亲见的可靠记录，对于我们了解清末中国提供了非常生动、直接的材料。

他曾是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后来虽离开中国，但在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期间那段风风雨雨的日子里，他又从伦敦前往巴黎，出任中国代表团的政治顾问。莫理循在中国生活了20余年，是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

1917年，英国人莫理循在华收藏的大量东方学文献被日本收购，成为今天东洋文库的前身。从此，中国人只能东渡日本才能利用莫理循文库，这不可避免地制约了中国学术的发展水平。

历史学家将莫理循文库与《永乐大典》和敦煌文书相提并论，足见其在中国学者心目中的地位。因此，莫理循文库的外流同样是中国学术的“伤心史”。

莫理循1920年在去世前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中说，他所收集的资料诸物，应捐给新南威尔士州图书馆。根据这个遗嘱，莫理循的遗孀宣布，当物色到整理和编选的合适人选后，这批档案即捐给图书馆，二十五年后公开。到1925年J.B.Capper共整理出两卷，但未出版。1946年，莫里循的长子同意将全部档案移交图书馆。后来Cyril Pearl撰写莫里循的传记《北京的莫里循》，便利用了这批档案。由旅澳的骆惠敏博士整理编辑的《莫里循通信选1897－1920》，于197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中译本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上海出版。这些整理出版的通信，仅仅是莫理循档案中的一小部分，更有历史价值的大量日记，却因字迹难辨，整理难度很大，加之无专人编辑注释，将之公开出版尚待时日，这样它们只得静静躺在书架上。

1920年5月30日，莫理循在伦敦死于胰脏病。

历史学家将莫理循文库与《永乐大典》和敦煌文书相提并论，足见其在中国学者心目中的地位。因此，莫理循文库的外流同样是中国学术的“伤心史”。

他居住北京达20余年，亲历了近代中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他的大量报道、通讯与日日记成为研究这一段中国历史的重要素材。他身后留下的图片资料约3000余幅。旅澳历史画家沈嘉蔚从中精选主要部分并作了必要考证，分为《北京的莫理循》、《世纪之交的战乱》、《目击变革》三册出版，含庚子事变纪实、20世纪初中国近代化变迁、清末民初民情风俗、莫理循与中国仆人的友谊、莫理循与清末民初在华洋人等专题内容。

莫理循1920年在去世前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中说，他所收集的资料诸物，应捐给新南威尔士州图书馆。根据这个遗嘱，莫理循的遗孀宣布，当物色到整理和编选的合适人选后，这批档案即捐给图书馆，二十五年后公开。到1925年J.B.Capper共整理出两卷，但未出版。1946年，莫里循的长子同意将全部档案移交图书馆。后来Cyril Pearl撰写莫里循的传记《北京的莫里循》，便利用了这批档案。由旅澳的骆惠敏博士整理编辑的《莫里循通信选1897－1920》，于197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中译本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上海出版。这些整理出版的通信，仅仅是莫理循档案中的一小部分，更有历史价值的大量日记，却因字迹难辨，整理难度很大，加之无专人编辑注释，将之公开出版尚待时日，这样它们只得静静躺在书架上。

莫理循档案已大致按照时间顺序编号，查阅十分方便。这批档案数量不少，约有几十卷之多，计有日记、信件、地址本、请柬、拜帖、菜单、票据、邮票、纸币、剪报、地图、艺术品等，应有尽有，可见莫里循此人颇有收藏的雅兴。这倒也好，翻阅他的档案，除了可以感受历史的风云变幻之外，更可以让你从那些不起眼的物件里，浏览一个世纪前的诸般景象。

查阅莫理循档案，手续并不复杂，办有借阅证的读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添上有关卷宗号码，管理员从档案库里拿出即是。我们先调出莫里循档案中的照片类卷宗。这类卷宗有十多卷，分为家庭、交往等专题，大约有上千张照片。

这些照片，生动凸现出莫里循在中国政坛活跃的身影。他珍藏的照片中，不乏当年叱咤风云的人物，从政治家、革命家、军阀一直到各界名流，孙中山、袁世凯、李鸿章、辜鸿铭、张作霖、陈宝琛等，都有照片赠他，如今他们在这里默默相对。担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冯国璋，在自己的照片上面用毛笔写道：送莫老夫人。这是他在北京廊房头条荣光照相馆拍摄的。1918年，时任外交总长的陆徵祥，送给莫理循的有照片和名片，名片上仅印有：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陆徵祥，为中法文两种。这名片应该是他在巴黎和会期间使用的。一张小小名片，在我面前也漫溢出浓厚历史感。

莫理循为他的藏书命名为“亚细亚图书馆”。自从图书馆建立，书刊资料就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在日记中写道，当他订购的书籍未到时，他是那样地坐立不安，而书到以后，又是极度地兴奋。

关于图书馆的样子，莫理循的好友、中国近代医学卫生事业先驱伍连德在其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述：“图书馆是个长方形的屋子。面积是60英尺×100英尺。书架是硬木制成的，由地面几乎直抵屋顶。两边均可取书。地图及其他文件如图版等，放在西墙角的大抽屉里。为防风和阳光，书籍放在蓝布制成的书套中。”

从1897年到1917年20年间，莫理循收集的西文关于亚洲，特别是关于中国的书籍、小册子达2.4万册。其中小册

莫里循眼里的近代中国

子7000多份，大部分是在其他图书馆无法找到的珍贵资料。地图、图版1000余份。语种包括英、法、德、意、日、西、葡等十几种，涉及了政治、外交、法制、军事、历史、地理、考古、地质、植物、动物等多个领域。其中凡欧洲各国记载中国本部、藩属各种事件之新旧书籍，大之如鸿篇巨制，小之如寸纸片，靡不具备。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鹤用了一个赞赏有加的“完璧性”来彰显莫理循文库的特色。他说，莫氏收集有关中国的印刷物，即使一枚传单也不漏。至今，在莫理循文库中，连他在北京租房的契约，总统的宴会菜单都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对于书籍而言，则新刊与古本尽搜无遗，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也一网打尽。以至今天的读者发现，文库中竟然保存着从1485年最初的拉丁语版本，到二十世纪初出版的近50种《马可波罗游记》，还有十七八世纪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的所有著作，以及120多种英、法、德等欧洲诸国的学会所出的定期刊物、中国的海关报告等。

精心的布置和完美的收藏，莫理循图书馆在当时吸引了众多中外名士。伍连德在其回忆录中说，莫理循喜欢邀请在京各种国籍的来访者吃饭，特别是那些对他的图书馆感兴趣的人更是如此。外交官以及其他在华外国人也对他的图书馆感兴趣，德国公使海靖、英国使馆人员戈颁、艾伦赛等都是莫理循图书馆的常客，而李鸿章的英文秘书毕德格、英国汉学家巴克斯等则得到过莫理循的图书馈赠。

中国人当中，地质学家丁文江、剑桥医学博士伍连德、兵部员外郎曾广铨、袁世凯幕僚蔡廷干等人，对莫氏藏书很是钦佩。有资料记载，他们和其他更多的、多是会英语的人士曾经参观过莫理循图书馆，并从那里借阅过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