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鹤龄

杨鹤龄是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人，杨鹤龄出身于富贵之家，是翠亨村屈指可数的富绅，在港澳有很多生意和产业，杨鹤龄自小随家人在港澳，甚少回乡。孙中山与杨鹤龄虽是同乡、同龄，但他俩从小并不熟悉，孙中山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时，由同乡兼同学谭虚谷才与杨鹤龄相识。另一种说法，杨鹤龄1886年入广州算学馆，与顺德人尢列同窗，此时他俩与在博济医学院读书的孙中山时相往来，成为好友。^[1]

杨鹤龄曾师从岭南大儒简朝亮，又就读于广州算学馆，与尢列为同学，后随家人在香港经商，杨家在歌赋街24号开设有“杨耀记”商店。当时孙中山就读于香港西医书院，课余常与杨鹤龄、陈少白、尢列等在“杨耀记”后楼相聚。这期间，陆皓东、郑士良等来往香港时，也常常在“杨耀记”暂住，与“四大寇”经常聚谈反清言论。因此，“杨耀记”商店后来被称为“革命党人最初之政谈俱乐部”。^[1]

排左起:杨鹤龄、国父孙中山杨鹤龄是孙中山先生最早的战友之一，也是早期的兴中会会员之一，为人亢爽不羁，为了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毅然放弃富家子弟的优裕生活，投身革命。18岁那年，祖父去世，遗留给杨鹤龄一大批产业，但他宁愿自食其力，先后把这批产业变卖掉，用作提供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活动的经费，辛亥革命以后，家住澳门水坑尾斜巷十四号，还是从舅父曹氏家族中租来的。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聘请杨鹤龄为总统府顾问，并嘱许崇智拨款三千元把越秀山南麓的文澜阁修葺一新，改名为“三老楼”，廷请我父和陈少白、尤少纨三人前往居住，日夕共叙昔年“四大寇”的手足情谊。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杨鹤龄见到内政逆转，革命事业遭受很大挫折，深感违背了革命初衷，不符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目的和理想，内心痛苦，乃退隐澳门，淡于名利，深居简出，但他没有消沉，却把过去由于革命工作需要，混进烟馆而浸染阿芙蓉之癖戒掉，从而使原先面黄骨瘦的身躯，逐渐变得肥胖起来。他念念不忘孙中山先生为争取祖国的“自由平等”奋斗了一生，更向往着一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风范衷心敬佩，对孙中山先生的遗训，虽只字片言，亦珍如拱璧，不只作为座右铭，并亲笔仿书，悬诸壁上，时时举以教示勉励，现家里仍挂着杨鹤龄亲笔书写的两张条幅，一张写的是“天下为公”，下款有一行小字：“昔仲尼言之，而志焉未逮，吾友逸仙言之，有志竟成，逸仙贤于仲尼矣。”另一张写着：“博爱”二字，下款也同样有这样的一行小字：“中山先生喜书此二字，蒙作效颦也，亦景仰景流风之意耳。”这二张条幅，历尽艰险，才得保存到今天。还有许多当年孙中山先生发给杨鹤龄的文件及有关革命活动的书信，十年浩劫中被烧去了。

1934年8月29日，杨鹤龄突然患脑冲血抢救无效病逝于澳门，享年67岁。

当时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西南执行部有如下褒恤令：杨鹤龄同志，性行高洁，器识闳远，早岁翊勤总理，倡导革命，厥功甚伟，民国肇造，退隐家园，功成不居，尤足矜式，兹闻溘逝，轸悼良深，特给治丧费一万元并派秘书处第一股长黄泳台前往治丧，用示笃念革命同志之意。此令！遗骸运回故乡葬于中山翠亨金槟榔山。墓前竖立碑志，以表彰革命前辈的功绩，藉慰九泉之灵。当时中山县长唐绍仪曾作挽诗一首，较中肯地概括了我父的一生，兹抄录如下：总理有耆旧，名门出宏农，香江吟梁甫，契合比卧龙，同时陈与尤，少年气如虹，革命称四杰，足当万夫雄，公尤丰于家，夙家任侠风，慨以满簋金，来助军储供，谈笑决良图，缄默不言功，乡园杖履轻，淡泊明其衷，国帑周岁费，济困为酬庸，优游三十年，镜湖一亩宫，古物时摩挲，俯仰皆从容，方冀跻期颐，长为海上鸿，天限古稀龄，遽返蓬莱峰，忆公少壮日，谁当干莫峰，伏枥岂初志，蛰居宁道穷，祝公贤子孙，鳣堂亢其宗。

• 四大寇

孙中山先生的自传，《孙文学说》卷一第八章“有志竟成”其中的一段，对这一时期的鼓吹革命活动，亦有明确透彻的记述：“予在广州学医甫一年，闻香港有英文医校开设，予以其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肆业，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予与陈、尤、杨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前排左起：杨鹤龄、国父孙中山、陈少白、尤列。后立者为关景良并不是四大寇之一。

称“四大寇”的(左起)杨鹤龄从孙中山先生这一段话，就可以知道孙、陈、尤、杨“四大寇”，在革命初期的密切关系，然而革命的真理，初期不特未为人所认识，所接受，所支持，所同情，所理解，反而受人讽刺，不敢与之交谈结友，深感认识革命真理之不易。他们四人竟志同道合，意气相投，胆敢在一起聚谈反清抱负，抨击朝政，倡言革命，提出“勿敬朝廷”等口号，所以这四个金兰兄弟，被很多人视为可怕的危险人物，所以港、澳间的亲友皆呼之为“四大寇”，而他们四人亦居之不辞，可见“四大寇”并非寇，实为中国革命之元勋也，后来还把家族堂名，命名为“杨四寇堂”，以四寇堂老主人自称。“四大寇”的形成，最初滥觞于孙中山先生与杨鹤龄的总角之交，后来几乎同一时期，孙中山在香港结交陈少白，杨鹤龄在广州结交尤列，彼此同以抨击朝政，畅谈革命为快，四人相投相依，志同道合，交往、越来越密切，终乃缔成坚强的核心，在革命发轫时期，最初给这个坚强的核心提供物质基础，使其得以存在，得以发展，杨鹤龄尽了不少力量。孙中山先生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虽赖大可提携完成学业，但赤手空拳，初在港澳地区未有社会基础，杨鹤龄首先把自己的家“杨耀记”提供为结纳同志，鼓砍革命活动的“总部”，其次是1892年，孙中山先生毕业医校后，悬壶于澳门，在澳门筹借款项开创中西药店，须找借款担保还银人，当时（即杨鹤龄的七妹夫）吴节薇是澳门的豪富，通过杨鹤龄介绍和极力说项，吴节薇终于同意了作担保还银人，从而使孙中山先生在澳门大街的中西药店得以开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