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仙文化

莆仙文化　　莆仙文化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也孕育一方文化。自古以来莆仙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文化,展现着种种神秘的色彩。.透过历史的烟云，揭一神秘的面纱，便可发现这种地方文化的结构主体中,既有古闽文化的遗存，也有汉唐以降中原文化的传人,还有阿拉伯、波斯和西方文明的交融。于是，莆仙文化不断丰富，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一、莆仙特色方言

　　莆仙方言属汉语方言系闽海方言群，是闽方言五个次方言之一。因莆仙历史上同属于兴化军、兴化府，所以，莆仙方言也称为兴化话。莆仙方言的独特标志是：八音分明，保存着较多的唐以前中原古汉语，保留着边擦清音。

　　莆仙方言流行区域，除原莆田县和仙游县全境外，还有周边的福清新厝、江阴、一都、东张、镜洋、音西的部分村落与惠安涂岭、惠北以东及永泰梧桐以南、嵩口以西等地区。莆田市旅外华侨及其后裔足迹所至的地方，习惯上仍操用莆仙方言。据统计，目前使用莆仙方言的人口约500多万。

　　方言是一种传统文化表征，是经过千百年来逐渐形成不断发展而来的。莆仙方言是古代闽越族原住人和不断南迁的中原汉人产生文化交融的结果。历史上，大量中原汉人迁徙入闽。据史料记载，汉武帝时朱买臣率兵南征东越王余善，部分汉兵就在莆仙定居下来。当年留下的鸡子城和越王台遗迹就是佐证。晋代“永嘉之乱”时八姓入闽，很多人也迁入莆仙，现存的氏族谱有清楚的载述。五代时中原人士避乱入莆，是较大规模的中原士族进入莆仙。

　　莆仙方言是以中原古语、闽越语音的结合体为主，并逐渐吸取现代语汇和一些外国语为辅的地方话。外地人刚接触莆仙方言时，只闻叽叽喳喳，不知所云，常常比喻为雀舌鸟语。其实，莆仙方言中保留着大量的上古汉语、中古汉语的语音特点。清代学者钱大昕提出的“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等著名论断，可在莆仙方言中找到大量例证。如“肥、飞、饭、蜂”等字，普通话读为唇音“f”，而这些中古汉语中为轻唇音的字，用莆仙方言念白时，其声母为p、ph。又如“中、直、虫、抽、除”等字，今普通话的声母为zh、ch，而兴化话念白时，其声母却是t、th。在莆田南山广化寺的宋代石经幢上，用中、梵文泐刻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梵文英译的“伽、迦、俱、揭”，读为k，kh，而“咤、侄、耻、胝”读为t、th一类，这与莆仙方言读音如出一辙。

　　由于大量古音的存在，莆仙方言中的口语使用大量的古语词，如称“脚”为“骨交”，称“书”为“册”、称“绳”为“索”、称“晚”为“晏”、称“哭”为“吼”、称“蛋”为“卵”、称“立”为“企”、称“房”为“厝”、称“饭”与“糜”、称“藏”为“囥”，称“踩”为“蹂”、称“尝”为“味”等等。所以，莆仙方言和现行的普通话有很大的差异，外人确实会感到陌生。

　　另一方面，莆仙方言带有古代原住人闽越族的语音遗留。学者研究表明，莆仙方言词汇中一些土语与古越后裔的壮侗语有惊人的类似。如莆田称鞋子、筷子的一只或一支为“戈”，这与壮族、布依族的（K’D’）一致；又如北方称牲畜居处为“圈”，莆仙则称为“栏”，音义和壮族、水族、傣族相似。如莆仙方言的“坂”字，与壮侗语的（ban3）一样，意为村寨，多用于地名，莆仙带有“坂”字的地名有近百个，诸如“沙坂、林坂、蒲坂、郑坂、下坂、土坂、芳坂、南坂、坂洋、坂中、湖坂、后坂、龙坂、洋坂、”等等。在语法上，莆仙方言中的量词、动词、形容词、能愿动词都带有黏着状态，都可以得叠，这与古越语的黏着特征极为相近。经过千百年的交融同化，莆仙古代原住人闽越族群逐渐成为弱势群体，至今已无法寻觅其踪迹了，但在《闽都别记》中，记载着宋代莆田涵江还有古越族的后裔木客的存在。

　　在原莆田县和仙游县境内，莆仙方言基本上相通，但仍存在十里不同音的现象。在语音上，莆田沿海一带一般都带有鼻化韵，俗称“界外腔”；莆田江口一带受福清话影响，俗称“江口腔”；仙游机亭和园庄一带，口音则挟杂“闽南腔”；而游洋、石苍、钟山、象溪、庄边、新县、大洋等山区乡镇的口音，则有明显的“山里腔”。在词汇上，也存在一些差异。如莆田方言一般把“海蛎”称为“蚮”，枫亭却说成“蛾”，大概是指其形状如蛾虫；又如涵江常把“蜘蛛”称为“八大爷”，是源于一个蜘蛛织网迷敌，救了明正德皇帝大驾的传说。莆田方言称“儿子”为“囝”，仙游方言则叫“乃囝”等等，加上“乃”的称谓是古代人的习惯用法，如“乃父”“乃翁”等。

　　二、莆仙民情风俗

　　莆仙镜内的民俗保留中原古风，又独具地方特色。莆仙与中原一致的岁时节令有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重阳、冬至、除夕等等，诸如上元赏灯、踏青祭扫、龙舟赛会、中秋赏月、重阳登高、辞岁迎春等节俗活动，与中原古俗一脉相承。在婚俗、寿俗、葬俗、民俗、饰俗等方面也大都有中原古代文化的遗存，表现出和睦相亲、尊老敬贤、勤劳俭补、助人为乐的风尚。由于历史文化的积淀十分丰厚，传统的地方性文化艺术如莆仙戏、十音八乐等内容无不渗透于岁时节令、婚姻、寿诞等民俗活动之中。

　　千百年来，莆仙人民传承着一种正义刚烈、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在看似寻常的岁时令中，透出强烈的爱憎情感。如春节贴“白额春联”，以示对侵犯者杀戮无辜的抗争；正月初四“做大岁”，牢记倭寇入侵曾犯下的滔天罪行。有不少的民俗活动是为纪念历史上英勇反抗外敌而壮烈牺牲的英雄人物，如林居裔、陈文龙、陈瓒、魏升、林兰友等，都被尊奉为保境安民的神灵。

　　在仙游枫亭，为纪念南宋抗元斗争英雄陆秀夫而每年举行的留春节更是值得宣扬：南宋末年，元军南下，宰相陆秀夫全家死于兵乱之中。他保护年幼的皇帝赵昺，转移到仙游枫亭，募兵抗元。当地的年轻姑娘蔡荔娘慕其气节高尚，嫁给陆秀夫。后来，陆秀夫兵败崖山，负帝投海尽节。噩耗传回，蔡荔娘和枫亭父亲老洒酒海涛，挥泪拜祭，唱起了令人荡气回肠的留春诗：“击战鼓兮唱留春，唱留春兮忠魂。崖山怒源空拍岸，蛙鼓数声谁与闻……”蔡荔娘那里正怀着陆秀夫的骨肉，生下的孩子便是长大后决不食元朝俸禄的陆文钊。

　　这个悲壮的故事在民间形成了留春节的风俗，也铸就了莆仙人的民族气节，那便是在元朝和清代前期莆仙人大多不愿为官的缘故。

　　在莆仙民俗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传承着许多传统的美德，也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不少落后迷信的消极因素。如畏天、敬神、事鬼的陋习和族权观念、歧视妇女等封建思想，形成了一定的危害。

　　三、莆仙风物特产

　　莆仙地区人多地少。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有山海之利，物产丰富。海产品主要有带鱼、黄鱼、马鲛、鳓鱼、梭子蟹、蛏、蛤、螃蟹、海蛎、虾、海带、紫菜，淡水鱼有鲫、鲢、鲶、鳗、鲡、鳅等。山珍野味和豆蔬类品种繁多，几乎应有尽有。本地的茶叶、蚕豆、甘蔗和荔枝、龙眼、枇杷、文旦柚、红柿是著名的特产。宋人范正敏在《遁斋闲览》中称“今莆阳荔枝遂为天下第一”。黄庭坚也曾以“子鱼通印蠔破山，不但蕉黄荔子丹”的诗句，列举出一串莆田的特产。

　　莆仙丰富的特产，加上人民群众的智慧和饮食习惯，便创造出许许多多的风味小吃。这些风味小吃，往往以独特的文化意蕴超越它原有的价值。不少风味小吃都有关于它的来历佳话，充满着趣味感。所以，当你品味着一种风味小吃，并了解它的来历时，便会感到那种趣味远远胜过任何美妙的滋味了。

　　如关于兴化米粉的故事中，不仅有钱四娘倡建木兰陂的内容，还有明代才子柯潜应对的传说。明景泰年间，莆田阔口有个艳丽的才女，家里以加工米粉为业。她十分羡慕柯潜的才学。有一天，她得知柯潜要到阔口买米粉，便在阔口桥头出对，并说柯潜要是能对得出来，她就愿意嫁给柯潜。她的第一上对是：“地名阔口何无舌”柯潜应签：“山号胡公岂有须”。第二个上对是“八刀分米粉”；柯潜见到这个拆字对，想了半天也对不出来，只好先买了米粉回去。他走过阔口桥时，隐隐听到莆田梅峰寺的钟声，突然灵机一动，想出“千里重金锺”的下对。他急忙返身去找那女子，谁知已经来不及了，她见大才子柯潜也对不上，自己此生再也找不到意中人了，绝望之下纵身跃入阔口海波中自尽了。

　　柯潜后来中了状元，官至少聊，仍忘不了那个做米粉的才女，以致于终身不娶。诸如此类的，还有关于春卷的传说、盘舍米龟的传说、光饼的传说、煎粿的传说等等,不一一列举。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莆仙民间的传统风味小吃既登大雅之堂，又入小康之家；在旅游文化中，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总之，要真正了解莆仙文化的特色，是离不开对莆仙方言、地方民俗、特产风味的认识。也许，这些内容有助于人们揭示莆仙文化的神秘面纱，探究出个中真谛。

　　四、莆仙文化四大特色

　　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中，位于福建东南一隅的莆田市（古称兴化军、兴化府），似乎是个并不显眼的小地方。然而，在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宝库中，莆田“文献名帮”不但能以其光辉灿烂的累累文化硕果为世人所称颂，而且能以其求真、向善、重教、崇德的文化特色，在各地域文化中独领风骚，并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文拟就文献名邦四大特色的成因及其现实意义，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求真——名邦之支柱

　　按照宋代大思想家朱熹的解释，“文”为贤者，“献”即典籍。也就是说，莆田是个盛出贤人和文章著述的好地方。一般来说，能获此殊荣的地方，必定具备悠久的文化历史和丰富的文化积淀为先决条件。但据考证，莆田的文化历史并不长，自唐末开发至今，总共才1300多年，这与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原文化相比，莆田文化的起步，至少要落后2000多年。然而，就在这方落后贫穷却又充满神奇色彩的土地上，自唐朝中叶以来，莆田文坛人才辈出，涌现出如黄滔、徐寅、蔡襄、郑樵、林光朝、刘克庄、黄仲昭、郑纪、柯维骐、林兆恩等一大批在福建、全国乃至世界上有影响的著作家。尤为可观的是，莆仙人（莆田仙游）著书立说的势头，从刚起步就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强劲势头：唐末25部，宋朝即高达2632部，其中《全宋诗》精选（第七三四二页）作者黄中庸（1030－1110），字长行，号军城居士，北宋文学家，政治家。)《红楼梦》四大家族中生活原型黄氏先祖由巩溪徙军城始祖西驿前街府西巷（即今莆田城西雷山巷110号其黄太常寺卿第故居尚存）。北宋景祐甲戌进士大理寺评事黄宠之子。黄中庸从小受到其父宋进士宝文阁大理寺评事黄宠的熏陶，学习刻苦，勤奋上进，皇祐四年（1052）中福建乡试举人，次年，赴京会试第一，即会元；经殿试中进士二甲第一名，即传胪。历官江西安福知县、县令，北宋治平四年(1067)后，司马光温国公荐其才任太常博士擢广西北海通判，旋任邵武知府，后召入朝为太常卿，入值总理太常院，主持修撰皇帝起居礼宾司庙会，起草礼仪诏诰。 与欧阳修、包拯、赵抃、刘敞、文彦博、富弼、王尧臣、韩琦等齐名，天性浑厚，为人仁惠。温国公司马迁荐其才，授浙江提刑。为官宽惠，能断奇狱，所活甚众，浙人德之。去日，士民乞留，以温公论荐累官至太常寺卿、侍中兼枢密院副使。后蔡京恶之，贬为太常博士，辞之，名入元祐党禁而致仕焉。元朝虽有些下降，为60部，但到明朝又升至944部，至清朝也仍有470部之多。单就乾隆时修撰的《四库全书》，莆仙人的著作就有43部831卷被收入其书，还有37部345卷被当作存目收录。在如此众多的作品中，有不少是皇宫巨著和传世佳作，其中北宋蔡襄所著的《茶录》、《荔枝谱》等园艺名著，已被翻译为英、法文流传国外；南宋郑樵著述的《通志》200卷，是莆田自古以来一部影响最大和最为久远的百科全书式巨著，学术界把《文献通考》尊称为《三通》，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南宋著名文学家刘克庄所著的《后村先生大全集》，也是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巨著。

　　莆仙人的文章著述之所以能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最主要的原因，即是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求真”两字，也就是说，追求真理和追求科学，是千百年来莆仙仁人志士的最高追求，因而才使得这些作品不但能名重一时，而且流传百世。其中最具代表必性的人物为郑樵。

　　郑樵（1104～1162），字渔仲，世称夹漈先生。他的一生几乎全都是困居在莆田西北万山之中的夹漈山间。然而，就是这位山林穷儒，不但为中国文化奉献出一部继《史记》之后的纪传体通史，而且为莆田“文献名邦”作出了六个重要的贡献：一是以山林穷儒之身在高山虚谷中以一人之力完成一部划时代的史学世著；二是有志于建设科学；三是提出“《诗》、《书》为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科学论断；四是力倡知识分子要与广大劳动人民交换知识；五是强调学习翻译学以吸取外来文明和传播中华文化。可以说，郑樵和他著述的《通志》，对莆田“文献名邦”地位的确定和得到社会公认,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郑樵之所以民为一位千古传颂的伟大史学家和科学思想家,是因为其作品和学术思想无不充满着“求真”的气息.因此，“求真”是郑樵生命力之所在，也正是由于有郑樵这样一大批仁人志士以“求真”的精神，创作出许许多多的优秀作品，才支撑起莆田“文献名邦”这座巍巍于八闽大地的文化大厦。一方水士养一方人。因此，我们必须看到，郑樵之所以能在高山虚谷中著出一部“集天下书为一书“（《夹漈遗稿·上宰相书》）的《通志》，他的科学精神之所以能走在中世纪的最前头，这除了郑樵本身的特殊天赋和超凡智慧外，还与郑樵家乡莆田的人文条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郑樵从小就是一个穷困潦倒之人，他自己曾说过“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夹漈遗稿·与景韦史投宇文枢密书》）；“伏念臣樵幼而孤苦，长而穷困，视屋漏以无愧，闻鸡鸣而不已。所赖闽中无兵火之厄，可以见天下之书”（《夹漈遗稿·上殿〈通志〉表》。可以想像出，如果当时莆田没有特别丰富的民间藏书让郑樵借读参考，郑樵是很难读尽天下八分阶段书和著出《通志》的；更重要的是，郑樵科学思想的形成，与他的从兄郑厚和林霆、林光朝、方翥等一批也是富有求真精神的好友们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特别是郑厚对郑樵的成长和思想形成过程，有相当大的关系。郑厚（1100～1160），字景韦，莆田县新县镇巩溪村人，他不仅是郑樵小时候的良师，也是一个“厚仰视韩愈如有及”和“使厚入司台谏，则世无豺狼迹”（《夹漈遗稿·与景韦投宇文枢密书》的一代名儒，南宋名相龚茂良把郑厚视为“莆田文章的开山祖“。郑樵也在《夹漈遗稿·与景韦投宇文枢密书》中明确提及自己与郑厚的学术关系是“厚失之易，得樵而后峻；樵失之纷，得厚而后理。厚得樵而城壁固；樵得厚而朱紫分”。

　　况且，郑樵所以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向天下倡题物理实学的科学思想家，是因为他“结矛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相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通志·昆虫草木序》如果没有资源丰富的夹漈山为郑樵提倡观赏和研究动植物情性的基地，如果没有那些田夫野老与郑樵交换知识，那么，即使郑樵有多大的天赋，也是难有如此高明之见。由此，我们认为，只有在莆田这方充满着“求真”的沃土中，才能孕育着出像关樵这样富有科学思想的、划时代的伟大史学家和不朽的《通志》，“求真”不但是莆田文献名邦的擎天柱，而且是莆田文献名邦也就失去生命力。过去是今后也必然是。

　　（二）向善——名邦之灵魂

　　莆田文化发达，是来自原文化的输入，所以与全国各地一样，莆田的地域文化也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自南朝露三兄弟入莆传授《诗》、《书》后，儒家文化和儒家思想一直在莆田地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然而，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也一直是个儒、释、道三教相容并存的社会，所以道教和佛教的文化，也深深地影响着莆田人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甚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无不浸透着儒、释、道三教文化的因子。为此，莆田的文人学者一方面坚持儒家的“仁爱”、自强、诚信、和谐、互让、忠恕和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意识，一方面也纷纷从不同角度吸取佛、道两家的精华，以丰富自己的理论。而佛教、道教也在以自己特有的宗教形式，向人们推行道德，强调积善消恶等一般民众所喜闻乐见的观念，因此佛、道的教化对于莆田民间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也产生了一定的功能，从而在民俗文化中表现出强有力的“向善”行为准则和以“向善”为中心的信仰支柱，并产生了一种具有儒、释、道三家为一体的，具有鲜明的“向善”特色，并且能左右人们的精神生活的灵魂。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使莆田这个文献名邦，随着社会的发展，形成了两种天下奇观的“向善”文化现象：一种是从宋代民间中自然形成的特定民俗文化——妈祖文化；一种是明朝著名学者林兆恩所创立的“三教合一”理论。尽管这两种文化现象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其核心思想都是完全一致的，即“向善”。林兆恩（1517～1598），号龙江，莆田城厢人。他的“三教合一”理论从刚开始提出，便在莆田家乡这块“向善”的土地上得到迅速发展，之后，他的“三教合一”不但在莆田民间深深地扎下了根，而且还传至海外。及至今日，单在马来西亚一国，三教堂就有近千座。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和东南亚信仰三一教的人，仍不下百万之众。而妈祖文化随着社会发展，更是形成了一种举世闻无双的，更具世界性影响的民俗文化。

　　妈祖原名林默，又名林默娘。她生于北宋初年，为莆田湄洲湾畔一个普通宦家之女，在世只有短短的28个春秋。但因她生前慈悲善良，能济世救人，经常为人消灾解难，特别是勇救海难，所以深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她“羽化”后，莆田百姓信奉她，崇拜她，就把她作为救苦救难的菩萨和护海女神的形象来怀念她和神化她，从而产生了具有一种相当影响力的、具有鲜明莆田文献名邦特色的妈祖文化。这种独特的妈祖文化一形成，不但充盈在莆田在地的上空，成为代代相承的民魂，而且还受到历代朝廷的认可和赐封。从南宋以来，历代朝廷给林默的赐封，从“崇福夫人”，一直到护国庇民的“天妃”、“天后”、“天上圣母”。纪念她的庙宇，如今已遍布五洲，其数量之多，单在台湾省，就有一千多座，而信奉妈祖的海内外信徒，已多达上亿人！妈祖文化因而成为当今莆田文献名邦一道最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由此可见，只有莆田文献名邦这方充盈着浓厚“向善”氛围的沃土，才能产生像妈祖文化这样超越国界的民俗宗教文化奇观。与其说“向善”是莆田妈祖文化产生的根本，不如说“向善”是莆田文献名邦的灵魂。正是由于有了这个灵魂，莆田文献名邦才以其举世无双的文化色彩而被海内外亿万人士所称道。

　　（三）重教——名邦之传家宝

　　莆田自立邦之初，就形成一种比他邑更为浓厚的重教兴学风气，从而奠定了莆田文化特别繁荣发达的坚实基础。宋代是莆田重教兴学蔚然成风的时期。自北宋咸平（998～1002）初，莆田就形成了相当完善的官办学校、民间书堂、家塾义庄“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使莆田成为当今全国并不多见的一个重要教育中心，从而营造出莆田文献名邦又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科举奇观。

　　据载，中国封建社会处隋朝至清朝末年整个科举时代，全国各地进士达千名以上的进士县，只有18个县，其中福建省占4个。而莆田一县的历代进士，竟多达1433人，因而雄踞福建省进士县的榜首，其次为晋江、闽县（今福州）和建安（今属南平市）。又据载，宋代所取进士中，每42人中，就有一个是莆仙人。不仅如此，单在宋代，莆仙人中状元、榜眼、探花以及中赋魁、别试第一名的人数，也是位居福建之首。其中中状元的有陈睦、方天若、蔡佃、李宗师、陈俊卿、黄艾等6人；中探花的有李昭远1人；以赋魁天下者有郑厚、刘夙、林旖、吴铸畴、郑从甫、叶大有等6人；为别试所第一名的有宋椿、林虑、林益严等3人，可谓占尽天下科举风流。更为奇特的是，莆田行民不但创造了中国科举史的奇观，还留下许许多多至今还广为流传的科甲佳话。军城始祖黄中庸曾在驿前街府西巷梅兰与巩溪宋洋创办两所兴化郡著名的“步云书院”，《莆阳比事》称其军城黄氏素有簪缨世济“四代联登八进士和八世十六进士”之美誉。台湾民间赞其侍中黄中庸世家阀阅“文武两状元、两会元、一榜眼、二探花、三尚书、四宰相”，黄中庸宅在兴化郡府西巷（今福建莆田城西雷山巷110号故居尚存）其军城派下繁衍即称为“军城衍派”一门八世联登进士之盛冠阖莆郡。还有“一家九刺史”（唐代林披的后裔，有九个官至刺史）、“一门五学士（唐黄璞进士，其四子也都同列馆职）、”一科两状元“（1076年文武状元分别为莆田人徐铎和仙游人薛奕所得）、”魁亚同榜”（1138年，莆田人黄公度、陈俊卿同时中状元和榜眼），故有“析榆未三里，魁亚占双标（黄公度、陈俊卿）”和“龙虎榜头孙嗣祖（指宋徐铎与其祖唐徐寅均为状元）、凤凰池上北联兄”之类美谈，如此等等。正由于莆田有如此壮观的科举成就，加上学术昌明，著作如林，所以早在宋朝，莆田就以“文献名邦”（宋度宋赞语）、“闽越之地，邹鲁之邦”（宋真字敕字）、“兴化多进士”（宋王安石赞语）、“莆田人物之盛”（宋朱熹赞语）、“比屋业儒，号衣冠盛处”（宋游酢赞语）、“家习诗书，多出魁人韵士，为中州冠”（宋张友赞语），“莆田，文物之邦”（宋黄公度赞语）、“莆邦文学号邹鲁”（宋黄灏赞语）等美誉著称于世了。莆田之所以有如此辉煌的科举和学术成就，除了具有代代相传的、浓厚的重教兴学风气外，还有一个特别值得称道的读书风气，这就是家贫子读书的勤奋苦读精神。南宋时莆田名儒方渐在分析家乡儒风特盛的原因时，曾形象地说：“闽人无资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而南宋名相陈俊卿在绍兴八年（1138）中榜眼时所说的“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则一语道出了莆田作为东南一小城却能成为名扬四海“文献名邦”的内在原因。因此这句名言，自然也就成了千百年来莆田人民代代相传的家训。

　　由此可见，重教兴学不仅是莆仙文化名垂天下的根源所在，而且是莆田“文献名邦”最具特色的传家宝。有了这个传家宝，莆田的“文献名邦”，必将迎来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四）崇德——名邦之风范

　　莆田“文献名邦”除了以上所说的求真、向善和重教这三道金光闪闪的文化风景线外，还有一道极其美丽的文化风景线——道德风范的奇观。

　　莆田的道德风范奇观表现在它是由两个不同社会群体所开创的不同的道德风景线：一条是由士大夫和文人学者以宁死不屈、刚正不阿和身殉职书写出来的名垂史风景线；一条是由平民百姓与天奋斗改造自然所开创出气贯长虹的公而忘私道德风景线。这两条风景线虽然所表现的精神有所不同，但一样都是光照千秋。其中唐著名诗人、福建第一个状元徐寅以“臣宁无官，赋不可改”的凛然气节为唐代文坛传为美谈；南宋状元陈文龙是一个高唱“未闻烈士树降旗”坚持抗元到底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称赞他与文天祥“隆名

　　并峙”，而“一 土松湫相望，双悬日月照乾坤”；明末清初的南京礼部尚书朱继祚坚持抗清，至死不屈，以身殉职，留下悲壮的一页，可与史可法相提并论；清末御史江春霖，对fb当局嫉恶如仇，强烈抨击奸臣权贵，直声震朝野。这些仁人志士用他们的高风亮节为莆田文献名邦营造出一道光彩照人的道德风景线。而由北宋民间女子钱四娘带领莆田文献名邦举世瞩目、气壮山河的道德风景线。

　　据载，兴化平原（又称南北洋平原）在宋初仍到处是只长蒲草的盐碱地，要想把这万顷荒了变成万顷良田，只有在木兰溪上修建一条大陂。因此，莆田百姓从唐代开始，就急切期盼早日修建木兰陂。为此，到北宋嘉祐年间，这里的老百姓仍是饱受旱涝之苦，过着饥寒交迫和颠沛流离的生活。由于天旱人穷，所以严重制约着莆田的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而钱四娘本是长乐县的一个民间女子，她的祖先是浙江吴越王皇族的后裔，宋初迁居长乐，所以到钱四娘这一代时，她家仍是一个具有万贯家资的富豪之家。长乐距莆田有两百多里路，按一般人的看法，莆田木兰陂建与不建，对钱四娘来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她为了拯救莆田一邑生灵免遭旱涝之苦，造福于民，于是她以年轻女子之身，勇敢地承担起修建木兰陂的重任。为了早日筑成木兰陂，她毅然倾尽长乐老家的全部家资10万缗（相当于10万两银子）全部带到莆田造陂。在三年时间的造陂过程中，她带领广大劳动人民克服千辛万苦，任劳任怨，公而忘私，舍生忘死，直至奉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尽管钱四娘所建的木兰陂在刚建成时就被一场突来的洪水冲毁，但她的伟大精神，却深深地感染了林从世、李宏、冯智日和莆田广大人民，因此，莆田木兰陂在历经两次失败后，终天在北宋元丰八年（1083）顺利建成。正是有了木兰陂，才有了兴化平原“鱼米之乡“和莆田经济的全面发展；也正是有了木兰陂，莆田的文化和教育，才得以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严格地说，莆田“文献名邦”也是在木兰陂建成之后才真正得到社会的承认。因此，钱四娘不仅仅为莆田人民修筑一座大型的水利灌溉工程木兰陂，而且还以她年轻的生命，为莆田文献名邦树立起一道光照千古的道德风范丰碑。所以，自北宋至今，历代莆田人民都把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治水造陂女英雄钱四娘当做莆田最优秀的儿女来纪念，并把她尊称为“钱妃”、“钱媛”，历代文人学者歌颂钱四良好丰功伟绩和道德风范的诗文，甚至远远超过对莆田土生土长妈祖的歌颂。公元1962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在途经莆田时，特意作诗歌颂钱四娘“清清溪水木兰陂，千载流传颂美诗。公而忘私谁创始，至今人道是钱妃。”

　　由此可见，钱四娘为莆田文献名邦树立了崇高的道德风范，不仅使莆田文献名邦以更富有特色的面貌屹立在世人面前，而且必将继续激励300万兴化儿女为把莆田文献名邦建设得更加美好而努力奋斗！

　　五、莆仙文明民俗瑰宝——海洋妈祖文化

　　妈祖是人们对“海上女神”的褒称。妈祖姓林名默。生于宋建隆年间且莆田妈祖是人，也是一位普通的渔家姑娘。据史料较多的宋代记载，林默出生在福建省莆田市湄洲湾一个美丽的岛屿——湄洲岛。林姓是福建望族之一。闽林始祖林禄，在晋永嘉元年(307)以黄门侍郎琅琊王司马睿渡江镇建业(今南京市)。妈祖的高祖林圉，五代时仕闽。曾祖林保吉，仕后周，显德元年(954)任统军兵马使，鉴于天下纷乱，弃官归隐。祖父名孚，官福建总管。妈祖的父亲名林愿(一说名惟悫)，宋初官都巡检，母亲王氏，生一男(名洪毅)六女。妈祖为家中之小女。

　　妈祖诞生于宋建隆元年(960)三月二十三日。生前，父母已有五女，切盼再生一男，因而朝夕焚香祝天，祈求早赐麟儿，然终胎又是一女婴，父母大失所望。在她即要降生之傍晚，邻里乡亲见流星化为一道红光从西北天空射来，晶莹夺目，映得岛屿上之岩石红光四射，父母察觉此婴必非等闲之女，遂关怀备至，疼爱有加。因其出生至弥月间均不啼哭，故取名林默。

　　林默幼时聪明颖悟，胜于姐妹，八岁入塾师读书，勤学强记且过目成诵。她年小志弘，不满封建婚姻，立志不嫁。自小钻研医道，妙手回春，教人防疫消灾。她性情和顺、热情，排难解纷，行善济世，均乐事为。传说林默二十八岁时，一次在海上搭救遇险船只不幸被桅杆击中头部，落水身亡，后人缘以“人行善事，死后为神”，视她升天为神，专门到海上抢险助人去了。此后妈祖经常显灵，乡亲亦时常见她于山岩水洞之旁，或盘坐彩云雾霭之间，或朱衣飞翔海上，常示梦显圣，救人急难，嗣后，乡里之人便在湄峰建起祠庙，虔诚敬奉，后人前来朝觐祭祀者络绎不绝。

　　妈祖一生奔波海上，救急扶危，济险拯溺，护国庇民，福佑群生，航海人敬之若神。死后，她仍以行善济世为已任，救逢凶遇难于众，人们最终将妈祖奉为名副其实的“海上女神”。关于妈祖文化，历史上许多著名学者都曾涉猎这个领域，现代专家学者也进行认真的研究，1987年，莆田举行妈祖千年祭学术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着重从妈祖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进行研讨。

　　从妈祖文化的内涵来说，妈祖短暂的一生虽未留下什么著作，也谈不上有什么思想体系，但她的热爱劳动、热爱人民、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无私奉献、高尚情操和英雄事迹，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形成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妈祖牺牲之后，人们就按自己的愿望和理想，进一步把她塑造成为一位慈悲博爱、护国庇民、可敬可亲的女神，其目的仍是为了化育子孙后代和弘扬民族精神。“传闻利泽至今在”，“已死犹能效国功”──这是宋代状元黄公度的诗句；“但见舢舻来复去，密俾造化不言功”──这是宋代学者陈宓的诗句；“普天均雨露，大海静波涛”──这是元代诗人张翥的诗句；“扶危济弱俾屯亨，呼之即应祷即聆”──这是明成祖永乐皇帝的题诗。以上这些诗名既是对妈祖精神的高度概括，而又说明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都很重视发挥妈祖的教化功能，希望使这一民间信仰成为促进国家昌盛、民族团结、民生富饶的推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妈祖精神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之一。

　　从妈祖文化的外延来说，则是指妈祖信仰持续一千年来形成许多值得我们深入研讨和借鉴的相关学术文化课题。

　　在中外关系史上，妈祖信仰与我国古代许多和平外交活动有密切关联，诸如宋代的出使高丽，明代的郑和七下西洋历访亚非40多国，明、清两朝持续近500年的对古琉球中山国的册封等等，都是借助妈祖为精神支柱而战胜海上的千灾万劫，圆满地完成了和平外交的任务。外交使节们为报答妈祖神功，写下了大量颂圣文章，而这些原始资料对澄清一些历史遗留的争议很有作用。即如郑和的《天妃灵应之记》碑详细记录七下西洋的过程，对史书记载的讹误和不足起到了订正和补充的作用。清康熙二十二年中国册使汪楫所著《使琉球杂录》详述在妈祖庇佑下，封船如“凌空而行”，飞速通过钓鱼屿、黄尾屿、赤屿而进入琉球国境的姑米山、马齿山海域，使迎接天使的大夫郑永安惊叹如“突入其境”。由此记载可证，钓鱼岛列岛自古就是跟台湾连结在一起的中国领土。

　　在反侵略战争史上，有关古籍曾记载中国水师将领依恃妈祖庇护多次把殖民主义者驱逐出澎湖海域的史实。澎湖妈祖庙迄今尤存一块“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郎”的石碣，这是明万历三十二年（1640年）荷兰殖民者企图强占澎湖，沈有容从厦门率船队抵达澎湖，令其无条件撤离后的刻石纪功。明天启四年（1624年），中国水师复在澎湖克敌制胜，迫使侵略军首领牛文来律在妈祖庙签字投降。至于妈祖助潮让郑成功的舰队顺利进入台湾鹿耳门港的传说，则在台湾已家喻户晓。

　　在海上交通贸易及沿海港口开发的历史上，更与妈祖信仰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国从东北至华南，许多著名的港口城市的开发史几乎都跟妈祖庙息息相关。“先有娘娘庙，后有天津卫。”这句谚语是对天津港口起源的形象化说明。宋代华亭（即上海）、杭州、泉州、广州四大市舶司均与妈祖庙建在一起。还有营口、烟台、青岛、连云港等都是以妈祖庙的兴建为标志，使荒凉的渔村变为繁荣的港口城市。香港北佛堂摩崖石刻和《九龙彭蒲罔村林氏族谱》关于妈祖信仰自南宋传入的记载，则成为香港历史文献记载的第一笔。澳门地名的葡萄牙语称作MACAU，就是粤语“妈阁”的音译。台湾同胞把早期的分灵妈祖称为“开台妈祖”，这更充分说明妈祖渡台和宝岛开发是直接关联的。

　　在科学技术史上，妈祖庙也有其独特的地位。古代一种航海习俗：在新船下水出航时，必须同时制作一只模型供奉在妈祖庙内，这样妈祖就会时刻关心此船的安全。所以许多妈祖庙内便留下了大量的古代船模。山东长岛庙岛与妈祖庙的古船模多达350多只，包括福船、沙船和民族英雄“邓世昌”供奉的“威远号”军舰模型。这些船模成为研究我国古代造船历史的重要资料。现存一批妈祖庙古建筑，如福建泉州、山东、江西景德镇、广东澄海、贵州镇远和宁波庆安会馆等天后宫，从庙宇结构造型到各类雕刻构件，都是极为珍贵的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品。此外，各地妈祖庙还保存一些特殊的科技文物。如莆田涵江天后宫存有一幅明代星图，是研究我国古代利用星图定向航海的难得实物资料。天津天后宫所存的灭火“水机”，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机械消防器材之一。

　　妈祖文化的外延仅直接记载妈祖信仰的历史文献资料最保守的估计超过一百万字。它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学、艺术、教育、科技、宗教、民俗、华侨、移民等领域的许多课题，内容相当丰富，史料价值很高。

　　妈祖民间信仰的学术价值在本世纪70年代起就引起学者的注意，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研究。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客肇祖先后发表了多篇关于《天后》的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反响。台湾学者李献璋自60年代起，经过20年的研究，终于写成了《妈祖信仰研究》一书，成为妈祖研究第一部学术性较高的专著。

　　妈祖故里的学者自80年代起，掀起了妈祖研究热潮，先后举办了五次妈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厦门、宁德等地方也举办过妈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妈祖文化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先后出版了《海内外学人论妈祖》、《妈祖研究论文集》、《妈祖研究资料汇编》、《妈祖文献资料汇编》、《妈祖信仰与祖庙》、《湄洲妈祖》等；在澳门出版了《澳门妈祖论文集》；在台湾出版了《妈祖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还有《两岸学者论妈祖》、《妈祖信仰》（李露露）、《天后妈祖》（曾昭璇）、《江海女神妈祖》（吴金枣）等对妈祖文化进行深刻的研究。也有《妈祖》、《林默娘》、《妈祖传奇故事》、《妈祖的传说》、《中华与妈祖文化》、《湄洲妈祖千年祭》、《妈祖祭拜宴会》等一大批文献资料、学术专著、文学作品、大型画册等。莆田还举办《妈祖信仰源流展》

　　从神的角度讲，妈祖已是千岁高龄。千余年沧海桑田，中国变了，世界变了，人类文明进步了，科学技术发达了，然而，作为一种信仰——对妈祖的崇拜及其研究，却没有因时代的推进而泯没。今天，我们对妈祖文化的形成及其信仰作一番讨论，不说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