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质夫

　　黄质夫一生怀抱“救百万村寨的穷，化万万农工的愚，争整个民族的脸”的理想，决心培养大批“既有知识又能实干的乡村教师”。他主持乡村师范时把愿意从事生产劳动和吃苦作为入学条件，厉行劳动建校，自力更生，勤俭办学，要求学生毕业后能去做灌输农民知识的教师，改进农民生活的导师，发展乡村社会事业的领袖。

　　黄质夫力倡“生活教育”理论，提出“乡村学校化，学校乡村化”的主张，努力使学校所在地成为“野无旷土、村无游民、人无不学、事无不举”的理想社会。黄质夫学识渊博，思想敏锐，处处以身作则，赤脚下地干活，性格刚强耿直，办事雷厉风行。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农学家，视成名成家，升官发财为粪土，甘心到最艰苦的地区教育农民子弟，在贵州大力开发边疆少数民族教育，虽常处逆境，始终不改初衷，诚难能可贵，令人敬佩。

　　近十多年由江苏省文史委员会、贵州教育出版社、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黄质夫教育文选》、《乡村教育先驱黄质夫》、《黄质夫乡村教育思想研究》、《国立贵州师范文选》等著作、论文集。以纪念和肯定了这位被尘封的乡村教育家的业绩。

　　陶行知最早的追随者、乡村教育的先驱黄质夫

　　20世纪20年代去除茅塞，开创我国乡村教育事业的民间先知先行者中，黄质夫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求学时他选择了师范专业农学系，大学毕业择业时选择了乡村师范，在乡村师范学校中又选择了边疆师范，又把位于省城郊区的边疆师范迁往边远山区（距省城400多公里）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不仅深入了边疆，而且创造了乡村教育的新理。但黄质夫的名字在我国出版的教育学辞典中却找不到。

　　黄质夫先生，1896年3月6日生于江苏省仪征市长江边上的十二圩，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东南大学）求学时，接受了恩师陶行知：“余今生之惟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的生活教育理论。黄质夫是陶行知最早的追随者之一。1924年东南大学毕业后不久，即到苏北高邮县界首镇创办界首乡村师范学校，这是全国率先创办的第一批乡村师范中的一所，也是较为出色的一所，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乡村师范概要》一书多处介绍界首乡师的办学成就和办学经验。从此开始了他献身乡村师范教育事业的生涯。1927年夏，黄质夫调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南京中学乡村师范科主任（校址和晓庄师范同在南京栖霞区），继续探索乡村教育的新路。1930年由于晓庄师范被查封，波及黄质夫，黄质夫被迫辞职。黄质夫仍不改初衷，继续实践陶行知乡村教育模式。1931年8月，辞去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推广处主任的职务，应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张道藩的聘请担任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校长。黄先生在这里只有近8个月时间，他增建新校舍，选聘新教师，增设简师班，增收近百名新生。1932年初，黄质夫又回到栖霞乡村师范学校继续担任校长，自此，又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了五年多。1937年11月中旬，日军逼近南京，栖霞乡师仍坚持开学授业，下旬才停课疏散师生，是苏南最后疏散的一所学校。黄质夫主动留校看守校产，直至日军向南京发动进攻的前7天，即12月1日，黄质夫才离开学校踏上流亡的道路。“七七事变”后，全国的乡村教育运动基本停止。1939年9月，黄先生辞去湖南农业改进所技师兼榆树湾沅芷恳区主任的职务后，受聘担任贵州省立贵阳乡村师范学校校长（校址在青岩镇）。黄质夫坚持乡村师范应当办在乡村，贵州乡师更应办到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山区的主张，他的设想得到主管部门批准后，在*广西、湖南的苗侗聚居地区的榕江县创建新校。1940年初，贵阳乡村师范学校迁至榕江后改为国立贵州师范学校，由国民政府教育部边疆教育司直接领导。黄质夫在榕江国师五年多，为乡村师范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力，使迁校前仅有4个年级150多名学生的学校，扩大为最多时有16个班级，近千名学生，贵州省规模最大的一所师范学校（国师在校学生占全省在校师范生的40%），而且主要招收的是少数民族子弟，成为当时全国乡村师范的模范，建校时的榕江县城连公路都不通，县城只有二所小学。以上经历说明，黄质夫从28岁到49岁，孜孜不倦地在四所乡村师范担任校长近20年，是我国乡村师范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不仅参与了20世纪我国乡村教育的历史性工作，而且在乡村教育的实践和理论建设上颇具建树，对乡村师范学校教学改革作出了很大贡献。黄质夫亲自制定的乡师教学计划，编写的乡师教材，出版的有关乡村师范教育的论著，如《中国乡村的现状和乡村师范生的责任》、《栖霞乡师课程概要》、《服务乡教八年之自省》、《实践的师范教育》、《中等学校劳动生产训练》等，完善和发展了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2006年2月28日，教育部长周济认为，缩小中国城乡教育差距的核心问题是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的质量。这说明，黄先生的许多主张依然是今天培养教师的经典。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黄质夫乡村教育思想被尘封，并不是他个人的损失，而是民族的损失，国家的损失。

　　黄质夫先生亲近乡民的一生告诉我们，既然在国家处于多事之秋时，都能培养出黄质夫这样的人物，这就说明我们的祖国，我们中华民族本身拥有自我发展，自我向善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往往被尘封、被遏塞。这正是：“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第12章24节）这里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麦子成长要有土地，乡师校长得有工作平台。黄质夫先生1953年失去了工作，1963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