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秉言

在竹上刻画，源远流长，大约原始社会就有了。秦代一些竹器上就有了较早的竹雕纹饰，马王堆西汉墓的彩漆龙纹竹佃，是现知较早的竹雕器，其中竹勺以龙纹及编辫纹为饰，运用浮雕、透雕两种技法，异常精美。《图画见闻志．卷五》记“唐德州刺史王倚家，有笔一管，稍粗于常用笔管，两头各出半寸已来，中间刻《从军行》一铺，人马毛发、亭台远水，无不精绝。每一事刻《从军行》诗两句，若‘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是也，似非人功。其画迹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云用鼠牙雕刻……”，已有留青之技法。

唐代留青竹刻至今尚可见者，是现为日本正仓院所藏的雕竹尺八（古代吹奏乐器,竹制,竖吹,管身比箫短装饰，现仍有遗存。马王堆西汉墓的彩漆龙纹竹佃，是现知而粗。因长度为一尺八寸,故谓之尺八）一管，三节，遍体文饰，孔正面五、背面一。孔之四周及节之上下均有图案花纹。管上分布仕女、树木、花草、禽蝶诸形象，纯是唐风。其雕法用留青，保留青筠作物象，以去青筠下露之竹肌为地。但唐代的竹刻，深浅层次并不太强，只是平面雕刻。唐代所谓的“留青”，是将图文留下，其余部分刮掉，所刻的纹饰，也只是进行阳文或阴文雕刻，线条显得有些呆板滞涩，不仅没有雕刻技法的变化，而且缺少水墨趣味。当然唐代后期才出现水墨画，那时的水墨画也没有明清或今日水墨画之趣味。宋代竹刻家詹成，元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说他所造的鸟笼“四面花板，皆于竹片上刻成宫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鸟，纤悉俱备，其细若缕，且玲珑活动”。

至明代中期，历史悠久的竹刻艺术成为专门的艺术门类。明代竹刻主要有三个流派，一是嘉定派，以深刻表现高浮雕或圆雕的刻法，代表人物为朱鹤、朱缨、朱稚征，人称“嘉定三朱”或“朱氏三松”；二是金陵派，以浅刻或略施刀凿即可成器的刻法，代表人物为濮仲谦；三是以留青作阳文花纹的刻法流派，代表人物为张希黄。明末竹刻家张希黄在唐代留青刻竹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他利用竹筠、竹肌质地色泽的差异，首创出阳文浅浮雕的留青技法。从现存的张希黄留青竹刻《楼阁山水笔筒》和《仙人乘槎纹臂搁》来看，构图有唐代李昭道的风格，从题材到技法，与书画艺术结合较为紧密，有相当的笔情墨趣。

清后期，竹刻艺术日渐衰落。刻竹者大多不谙书画艺术，不能自画自刻，而是由画家画出底本后进竹雕刻，刻竹者成为单纯的刻工，作品很难有笔墨意韵。即使是造诣较高的善刻留青的尚勋，其作品的艺术趣味也是差强人意。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大竹刻家徐素白的出现，才使这一状况有所改变（网友们可搜索“徐素白”，cctv二台“鉴宝”栏目曾有专门介绍）。

相关人物 徐素白（1909—1975），字根泉，号晓钟，江苏常州武进人。少时赴上海学刻扇之艺，兼习书画。由于他学习刻苦，加之天资聪颖，不出几年，刀笔功夫已不同凡俗。在上海的同乡名画家冯超然的推荐和介绍下，旋即崭露头角于沪上。他广交上海书画名家，交往较多的有江寒汀、钱瘦铁、邓散木、白蕉、马公愚、沈尹默、唐云、乔木、程十发等人。他的留青竹刻，除自画自刻外，这些书画艺术家也乐意为其绘制刻稿。在这种艺术氛围下，徐素白的刻绘技艺日臻成熟，渐而自成一家。

他运刀如笔，不仅能在薄薄的竹皮上分出多个层次，产生深邃的意境；而且能有不同物象的质感，一片小小的花瓣也能分出层次，从而产生滋润的水份感觉。他不仅刻出了文人画的情趣，而且以自己创造的新技法刻出了文人画的妙处，特别是他以自己的审美观对原画的再创作，更加丰富了竹刻的艺术韵味，使留青竹刻从民间工艺堂堂正正地走进了艺术的殿堂。如徐素白刻的由江寒汀创作的柳鸟荷花图，他在荷叶上加刻了露珠和虫咬的残破，使作品更加生动真实，也更显示出刀刻的妙味，诚如古人所云：“神明于规矩之中，变化于规矩之外，有笔所不能到，而刀刻能得之。”徐素白不愧是在中国竹刻艺术史上能“留青”的里程碑式的大艺术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