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

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当时中国70%的工业分布于东北和沿海地区，从军事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工业布局显得非常脆弱，东北的重工业完全处于苏联的轰炸机和中短程导弹的射程之内;而在沿海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工业区则完全暴露在美国航空母舰的攻击范围中。一旦战争开始，中国的工业将很快陷入瘫痪。假如我们遭到强敌的夹击，发生像日本侵略那样极端恶劣的形势，东北、华东工业区相继失守、大片国土沦丧的极端情况，我们依然能够退守于高山大川，保存一个"微缩中国"，在四川和西南，部署全套独立完整、门类齐全、互相协调、实用实战的交通能源、基础工业及国防工业体系，保持我们的工业化进程不至于被彻底打断。为加强战备，1964年，中央决定建设第二套完整的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体系，将国防、科技、工业、交通等生产资源逐步迁入三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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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8月，国家建委召开一、二线搬迁会议，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简称山、散、洞)。有的还要进洞。三线建设宣告拉开帷幕。三线建设包括大三线和小三线建设。大三线建设是中国国家战略后方基地的建设，是三线建设的主要部分，建设内容是建立以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为主体，包括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的中国国家战略后方基地的建设，三线建设的主要部分燃料动力和农业、轻工业在内的国家战略后方基地。三线包括京广线以西、甘肃省的乌鞘岭以东和山西省雁门关以南、贵州南岭以北的广大地区，具体包括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青海省和陕西省的全部，山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大部分和豫西、鄂西、湘西、冀西、桂西北、粤北等地区。1965年，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攀枝花钢铁基地开始大规模建设。1964年至1980年，在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三线地区投入2052.68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40%左右；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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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为中西部地区建设了45个工业产品重大科研、生产基地，形成了包括煤炭、电力、冶金、化工、机械、核能、航空、航天、兵工、电子、船舶工业等门类比较齐全的战略后方基地。仅军工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就有20余万名。攀枝花、六盘水、十堰、德阳等一大批新兴工业城市，在荒原山沟里拔地而起，成都、重庆、西安、兰州、贵阳、安顺、遵义等一大批古老的城镇，在注入工业化能量后，拉近了与东部发达工业城市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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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为21世纪的重大国家战略西部大开发奠定了深厚的工业基础。三线建设为我国留下的物质遗产，至今仍是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推行"一带一路"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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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是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作出了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在中国中西部的十三个省、区进行一场以备战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工业和交通建设，即“三线”建设。这是新中国处在各种强大外来势力包围下，举全国之力所进行的一场盛大的自强运动。“三线”建设，凝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的战略眼光与构思，使新中国有了安全的战略后方，也在客观上造成了新中国第一次对西部的开发。^[1]

所谓“三线”，一般是指当时经济相对发达且处于国防前线的沿边沿海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的三道线。 一线地区指位于沿边沿海的前线地区； 二线地区指一线地区与京广铁路之间的安徽、江西及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的东半部； 三线地区指长城以南 、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 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主要包括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以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等省区的部分地区，其中西南的川、贵、云和西北的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一、二线地区的腹地俗称为“小三线”。

三线建设粗略从行政区划看： 一线地区：北京、上海、天津、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新疆、西藏。 三线地区 ：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区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区的腹地部分，共涉及13个省区。介于一、三线地区之间的地区，就是 二线地区。

同时，地处一线二线的省份，各自建一批省属的“小三线地方军工企业”，由省国防工办领导，生产半自动步枪、7.62毫米中间威力步枪弹、手榴弹、引信、迫击炮弹、重机枪、中小口径迫击炮、火箭弹、火箭筒、高射机枪、无后座力炮，也就是步兵营连级的火力。力争做到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省”自卫战坚持抵抗。黑龙江的小三线是阿城和尚志，吉林的小三线是辉南，辽宁的小三线在朝阳凌源，河北的小三线沿太行山麓，山东的小三线是沂源，河南的小三线是济源，湖北的小三线是 襄阳。湖南的小三线是 娄底，广东小三线是连江，广西小三线是河池，安徽小三线是六安，上海小三线是皖南，江西小三线是万载和安福，福建小三线是三明，浙江小三线是云和与龙泉，江苏小三线是盱眙，新疆的小三线是和静县阿拉沟，甘肃小三线是平凉。

三线建设1964年8月，国家 建委召开一、二线搬迁会议，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简称山、散、洞）。有的还要进洞。三线建设宣告拉开帷幕。

在1964－1980年期间，国家在三线地区共审批1100多个中大型建设项目。大批原先位于大城市的工厂与人才进入西部山区。更有“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等口号号召人们前往三线地区。文革早期，三线也是大量知青的去处，历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曾经分配到甘肃 刘家峡水电站。由于国防考量，这些工厂的位置都偏僻而分散，导致企业的后续发展进入瓶颈。如 陕西汉中飞机工业基地，下属28个单位分散在两个地区，7个县的范围内，其中一个企业被分散在6个自然村中，装配零部件需要汽车往返几十甚至上百公里，员工上下班也非常不便。

陕西新建的400多个三线项目，将近90%远离城市，分散在 关中平原和陕南山区的48个县，多数是一厂一点，有的甚至是一厂多点，布局被讥讽为“羊拉屎”、“瓜蔓式”、“村落式”。而且山区内信息闭塞，生产出来的产品往往无法跟上世界潮流，显得过时落伍。有时山区内爆发山洪等自然灾害，企业也往往损失惨重。冬季大雪封山后，工人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时人用“洞中方数月，世上已千年”来形容这些工厂的闭塞与环境的恶劣艰苦。也因此，许多的厂矿单位里医院、商店、学校设施一应俱全，成为一个封闭的社会。十堰等城市更是因三线建设才得以出现。1973年，国家正式发文重点建设贵阳、重庆、 安顺、绵阳四个重点城市，后来这四个城市成为全国三线企业的核心。

贵州、四川东部山区、四川中部平原地区、汉中、秦岭北麓等地区新建的项目数量多，规模大，迁入工业人口多。其中，四川成都主要接收轻工业与电子工业，绵阳、广元接收核工业与电子工业，重庆为常规兵器制造基地，甚至包括第三个钚生产堆（816工厂）和常规潜艇制造业（望江造船厂）；贵州贵阳主要接受光电工业，安顺主要接受飞机工业。需要注意的是三线建设并不都是沿海工业内迁，还有大量基础工业如长庆油田、攀枝花冶金工业、六盘水煤炭工业以及大量配套的铁路公路等新建项目。

1980年代后，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冷战趋于缓和，三线建设由保密名词逐渐见于报端。而改革开放后，许多三线建设单位由于位置偏僻闭塞而难有发展。1983年12月，中国政府在成都设立国务院三线办公室（1990年代改为国家计委三线办公室，21世纪后又改名为国防科工委三线协调中心）。

1984年11月在成都召开会议，确定第一批调整121个单位，迁并48个，全部转产15个。其后一些三线企业陆续迁往邻近中小城市，如咸阳、 宝鸡、 沙市、 襄樊、汉中、 广元、德阳、绵阳、天水附近。而 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军工科技企业则移往成都、重庆、西安、兰州等大城市。

这些企业迁移后，多半进行了改制，由军用企业转为民用企业。如位于 十堰的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改制为 东风汽车公司；重庆兵器工业基地改为重庆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集团、嘉陵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建设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而一些未迁移的企业，则逐步走向荒废关闭。也有部分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得以继续生存，但生产门类已经发生发生巨大变化，如重庆著名的 816工程。1965年2月2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加强对三线建设的领导。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同意以 李井泉为主任， 程子华、 阎秀峰为副主任。后来 彭德怀、 钱敏任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

011基地： 安顺。歼击机和教练机生产基地。

012基地：汉中。预计建设成歼击机生产基地，1975年，中央决定西安飞机设计所研制的运八飞机由012基地继续研制，基地变为运输机制造基地。1979年彤辉机械厂、 劲松机械厂和012飞机设计所分出单独设立 陕西飞机制造公司，012基地成了航空配件生产基地。1980年，运八飞机投入批量生产。三线建设

013基地（湖南航空）： 张家界—长沙。管辖几个航空配件厂（主要是3028厂湘陵机械厂）和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航空第三设计院。

014基地（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洛阳。158厂南峰公司从汉中迁来，专门制造 空空导弹。

061基地（江南航天） 遵义。 防空导弹生产基地，航二院分建。

062基地（航天七院） 万源—成都（现 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火箭/弹道导弹生产基地。航一院分建。

063基地（航天四院）：西安。

064基地（并入062基地）：达州。

066基地（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第九研究院（中国 三江航天集团））： 远安—孝感。飞航导弹生产基地（红鸟）。航三院分建。

067基地（ 航天六院）： 凤县—西安。 液体火箭发动机生产基地。航一院分建。

068基地（湖南航天）： 邵阳4县1市—长沙。航二院分建。1970年始建，1978年停建，1994年搬迁到长沙。

081基地（川北电子）： 广元。原0821指挥部，1965年开始兴建，为火控雷达生产基地。

082基地：成都东郊电子工业基地。

083基地（振华电子）： 都匀。

541总厂：坦克制造基地，机关在山西省 闻喜县东镇，厂区分布在闻喜县、绛县、翼城县、夏县。

531工厂：现中原特殊钢铁厂，总部在河南省济源市，其余分布在济源西部山区各个山沟。可生产坦克炮、重炮，并通过焦柳铁路与洛阳相连，可和洛阳拖拉机厂在战时快速生产坦克。

一、三线决策：从重点抓手到全局方针

2001年3月，有位学者为新出版的《彭德怀在三线》写了篇书评，寄给北京某报，责任编辑大概是位年轻人吧，提笔就把文中的“彭德怀在三线”改为了“彭德怀在三八线”。看来，在他的记忆库存中，搜索不到“三线”这个主题词，觉得是作者出现了笔误。

时光倒退半个世纪，三线却是一个实实在在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主题词。何谓三线？按毛泽东的构想，简单地说，就是东部沿海边疆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西部内地纵深地带为三线。何谓三线建设？就是加强三线地区的国防和经济建设，把东部沿海的一些工业转移到西部，改善沿海与内地工业布局不平衡的状况。

正式部署三线建设，是1964年5月间的事情。毛泽东作战略决策，一贯特点是善于找抓手，突出重点。搞三线建设，他反复讲四川的攀枝花，即为一例。1964年5月，毛泽东先后在南京、蚌埠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谈到国防建设时，他说：“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2页。）这是正式文献中能够查到的他第一次谈到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

毛泽东看重攀枝花，是因为那里有世界藏量数一数二的钒钛铁矿，地理位置也符合要求。为推动三线建设的决策，他紧紧抓住攀枝花钢铁基地不放，还说了一些很富个性色彩的话，来表达急迫心情。诸如：“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好觉”；“北京出了问题，有了攀枝花我就不怕了”；“攀

钢建设不是钢铁问题，而是战略问题”。这些个性化语言产生的感染力和动员力，在中央决策层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立竿见影。1964年5月2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讨论“三五”计划方针。他说：“昨天在主席那里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现在要准备，要着手。现在不着手，耽搁了时间，将来不利。要把西南这个战略方面打通。要搞成昆铁路，搞贵州的煤，搞西昌的铁矿和钢铁厂，以这个为重点，其他的都可以慢搞……主席着重地讲了攀枝花。”讲到这里，其他与会者纷纷插话。罗瑞卿说：“主席说到西昌开会。”邓小平说：“他说，大家如果不赞成，到成都开会。”周恩来说：“他还问汽车通不通。”彭真说：“一个是到那里开会，一个是把工资拿来搞攀枝花。”李富春说：“是个大家下决心的问题”。在李富春谈到三线工业布局要重视攀枝花时，大家又分别插话。刘少奇说：“现在不着手搞三线，时间来不及了。”邓小平说：“先搞攀枝花。只能打歼灭战。多少年没有解决问题。现在是逼着我们先把西南的搞起来。”周恩来说：“里头有战略问题。”（《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文献选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三线建设战略就这样在中央决策层形成了共识。

当然，具体落实这个战略部署，则需要理性和客观。对此，毛泽东同样是先拿攀枝花说事。他讲：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毛糙”。（《周恩来传（1898—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8页。）要做到不“毛糙”，就需要确立合理的建设方针。毛泽东作决策，抓攀枝花这个重点，是为了推动三线建设这个全局，而三线建设这个全局，又属于“三五”计划这个更大全局中的重点内容。这样一来，要确立合理的三线建设方针，就必须融进对整个国民经济建设方针的思考，进而触及到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有三个观点，非常明确。

一是搞经济建设，必须适合中国国情，按规律办事。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去我们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要改变计划方法，考虑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为此，毛泽东一开始就提出“三五”计划要突出“一个屁股”（基础工业）和“两个拳头”（农业和国防工业），要把屁股坐稳，让两个拳头更加有力。他还对国家计委领导小组的同志说，“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按客观规律来办事”。（《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0—1021页。）

二是搞经济建设，要打歼灭战，基本建设不能拉得太长，规模上要留有余地。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听李富春汇报攀枝花钢铁基地有六个布点方案，明确表示：在宜宾布点，又没有煤，又没有铁路，还得修内昆铁路，还要疏浚金沙江，宜宾不要搞了。1965年6月16日，他听取“三五”计划编制和三线建设情况汇报，认为盘子太大了，“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我看五年搞一千零八十亿元的建设规模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大了歼灭不了”。（《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63页。）毛泽东提出的“三五”计划规模，总盘子预计是800到900亿元，最后实际计划是850亿元，比最初设想的1080亿元少了230亿。做这样的调整，显然是汲取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具体到三线建设项目如何打好歼灭战，毛泽东还在1965年1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提出，“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三是搞经济建设，不能脱离老百姓，必须保障人民生活。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听取“三五”计划编制和三线建设情况汇报时，明确讲：吃穿用不要降低现在水平，每年略有增加就好。大家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还说，“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63页。）稍后提出来的“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著名口号，就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

为了落实三线建设战略，中央还成立了西南和西北两个三线建设委员会，国务院成立了三线建设办公室。攀枝花建设项目，则由周恩来安排部署，邓小平赴攀枝花决策指导，李富

春、薄一波两位副总理具体负责。1966年上半年，国家部委有43名副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到四川三线建设工地调研蹲点，大部分人都到了攀枝花。其中就有被毛泽东任命为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的彭德怀。彭德怀不愧为军事家，他提出西南三线建设要保“一点、一线、一片”，一点指攀枝花，一线指成昆和贵昆铁路，一片指六盘水、重庆兵器工业基地。

三线建设从1964年到1980年，跨越三个五年计划，一共向西南和西北地区投资2050亿元，动员400多万军民参加。一大批三线企业和配套的科研院所，在当时有保密性质，在社会上很少宣传，加上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们不太熟悉，或在情理之中。不能责怪那位把“彭德怀在三线”改为“彭德怀在三八线”的编辑，毕竟他还记得时间更久远的抗美援朝战争。三线建设固然不像抗美援朝那样，全面而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国际国内的局面，但如果把三线建设放到广袤而相对落后的西部发展进程中，放到从19世纪到21世纪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变化中，作前后勾连，它的作用和影响，则别有一番风景。

二、西部梦想：从孙中山到毛泽东

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一些仁人志士已经认识到，西部能否发展起来，发展得怎么样，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经略西部，解决东西部地区生产力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难题，近代以来已逐步凝结成为一种“西部梦”，成为了中国梦的一部分。

这个梦想的触发点，毫无疑问是和中华民族应对外来侵略的被动局面联系在一起的。最先关注这个问题的是学术界。19世纪中期，以张穆、何秋涛等史家及其著述为代表的西北史地学兴起，即是对强邻四逼、边疆危机的敏锐反映，同时也使西部在御敌安边中的重要地位，突显了出来。1874年，在李鸿章、左宗棠、王文韶等清末重臣之间，爆发了一场东部海防和西部塞防孰轻孰重的争论。这场争论，一下子把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把西部和东部对国家安全各自具有的战略价值，摆到了人们面前。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民国。人们的西部梦想有了新的内容。孙中山制订了庞大的实业救国计划，提出“由人满之省，徙于西北，垦发自然之富源”，率先把目光投向广袤的西部。1920年，他在为谢彬《新疆游记》写的序言中又说，未经开发的西部，“可为吾人殖民拓业之地，其兴起吾国前途之希望，实无穷也”。（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还有个叫林竞的人，在其《亲历西北》一书的自序中，称西部是“国家之安危所系”，“西北之政治经济地位，均具有牵动世界之价值”，他呼吁国人，“应以全国之资力才力，从事于经营”，“相率投荒，共作千秋万世之业”。（林竞：《亲历西北》，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抗日战争时期，西部成为全民抗战的大后方。大量机关、工厂和院校内迁，使人们对西部在推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特殊作用，有了更具体的感受和认识。这当中，尤以一些学者为甚。1941年，陈寅恪在为朱延丰著的《突厥通考》写的序言中提出：“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4页。）历史学家钱穆1937年曾游历西部，深感“在同一国家之内，却存在有两个绝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太过悬殊，这真是一大问题”。当时，美国人华莱士从西北入境来中国，对中国派出的欢迎使节说：“别人认为我从中国的后门进，实在我是从中国的大门进的呀！我经过了你们河西兰州一带，便想象到我们美国当年西部的开发。”这个说法，深深打动了钱穆，以至1951年在台北的一次演讲中还讲到此事，并发挥说：“中国的新天地，就在中国之本身内部，回过头来，向内地跑，不仅如华莱士所说的像美国人开发西部般，我们却还兼带了恢复历史上汉唐精神的一种更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新刺激，一定可以产生新力量，并使国内各方面发展平衡”。（钱穆：《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113、117、116页。）

前人经略西部的梦想，总的来说，是立足于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但他们虽然看到了西部发展的巨大潜力和美好前景，留下的却只能是空谷回音般的呼吁，很难转换成切实的谋划和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经略和开发西部的梦想开始变成现实。开发西部，必须交通先行。新中国一成立，西部交通建设便紧锣密鼓地铺排开来。1952年成渝铁路建成通车，毛泽东题词说，“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天兰铁路随后通车，他又题词，“继续修筑兰新路”。急于开发之意，豁然跃出。修建康藏公路，有两条线路之争，毛泽东果断拍板，“采取南线为适宜”；康藏公路开工，他的题词是，“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1954年底康藏、青藏公路通车，他又题词，“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帮扶西部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西部地区的新疆、西藏的开发建设，毛泽东更有很深期待，很多设想。前些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分别同西藏、新疆党委合作编辑出版了《西藏工作文献选编》和《新疆工作文献选编》，里面收录不少毛泽东有关这两个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各方面建设的文献，中心意思是要帮助西藏、新疆尽快发展起来，这对全国的作用很大。他1959年甚至同班禅说到：各地都搞起了工业，只有西藏没有搞，西藏民主改革后也要办工业，要注意培养藏族的科学技术干部。

西部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建成的一批交通设施，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经略和开发西部的第一轮成果。毛泽东1952年和1953年还先后考察了郑州以下的黄河和武汉以下的长江，由此提出了开发利用西部水资源的两个宏大设想：长江三峡大坝和南水北调工程。这两个设想今天已经实现，成为中国发展史上的标志性工程。

发源于西部的黄河、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上游流域是西部血脉和精粹所在。

寄情西部的毛泽东，还设想骑马考察黄河、长江上游。他规划的具体行程是：沿黄河往上一直走到昆仑山，到达通天河，再从那里翻过山到长江的发源地，然后沿金沙江而下到长江。立志考察这些地方，自然与经略和开发西部有关。长征的时候，毛泽东和红军从西南云贵川到西北陕甘宁的路上，渡过了中国革命最困难的岁月，随后长期经营陕甘宁地区，打下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基础。这样的经历，无疑使孕育两大母亲河的西部，给他留下了特殊的印象，增益了具体的认识。的确，毛泽东的一生，似乎像中国大地上一位没有终点的旅行者。地理意义上的游历，当然是以精神和社会层面的探索，以国家的改造和发展抱负为底蕴的。有人甚至做过这样的比喻，黄河犹如凸起的弓背，长江恰似拉满的弓弦，这两大母亲河把中华民族编织在了一支蓄势待发的箭上。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交汇相撞的西部，仿佛是一具坚韧的骨骼，往东延伸的无数河流，则像是条条充盈的血脉，这西高东低的地貌走势，恰如一个民族准备腾飞崛起的身姿。按这个比喻，毛泽东骑马考察黄河、长江上游的计划，或许是要细细扣问西部的地理、资源、气象、人文、风俗：西部如何得发展？西部梦想如何得实现？

1964年8月，毛泽东准备骑马出发了。不巧的是，8月5日越南发生“北部湾事件”，美国军队开始轰炸越南北方，还调集大批舰艇，云集越南北方沿海一带，径直北向的战火，威胁到中国。8月6日早晨，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49页。）一直到晚年，他还为失去这次骑马考察黄河、长江上游的机会遗憾不已。不过，也正是1964年取消远行计划的时候，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挟带西部梦想的三线建设，遂正式登场。

三、三线建设：从两个战略目标看效果

毛泽东为什么会提出三线建设战略？实施这个战略与西部梦想有什么实质关联？事实上，早在1956年开始谋划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方略时，毛泽东就向西部内地投去长远的战略目光。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6页。）这个设想，可视之为三线建设的思想源头。同时表明，毛泽东1964年决策三线建设，有两个鲜明的战略目标。

三线建设的第一个战略目标，是在西部构筑备战基地。西部纵深地带，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天然的战略后方。一般认为，三线建设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始于1964年，但两年后“文革”爆发，有些停顿。1969年3月，中苏之间爆发珍宝岛之战，三线建设再掀高潮。当时的备战氛围很浓，中央高层还有人提出一个“北顶南放”的应对方针，即如果苏联从北边打过来，我们需要顶一下；如果美国军队从南边打进来，就放进来再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日益加紧对中国的战争威胁，是部署三线建设的直接起因。所以，毛泽东推动三线建设，几次讲要“同帝国主义争时间，同修正主义争时间”。他脑子里还常常浮现二战时苏联在德国进攻面前准备不足的教训。1964年8月20日，他对搞计划工作的薄一波强调，要在新的战略方针下调整工业布局，要好好地研究、吸取斯大林的经验教训，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这就是教训。

当然，战争有打和不打两种可能，我们要争取不打的可能。备战恰恰是争取这种可能的必要策略。毛泽东当时就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47页。）这就是避免战争、争取和平的辩证法。在苏联和美国对中国都有战争威胁的情势下，搞三线建设这样的备战措施，等于是在西部纵深地带为国家安全购买了一份“保险”，不能因为后来没有出险，就由此指责花钱投保是浪费之举。中国在很困难的情况下，成功研制出至今未曾使用并宣布将来也不会首先使用的原子弹，也是这个道理。实践证明，三线建设筑起了国家安全的战略后方基地，为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同超级大国周旋赢得了时间和法码。

三线建设的第二个战略目标，是平衡全国工业布局，促进西部的经济发展。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到，70%的工业在沿海，30%的工业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页。）1964年，经过“大跃进”之后的几年调整，发展势头起来了，在“三五”计划中突出三线建设这个重大战略，实现沿海与内地的工业布局均衡发展这个既定方略，也是水到渠成之势。为此，在部署三线建设时，毛泽东强调不要只是某一方面单项突进，要综合配套，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要同时并举，备战和长期建设要统筹考虑。1965年1月2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三线只修铁路，只规划煤和钢？应当是机械、化工、军工什么都有才好，还有煤气，四川那个地方就没有石油？西南搞不搞汽车厂？一定要搞个汽车厂。“打起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90页。）这番话，事实上把三线建设看成了一根扁担，一头挑着国防战备的重任，一头挑着发展西部经济的重任。所以，邓小平1966年1月在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上就说：“我们大小三线一抓，不仅国防上意义大，建设意义也是很大的。”（《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1—1892页。）

在毛泽东看来，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利于打开对外经济交流的通道。早在1963年会见尼泊尔外宾时，毛泽东就谈到修建从西藏到尼泊尔的公路。他还说：我们现在还没有通往拉萨的铁路，等到铁路到了拉萨，和你们交流物资就方便了。一直到晚年，毛泽东还念兹在兹。1973年底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一行时又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修一条铁路到你们边境，修了一条公路也没有多少用处。

你们跟我们的西藏做生意很少，要跟北京做生意就得要修一条铁路到你们边境才有可能。我就是想修铁路这件事。”谈话中，毛泽东建议让外国驻华大使到中国各地去看看，在专门点了重工业基地东北三省后，他特意提到了“四川、贵州这些偏僻地方”，说“中国这个地方，有的地方有些事办得好，有些事办得不好呢”。（《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9页。）“偏僻”的西部，发展不快，大概就是萦绕他脑际办得不那么好的事情之一。

当然，三线建设战略是在特殊国际背景和计划经济条件下提出来，又是长时间在“文革”严重干扰环境中实施的，难免挟带着时代的痕迹。诸如有的项目论证不充分，选址上过于强调靠山、分散和隐蔽，还有投入和产出比例问题，这些都不能说不是缺憾。但总体上讲，毕竟瑕不掩瑜。说清难掩之“瑜”，则有三个问题需要回答。

第一，企业“搬家”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东部沿海的工业生产力？三线建设并不是把东部沿海的企业掏空。邓小平1964年10月13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谈到这个问题时，态度很明确：“是把一线地区重要的技术力量、设备样机搬到后方去，是利用一线的技术力量发展三线。沿海地区的企业还是要继续发展生产，搞机械化、自动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832页。）实际操作也是按这个思路进行的。三线建设固然暂时影响了东部企业的强劲发展，但不至于伤筋动骨。以钢铁企业来说，“三五”计划就强调继续发展一二线的鞍钢、包钢、武钢、太钢等，并未因三线建设而伤了东部沿海基础工业的元气。

第二，三线企业效果到底怎么样？确有一些企业，存在先天不足，后来在发展中面临不少困难。不过，1984年，国务院三线办公室曾经开展全面调查，认为在所有1945个三线企业和科研院所中，建设成功的占48%，基本成功的占45%，没有发展前途的仅占7%。这大体表明，三线建设这根“扁担”，确实挑起了两个战略要求的重担。

第三，三线建设对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作用如何？事实是，三线建设以前，虽然也讲要支援西部，但没有具体抓手，三线地区生产能力有限，靠自己发展始终较慢。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在过去比较落后和闭塞的西南、西北及湘鄂豫三省西部地区，初步形成了能源、钢铁、机械、电子、化工、汽车、军工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建起了一批具有高度文化和科技含量的科研院所，造就了攀枝花、六盘水、德阳、十堰、金昌、酒泉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自贡、绵阳、遵义、宝鸡、汉中、襄樊等古老城镇焕发了青春，成都、重庆、昆明、西安、太原、银川等西部的中心城市，经济和科技能力也因三线建设而显著增强。从1965年起，陆续建成的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交通干线，基本上打通了西部发展的脉络。这些成就，极大地改变了西部经济社会发展面貌，也使三线地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很大变化。西昌、攀枝花属于大凉山彝族地区，费孝通1991年到那里考察后，感慨地说：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这种进步，正是落实前人孜孜以求的西部梦想的一个比较集中的效果。

四、西部发展：从三线建设到“一带一路”

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改革开放大潮的兴起，三线建设的战备意义自然下降，大部分三线企业随即进入调整改造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三线企业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对此，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1983年12月27日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中提出，三线企业可以继续调整我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改变三线地区的落后面貌，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参见朱元石主编《共和国要事口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页。） 三线建设的企业本来就有“剑”有“犁”，既有军工企业，也有基础工业，更不用说大量能源交通企业了。在调整改造中，三线企业“化剑为犁”，实现军民融合或军转民的转型发展，虽然历经痛苦，但对西部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来说，毕竟是有了相应的积累，奠定了物质、管理、技术和人才基础。如今西部一些耳熟能详的企业，便是三线建设时打下底子，调动积累，通过转型和二次创业，得以成功的。

需要明确的是，调整改造三线企业，并不意味着对三线建设战略的否定。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李先念参加了三线建设及其以后的调整改造全过程，他曾对人说：“当时建设三线的气魄很大，速度很快，确实振奋人心。三线建设从战争的观点来看是必要的；从改变我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来看，也是应该的。”（采访李先念原秘书程振声记录，2009年7月29日。）江泽民1991年4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三线重点工程后，得出的结论是：“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调整改造三线企业，更不意味着动摇了几代人经略和开发西部的梦想。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在这个构想中，虽然东西部发展的优先程度不同，但东西部协调发展的基本方略没有变。邓小平说，“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8页。）江泽民1995年进一步提出：“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6页。）1999年6月正式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承接、发展了三线建设战略，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区域经济布局，推进西部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今天，伴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加快，协调区域发展，用更大精力发展西部的任务越益凸显出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为西部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能量，使经略西部的步伐迈得更快、更实了。

“一带一路”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开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它与国内区域发展战略、对外开放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是相互联系的。仅就丝绸之路经济带来说，其战略走向中，就包括从我国西北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从我国西北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从我国西南经中南半岛至印度洋这样三个方向。这些战略走向，事实上统筹结合了此前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而且与推进由东向西梯度发展、培育区域经济支撑带相衔接。为改变近代以来我国国家安全、经济发展都要直接面向海洋从而受制于海洋的战略格局，打开了全新的思路和空间。实施这个战略，西部将由经济腹地变为面向世界的前沿，这就可以为西部的未来，提供重大发展机遇，注入新的发展动力，展现广阔发展舞台。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三线建设开始形成的工业基地和产业格局，建设的重点骨干企业和铁路公路干线，都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展现出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

近代以来积累的西部梦想，就这样一步步向我们靠近，一步步在我们眼前落实。毛泽东等在50多年前提出和实施的三线建设战略，恰如西部梦想实现途中承上启下的里程碑，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牢牢记住了。^[2]

“三线”建设是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

历时16年的“三线”建设，不仅为新中国构建成覆盖三分之二国土的战略大屏障，而且对中国国力的提升发挥了巨大作用。客观上改变了我国工业东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状况。

从1964年到1980年，“三线”建设共建成了了成昆、湘黔、襄渝、川黔、贵昆、青藏（西宁至格尔木段）等铁路干线，使整个西北、西南地区建成了交通网。同时配合铁路建设，还建成许多公路网络，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西部地区交通运输落后的状况。

在铁路交通建设先行的前提下，西南诸省的工业进行全面深刻的再造，建成了基本完备的钢铁、能源、有色金属、电子、化学、机械等重工业体系，奠定了西部今天的发展基础。其中一部分成为西部的脊柱，如攀枝花、酒泉、金川等钢铁冶金基地，酒泉、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六盘水、渭北煤炭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四川、江汉、长庆、中原等油气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湖北十堰中国第二汽车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制造基地，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这些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

在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长江上游的船舶工业基地以及以绵阳为中心的国防尖端科技研制基地，足以为现代化军队提供种类齐全的武器装备，形成了坚固的战略大后方———大西南成为“中国的避难所”。

此外，“三线”建设也造就了不少优秀人才，如“文革”期间分配到刘家峡水电站工作的胡锦涛、分配到湖北十堰二汽工作的王兆国等一大批干部。

距离当初毛泽东决策“三线”建设的历史已经过去了50多年。回顾“三线”建设，从不同的层面、参照系出发，后人亦有不同的见解。一些人认为，“三线”建设把一些工厂建在了山沟沟里，使完整的生产过程被分散，对生产线的使用和机械化、电气化带来困难。而且战争也没有爆发，因而造成了严重的国防经费超支和浪费，延误了发展时机。

然而，“三线”建设毕竟是在急于备战的特殊情况下匆促上马的，并且受到“文革”及“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因此也存在规划投资综合平衡不够，布局过于分散，盲目追求高速度，轻重工业比例失调，职工生活配套条件差等一系列问题。由于当时过于片面地强调了战争需要，“三线”建设的布点与选址原则是靠山、分散、隐蔽，忽视了经济效益和长期生产要求，而理论与实际脱节，使一部分工程只好中途停建、缓建，有些则长期不能投产。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冷战趋于缓和，“三线”建设逐渐淡出了历史。不可回避的是，由于历史原因，在进入市场经济后，几乎所有三线企业都或多或少地出了问题。1983年12月，中国政府在成都设立国务院三线办公室，拉开对大三线调整的序幕。很多千辛万苦建设的工厂又陆续向城市搬迁，寻求新的出路。经过多年的以“军转民”为中心的关、停、并、转，大部分三线企业实现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转变。

“三线”建设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标本，已经逐渐走入历史，但是其带来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变化及其他社会影响并未结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