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0世纪30年代初，党内有人对革命抱有一种悲观情绪，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也不赞成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有人认为应当用比较轻便的游击方式，取代建立工农武装割据，以积蓄力量，扩大政治影响，之后再通过发动各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掀起全国范围内的大革命，从而赢取革命。当时红军中有人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多久”的疑问，对此，毛泽东于1930年1月给林彪写了封信，阐明他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的看法。这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写作的大背景。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科学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批判了夸大革命主观力量的盲动主义和看不到革命力量发展的悲观思想，认为这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信中尖锐批评了林彪等人”没有建立红色政权深刻观念“的右倾悲观主义情绪，发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学预见，指出“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很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信中强调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对于中国革命来说非常重要，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信中还明确阐述了以乡村为中心的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强调中国民主革命首先要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结合起来，使之建成支持长期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依托根据地积累发展革命力量，随着革命战争、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逐步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理论上明确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从战略上指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它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光辉著作，实际上已经开始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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