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山居笔记》是余秋雨在1992年至1994年间创作成的,共11篇文章。写作期间,作者辞去了学院的职务,不再上班;[4]同时将写作与考察联在一起,很多写到的地方一去再去。[5]
在作者的总体计划上,这本《山居笔记》是他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第一阶段的记述是《文化苦旅》,在那本书中,他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觉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继续探访。作者将这些问题归为: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觊觎和生死与共;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对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对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历史的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害;对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对于君子和小人这条重要界线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分。随后,余秋雨便创作了这本《山居笔记》。
收录篇章
《一个王朝的背影》、《流放者的土地》、《脆弱的都城》、《苏东坡突围》、《千年庭院》、《抱愧山西》、《乡关何处》、《天涯故事》、《十万进士》、《遥远的绝响》、《历史的暗角》
附录
《谈“小人”》
附文外心镜(四篇)
《答学生问》、《我做了模特》、《没那么重要》、《酣睡寒风中》
一 自序
可怜的正本
一 说来话长
二 深夜电话
三 北京友人
四 搏斗的印痕
五 如沐春风
二 山居笔记
小引
一个王朝的背景
流放者的土地
脆弱的都城
苏东坡突围
千年庭院
三 依稀心境
答学生问
我做了模特
离家的成年儿女
苦闷的解脱
没那么重要
等等[6]
《山居笔记》并没有比《文化苦旅》有所进步,它的核心概念在前一本书中已经全部出现了:对文明盛衰的感慨,对尊崇文化的呼吁,对健全人格的向往。它的写作模式也没有什么变化:先由一件什么事起头,在巧合和偶遇中,发现了一根什么线索,然后“目光遥遥地投向历史的深处”,一篇文化散文诞生了。
《山居笔记》发扬的是《文化苦旅》中的根本性缺失:在文化单一前提下的文化决定论。这是余秋雨的一贯思路。在《文化苦旅》中,借助山水的记叙,还不那么显眼,到了《山居笔记》,这层依傍没有了,这点便愈发见得分明。《天涯故事》,作者随便拈出几个历史人物,就敢断言海南文明是“女性文明”,从此便洋洋洒洒议论开去。要在几千年的海南历史中找出骁勇善战、剽悍迅捷的例证,决非难事。所以还可以比余秋雨更全面地说海南岛是“两性文明”。
《遥远的绝响》劈头一句话就判定了魏晋名士多被杀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辅佐各个“统治集团”;“文人成批被杀”;这个问题不解决,后面的文字就成了为议论而议论,为抒情而抒情。然而不管,径自写开去。试参看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才能知道什么叫做史家眼光。
再来看作者颇为自得的《十万进士》,如果科举史实叙述还大致不差的话,最后的一句问话充分显现了余秋雨的思维方式:“灿烂的中国文明,繁密的华夏人才,究竟中了什么邪,要一头钻进这种鬼火、呻吟和恶臭里边?”在余秋雨眼里,科举制度就成了中国文明的代表,考举者也就囊括了华夏人才。经过余秋雨一解剖,才发现,原来中国文明史就是如此简单,简单到一篇散文就可以总结出一个文化命题!要批评的,不是余秋雨史料的错误,不是《山居笔记》煽情的写法,甚至不是余秋雨喜欢标举的文化高调,而是它们背后的思考进路。史料到了余秋雨手中,往往成了随意拿捏的泥团;抒情议论对于文化散文,通通是朱红青紫的颜料,一篇文字旁征博引,花团锦簇,还有“文化”的光环,可是作者的结论靠这些东西是推不出的。一次两次不觉得,读多了就能感觉到。这里我要引用一位父执信中的话:“他(余秋雨)写到的别的地方,如道士塔,没有去过,不好评说。但如都江堰,太熟了,就不免觉得他有点‘洒狗血’……”“洒狗血”是京剧术语,意指造作、不真实的作派。
《霸王别姬》里程蝶衣骂从花满楼赤脚逃出来的段小楼的相好,就是:“那就别在这儿洒狗血了。”汪曾祺在《泰山片石》里称扬杜甫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说李白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就有点洒狗血。颇疑心余秋雨的走红,是因为他的文化姿态而不是散文成就。是啊,谁不说俺家乡好?一篇《抱愧山西》,山西人时常称引;一篇《千年庭院》,湖南人自然大悦;《乡关何处》更是算得造福桑梓。更重要的是,他给了读者一个可以轻易感知、简单把握的“文化”。本世纪谈中国文化者,往往陷入非褒即贬的怪圈,但余秋雨不。余秋雨颂扬文化,是以反思的姿态颂扬;余秋雨批评传统,是以继承者的身份批评。所以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是那么的容易为国人接受,在海外流行。
此非上文作者之言
读此赏析,所见向左,故略言一二
自古以来,由文化至文学,无不百家争鸣,各有论述,由读者自取一言。秋雨先生文章,如锦簇花团,华美非凡,且不失于深度。中华民族,泱泱大国,历史五千载,所经之事甚藩,文化之果甚多,余不解作者何故言秋雨先生之”文化单一“。自然,余于此行文,非欲争执若市井泼妇,既如此,便应就事说理。
首先,为海南文明。文明,流于后世,其形源于丰满的历史人物,进而由人物对世人之影响延伸至文明于世人之影响。秋雨先生所言人物,大多青史垂名,任言其一二,皆妇孺皆知,既如此,何故不可言海南文明为女性文明?任意文明,皆有悍勇之辈,亦必有柔和之士,作者若欲强寻其少者悍勇之辈,轻视其多者柔和之士,未免强词夺理,徒添笑柄耳。
次之,魏晋名士。众所周知,于后三国时期,可谓之国家动荡,军阀割据。然此时少有大魄力、大智慧之雄主,故少有人可慑服名士。既如此,未免其效力他主,自然当杀之。作者之言,未免过于局限于当今和平之士,少几分凛冽之气。行文者,若不可就事论事,就时论势,未免过于幼稚轻佻。若执意如此,余不与尔争论,徒自轻也。
再者,科举文化。显而易见,科举自隋唐而生,于民国而亡,期间千余年,虽历代有所改进,然大方向未曾更改。自宋朱理学以来,儒家文化成为统治者扼杀人民天性的道具,而科举正取朱子改版儒家经典。余向来极反感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其因,大多缘于朱子自身尚未做到,以己之不及以要求他人,何其荒谬!如此文化,如此科举,岂可不谓之肮脏。古之科举,其内在如此,表象亦可知,不顾参试人之尊严,以待牲畜之待遇待人。狭小方格,岂可不谓之若鬼火?其内学子,怎能不痛恨呻吟?选拔智者,千余年沿用单一制度,使能者不能为,犹若明珠蒙尘,天才陨落,犹若玉山之崩。如此科举,如此文化,如何不可批判,如何不应反思?作者以点盖面,以偏抑全,何其小也!
秋雨先生行文处世,正直不阿,偏往有小人出没诋毁,令人不齿。其意无非如下,余不得利,他人亦不可得,何其谬哉。观其行,猥猥琐琐若台上小丑,觅其意,肮脏堕落似市井泼皮,见其效,黯然悲哀恰似文化之殇。余向来坚信国民多明智之士,定然视此辈若无物。然即便如此,其行亦有极大之恶效,所言所行于其身卑劣可耻,于家国贻误非常,余羞与此辈人同为人甚矣!
行文至此,余已心神震荡,恐多言过分锋锐,便言尽于此,惟望先生谨言慎行,勿要贻笑大方。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市),国际著名文化史学者、文学家、散文家、作家、中国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院长、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上海剧协副主席、青歌赛评委。2006年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首富,其文化散文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最畅销书籍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台湾、香港等地也有很大影响。海内外读者高度评价他集“深度研究、亲历考察、有效传播”于一身,以整整二十年的不懈努力,为守护和解读中华文化作出了先于他人的杰出贡献。[7]
《山居笔记》让作者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他来了,一个气势磅礴的中国立刻展现在我们眼前!文学和史学携手,散文艺术的登临绝顶之作。继《文化苦旅》之后,余秋雨再展风华,一本有关历史、地理、文化、美术的旷世钜作──《山居笔记》,千呼万唤,终于出版。
文明和邪恶不可混淆,历史和法律不容侮弄。本书堪称散文艺术中登峰造极之作。继《文化苦旅》后,余秋雨再展风华,将历史、地理、文化、美术完美融合,造就了这部旷世钜作。
书评
本书是一部散文集,共收集散文二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