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熙载

吴熙载（1799年-1870年），原名廷飏，字熙载，后以字行，改字让之，亦作攘之，号让翁、晚学居士、方竹丈人等。其父亲吴明煌（1737年-1821年），字星宇，仪征籍，家居扬州。母亲汪氏（1762年-1822年）徽州人^[1]。他早年居住在江苏仪征，青年时期因从事科考，每三年两考，他都要往返于仪征、泰州。吴让之最终只被录取为“生员（秀才）”，仅是一个普通的县学“诸生”。但从这时起，他和当时泰州的文人雅士有了比较多的交往，建立了友谊。

中年后，吴让之长期寓居扬州，以卖书画刻印为生。据清董玉书《芜城怀旧录》记载，吴让之在扬州时，曾住在石牌楼观音庵。当时观音庵内还寄居着画家王素，“王画吴字”为时推重，士大夫家皆以“非王画吴书不足相配”论之。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吴让之受宿迁王惜庵之托，以枣板续刻高凤翰集撰的《砚史》后半部分。此书刻吴让之作品成时他题有长跋，其中谈到“余于今年分典文汇阁秘书”并曾“分辑《南史》注”。扬州文汇阁是清代收藏《四库全书》的七阁之一，这里本是吴让之的用武之地，但为时不久，在清兵对太平天国的作战中，文汇阁付之一炬。

清咸丰三年（1853年），吴让之54岁。为避战乱，他流寓到了好友较多的泰州。其朱文印《再生人》边款云：“咸丰三年由扬避乱来海陵”。吴让之定居泰州，前后长达十数个春秋，首寓时为泰州首富的姚正镛（仲海）家。吴让之在姚家，先后为姚治印120方。吴让之在泰州期间，还相继客寓岑镕（仲陶）、陈守吾、朱筑轩、徐震甲（东园）等名门，后又在刘汉臣（麓樵）家居3年之久，并曾朱书《说文》一部赠之，文末有“寄食三年，无以为报”的亲笔跋语。吴让之寓刘汉臣家不仅为其子弟课读，还为刘治印88方，刻砚一方，书画多幅。咸丰四年（1854年）甲寅八月，刘汉臣新居落成，吴让之特隶书长联一副：“势不因人，翁之乐者山林也；居虽近市，客亦知夫水月乎”上款题日：“麓樵以高西园先生所集联文属书泰州姜堰新居，以其文与近况有合故尔。”

清同治三年（1863年），书画篆刻家赵之谦托好友魏锡曾将自己的印蜕带到泰州给吴让之品评，赵之谦一印边跋有云：“息心静气，乃是浑厚。近人能此者，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吴让之看后颇为感动，除对赵印作了中肯评说外，并冒酷暑即兴挥汗刻“鉴古堂”“赵之谦”等自文四印，印作方圆相参，疏密相应，实现了轻灵古拙、浑厚平实的统一，堪为吴让之篆刻艺术成熟期的代表作。战火弥漫，故园萧寂。吴让之寄寓泰州，虽得旧友新知的同情与关怀，但伤感之情仍不时在诗文中流露。他在为杨石卿所作的《秋林诗思图》题句中写道：“乌桕丹枫叶渐凋吴熙载，杜陵蓬鬓感萧萧。奚囊收得秋光满，聊与西风破寂寥。”在泰州，吴让之常与当地名士墨客雅集唱和，分题拈韵，集锦作画。

“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常相见。”晚年吴让之，已穷困潦倒般借居于泰州东坝口观音庵，他曾撰八言联自嘲：“有子有孙，鳏寡孤独，无家无室，柴米油盐。”同治九年（1870年），吴让之离世，终年72岁。

吴让之一生清贫，著有《吴让之自评印稿》《设色花卉十开册》《通鉴地理今释》等作品。他会写诗，善书画，尤精篆刻。他曾作咏梅诗100首，皆为谜语，每首隐一物，即为谜底。孔庆镕曾评价：“妙语双关，言中有物，此才岂可以斗石计耶！”其中作品欣赏：

《三乐三忧帖》：

臣闻天下有三乐，有忧焉。阴阳和调，四时不忒。年榖丰遂，无有夭折。灾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乐也！圣明在上，禄不遗贤，罚不偏皋。君子小人，各处其位。众臣之乐也！吏不苟暴，役赋不重。财力不惕，安土乐业。民之乐也！乱则反是，故曰三忧。

部分篆刻作品：

名称	注释	作品图
“觀海者難為水”六字印[3]	包世臣为谱《大江东去》以写其意，刻于印侧。印顶吴让之刻款云：“此词此书此刻，皆一时无两。后之得是石者，其勿磨去可也。壬辰冬，熙载”[1]	观海者难为水
“吳廷颺私印”[3]	款“道光乙未熙载自刻。”[1]	吴廷飏自用

吴让之是一位博学多能的艺术家。他早年师从邓石如（完白山人）的学生包世臣学书，故为邓石如的再专弟子。其行草学包世臣，篆隶及篆刻则师法邓石如。吴让之诸体皆擅，而篆隶功力尤深，特别是他的圆劲流美的小篆为世人吴让之作品所重，在晚清书坛享有很高的声誉。对后来的赵之谦、吴昌硕均有影响。在篆法上，吴让之师法邓石如及汉篆法，更因其善于“铁笔写篆”撷取金石精华，故有“气贯长虹、刚劲有力、咄出新意”之态。包世臣对吴让之也有直接影响，他继承了包氏衣钵，恪守师法而自成面目，给人以清澹甜润之感。所书小篆《梁吴均与朱元思书》《宋武帝与臧焘敕》《三乐三忧帖》等，用笔浑融清健，篆法方圆互参，体势展蹙修长，有“吴带当风”之妙。吴让之隶书结体，中心紧敛而肢体舒展，颇富古意，被誉为清初以来篆隶书体创新者之一。其行书动势显著，生发了流动、通畅之气，单字虽隔，然意气绵延不断；楷书苍厚郁茂，俊逸爽劲，并掺有北碑意韵，一扫“馆阁体”纤弱之风。

吴让之的主要艺术成就在于其金石篆刻，他曾自述：“让之弱龄好弄，喜刻印章。早五岁乃见汉人作，悉心摹仿十年。凡拟近代名工，亦务求肖乃已。又五年始见完白山人作，尽弃其学而学之。”说明他在少时即追摹秦汉印作，后直接取法邓石如，得其神髓，又综合自己的学识，发展完善了“邓派”篆刻艺术，其晚年运刀更臻化境。吴让之有10年汉印的摹习功底，加之以邓的汉篆书体为依归，使隶书笔法参之入篆，以篆书笔意引之入印，书印相参，流美生动，浑朴圆润，韵味醇厚，一洗当时印坛程式化和矫揉造作的时尚，使日趋僵化的印坛面目为之一新。他在《自评印稿题记》中阐明：“若意无新奇，奇不中度，狂怪妄作，皆难列等。”后来学邓派印者，多从吴让之入手。吴让之作品

吴让之印作颇能领悟邓石如的“印从书出”的道理，运刀如笔，迅疾圆转，痛快淋漓，率直潇洒，方中寓圆，刚柔相济。其体势劲健，舒展飘逸，婀娜多姿，尽展自家篆书委婉流畅的风采，无论朱文白文均功夫精熟，得心应手，技术上已如庖丁解牛。吴让之在继承邓如石的基础上有所创建，特别是那种轻松淡荡的韵味，直达书印合一的神境。

吴让之在明清流派篆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赵之谦、吴昌硕、黄穆甫合称篆刻艺术的“晚晴四大家”，引领近现代艺术潮流，实为中国近代篆刻艺术兴盛的标志。他一生刻印数以万计，但多不刻边款，以致流传甚少。

吴让之作品选(20)以圆朱文篆法入白文印，是吴让之篆刻的一大特点，一路横宽竖狭、略带圆转笔意的流美风格，和他的朱文印和谐统一。他擅用冲刀浅刻之术，腕虚指实，刀刃披削，其运刀如“神游太虚，若无所事”。吴让之治印广采博汲，不囿成法，在理论上他尊崇师说，但实践中他又有意和老师的风格拉开距离。近代书画大家黄宾虹称吴让之是“善变者”，他在通力学邓后，又以自己的善变，发扬出邓石如“印从书出，书从印入”的新境界，其晚年印作，字法、布局、行刀、款法自出机杼，以其平正、淡雅、拙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印风格调。

吴让之一生治印万方，声名显卓，以致后来学“邓派”的多舍邓趋吴，除黄士陵外，吴让之对同时代的赵之谦、徐三庚，近代吴昌硕，当代韩天衡等书篆名家皆影响甚深。恰如西泠丁辅之以赵之谦笔意为诗赞日：“圆朱入印始赵宋，怀宁布衣人所师。一灯不灭传薪火，赖有扬州吴让之。”

吴昌硕评曰：“让翁平生固服膺完白，而于秦汉印玺探讨极深，故刀法圆转，无纤曼之气，气象骏迈，质而不滞。余尝语人：学完白不若取径于让翁。”又说“书画下笔谨严，风韵之古俊者，不可度，盖有守而不泥其迹，能自放而不逾其矩。治印……刀法圆转，无纤曼之习，气象骏迈，质而不滞”。吴让之作品

吴缶老赞曰：“风韵之古隽者不可度，盖有守而不泥其迹，能自放而不逾其矩。”

汪鋆《扬州画苑录》：“其篆书、铁笔当世无俪，所作花卉亦风韵绝俗。”^[1]

董玉书《芜城怀旧录》：“工四体书，名重海内，与胡荄甫、赵㧑叔齐名，而篆书尤工。㧑叔言：‘让之如在世，绝不敢作篆书。’其推重如此。”^[1]

魏锡曾评：“完白（邓石如）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其在皖宗为奇品、为别帜，让之虽心摹手追，犹愧具体，工力之深，当世无匹。”（《吴让之印谱》跋）^[4]

赵之谦评价：“息心静气，乃是浑厚。近人能此者，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当然，后来两人产生了争论，赵之谦又降低了对吴让之的评价，这是因为两人的审美差异，新的评价是这样的：“让之于印宗邓氏，而归于汉人，年力久，手指皆实，谨守师法，不敢逾越，于印为能品。”（《书扬州吴让之印稿》）^[4]

《清史稿·列传二百九十·艺术二》：“吴熙载，初名廷飏，以字行，后又字让之，江苏仪征人。先世居江宁，父明煌，始游扬州，善相人术。熙载为诸生，博学多能，从包世臣学书。世臣创明北朝书派，溯源穷流，为一家之学。其笔法兼采同时黄乙生、王良士、吴育、朱昂之、邓石如诸人之说，执笔，食指高钩，大指加食指中指之间，中指内钩，小指贴名指外拒，管向左迤，后稍偃，若指鼻准。运锋使笔毫平铺纸上。笔笔断而后起。结字计白当黑，使左右牝牡相得，自谓合古人八法、九宫之旨。熙载恪守师法。世臣真、行、蒿草无不工，嗜篆、分而未致力。熙载篆、分功力尤深，复纵笔作画，亦有士气。咸丰中，卒。”^[1]

此表参考：祝竹,朱天曙.吴让之年表[J].扬州文化研究论丛,2010(01):115-1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