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

1869-1930

1869年，德国移民马库斯·戈德曼于创立高盛公司。

高盛(3)

在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投资银行业务开始形成，但与商业银行没有区分。高盛公司在此阶段最初从事商业票据交易，创业时只有一个办公人员和一个兼职记账员。创始人马库斯·戈德曼每天沿街打折收购商人们的本票，然后在某个约定日期里由原出售本票的商人按票面金额支付现金，其中差额便是马库斯的收入。

1882年，他的女婿萨缪尔·萨克斯加入了公司。

1885年，马库斯·戈德曼把他的儿子亨利和Ludwig Dreyfuss带入了公司，并且把公司取名为高盛。公司成为了在此阶段最初从事商业票据交易的先锋。

1896年，加入了纽约证券交易所。

二十世纪初，股票包销包括首次公开募股业务使高盛成为真正的投资银行。

1906年，公司帮助Sear Roebuck公司发行了当时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高盛成为最喜欢招聘名牌商学院MBA学位学生的公司之一。

后来高盛增加贷款、外汇兑换及新兴的股票包销业务，规模虽小，却是已具雏形。而股票包销业务使高盛变成了真正的投资银行。在1929年，高盛公司还是一个很保守的家族企业，当时公司领袖威迪奥·凯琴斯想把高盛公司由单一的票据业务发展成一个全面的投资银行。他做的第一步就是引入股票业务，成立了高盛股票交易公司，在他狂热的推动下，高盛以每日成立一家信托投资公司的速度，进入并迅速扩张类似今天互助基金的业务，股票发行量短期膨胀1亿美元。公司一度发展得非常快，股票由每股几美元，快速涨到100多美元，最后涨到了200多美元。

1929年，全球金融危机，华尔街股市大崩盘，使得股价一落千丈，跌到一块多钱，使公司损失了92%的原始投资，声誉在华尔街一落千丈，濒临倒闭。这之后，继任者西德尼·文伯格保持着保守、稳健的经营作风。

1930-1980

继任者悉尼·温伯格决定把注意力从股票交易转移到投资银行部门，挽回了公司声誉。

1956年，高盛是福特集团IPO最首要的咨询公司。另外高盛还开展了为地方政府或城市发行地方债券的业务，并且最先开始发明了类似对冲基金使用的投资风险管理。

一直保持着保守、稳健的经营作风，用了整整30年，使遭受“金融危机”惨败的高盛恢复了元气。

1960年，增加大宗股票交易更是带来的新的增长。反恶意收购业务使高盛真正成为投资银行界的世界级“选手”。

1966年，并购部门的业务收入是60万美元，

1970年，高盛抓住商机，在投资银行界异军突起。当时资本市场上兴起“恶意收购”，恶意收购的出现使投资行业彻底打破了传统的格局，催发了新的行业秩序。高盛率先打出“反收购顾问”的旗帜，帮助那些遭受恶意收购的公司请来友好竞价者参与竞价、抬高收购价格或采取反托拉斯诉讼，用以狙击恶意收购者。高盛成了遭受恶意收购者的天使。

1970年，文明规范的投资银行业在突然间走到了尽头，一些主要的美国公司和投资银行抛弃了这个行业传统。

1974年7月，投资银行界信誉最好的摩根斯坦利首先参与了恶意收购活动。当时摩根斯坦利代表其加拿大客户国际镍铬公司（INCO）参与了企图恶意收购当时世界最大的电池制造商电储电池公司（ESB）的行动。ESB在得知摩根斯坦利的敌对意图后，打电话给当时掌管高盛公司兼并收购部的弗里曼德，请求帮忙。第二天上午9点，弗里曼德便坐在位于费城的ESB公司老板的办公室。

1976年，在高盛的高级合伙人古斯塔夫·雷曼·利维去世后，公司管理委员会决定由怀特·温伯格（悉尼·温伯格之子）和怀特黑特两人共同作为高盛产业的继承者。高盛由此迈进世界最顶尖级的投资银行的行列。高盛公司是反恶意收购的支柱。INCO和ESB之间的斗争给了高盛公司在这一方面成功的经验。同时也是好运来临的良好征兆。高盛公司成为具备实力的，呈上升状态的和小型、中型公司以及进入《财富》500强的大公司并肩战斗的企业；7月，阿兹克石油公司同意高盛公司为其提供服务。

高盛公司拒绝为恶意收购者提供服务，相反，高盛会保护受害者。许多同行竞争对手认为高盛这一举动是伪善行为，目的是引人注目以及笼络人心，而高盛却认为他们是公司对自己和客户的长期利益负责。反恶意收购业务给高盛投资银行部带来的好处是难以估量的。

1980年，并购部门的收入升至大约9000万美元。

1989年，并购部门的年收入是3.5亿美元，8年之后，这一指标再度上升至10亿美元。高盛由此真正成为投资银行界的世界级“选手”。

1981年，高盛公司收购J·阿朗公司，进入外汇交易、咖啡交易、贵金属交易的新领域，标志着高盛多元化开始，超越传统的投资银行代理、顾问范围，有了固定收入。

1989年，高盛公司7.5亿美元的总利润中，阿朗公司贡献了30%。

1990年，高盛高层开设资本投资业务，成立GS资本合作投资基金，依靠股权包销、债券包销或公司自身基金，进行5年至7年的长期投资，然后出售获利。

1994年，投资13.5亿美元换取一家从事服装业的拉夫·劳伦公司28%的股份，并自派总裁。

1997年，出售其中6%的股份套现到4.87亿美元。其余股份升值到53亿多美元。三年内，高盛的资本投资收入翻了近10番，而老业务投资银行部只翻了两番。

高盛公司把“先起一步”与“率先模仿”作为自己的重要发展战略。

1998

一、公开发行夭折使高盛元气大伤

1998年6月，由合伙人表决同意的高盛首次公开发行；9月末，搁浅，并正式“撤回”。此项首次公开发行，本应成为牛蹄声声90年代的里程碑，却不幸沦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的牺牲品。高盛推迟发行是由于一旦股市下跌（华尔街大型证券公司的股价下跌更大），股价就不再具有吸引力了。若如以往所料，高盛股价在4倍帐面值左右，那么公开发行会将高盛定价为280亿美元；同月，高盛股票仅较帐面值有少许溢价，将公司估价为70亿美元，远远达不到将公司财富分配给合伙人、有限合伙人及其他员工的公开发行的目的；10月19日的下午，高盛189位合伙人聚首在公司纽约总部举行神圣的仪式——两年一度的华尔街最高成就：高盛合伙人授勋典礼。

据公司的行政总裁柯赛和保罗森说，推迟首次公开发行是实用主义的决定。柯赛说：“适当的时候我们会重新考虑公开发行，但我们只能往前走。”但据高盛的合伙人、员工、客户及华尔街人士透露，高盛就公开发行而进行的大辩论及发行的夭折，对公司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它使高盛的资本结构及业务组合曝光并公诸于众。它挑起了公司一般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矛盾，并证实了华尔街上盛传的谣言——高盛投资银行家与交易员的竞争关系及两位行政总裁柯赛和保罗森之间的不和。

二、公开发行最初目的

高盛公开发行正式原因之一是“使资本结构与公司使命相契合”。但不可否认，许多合伙人，尤其年轻人，与其说是关心高盛的未来，不如说更关心自己资本帐户上储蓄的惊人数目。资本的问题依然存在。

1998年中期，其股本基础比摩根士丹利及美林都小，为66亿，摩根士丹利为138亿，美林为117亿。问题不在于高盛资本的数额，而在于资本结构和资本的稳定性。当合伙人变为有限合伙人，他们可以抽回资本；若大批的合伙人变为有限合伙人，可撤回大量资本。这就是为什么1994年是公司十分可怕的恶梦的原因。当时债券市场的波动损毁了高盛的盈利，合伙人纷纷逃之夭夭。（公开发行的主要倡导者柯赛，于1994年成为行政总裁，并不是巧合）。对于这方面的限制更为严厉：当合伙人变为有限合伙人时，他们仅仅能撤走一部分资本，其余的可在至少5年后撤回。但资本还是可以逃离。

另一问题是高盛资本的成本。有两家外部机构，日本的住友银行和夏威夷的毕舍普地产公司，在高盛投资了相当大的数目——1998年中期为 15亿美元，占总资本的23%。由于高盛税前利润的一大部分为这些外部股东占有，因此很难从留存收益中扩大资本，尤其是当股市不好时。以帐面值几倍的价格公开发行筹集的股本本应使高盛能以更低成本建立股本基础。”

三、公开发行暴露高盛弱点

1、业务组合过分依赖交易运作，导致盈利不稳定。

高盛为准备公开发行而进行的最小限度的财务披露，揭示出高盛的业务组合并不理想。有一些报表甚至显示出高盛比任何人想象的更加脆弱。在华尔街最能赢利的收购兼并业务方面，高盛一直比主要的对手盈利强。摩根士丹利、美林和高盛做的项目金额几乎相同，但高盛比美林的盈利多50%，比摩根多30%。但令人担心的是高盛的收入组合比对手更不稳定，因为它更依赖交易运作。

1998年，前两季度中，高盛43%的收入来自交易，美林为23%，摩根士丹利为28%。年中，高盛的总资产是公司股权的36倍，比对手负债率高。如果将高盛比作一家钢厂的话，若以100%的生产能力计，可赚大笔钱；若以60%的生产能力计，就会亏大笔钱。这些事实使华尔街人士将高盛比作对冲基金。因此，一些人认为高盛可能不得不将其公开发行定价为较摩根士丹利和美林的低，其股票可能持续以折扣价格交易。

1994年，高盛对交易的依赖性成为问题。虽然高盛最初的招股书不遗余力地指出公司的风险管理自1994年以来改进了许多，但也不可能改进到足以抵抗前几个月波及全球市场的动荡的地步。显然很少投资银行能为这样的惨淡市况作好准备。高盛和华尔街的其他投资银行一样，在最近的业绩数据报告中，体现出不利市况的影响。直至今年夏天，高盛的业绩还非常显著。

1995年，净收入从的45亿美元升至去年的74亿美元。税前利润（由于高盛是合伙人制，税项由合伙人支付）从14亿增至30亿。前两季度，收入增长50%，公司的盈利很快超过40亿美元。但每况愈下。截至8月28日的季度里，税前盈利从前一季度降低27%；9月份，更差，有传说公司可能损失高达9亿美元。毫无疑问，公司对于交易的依赖是高盛的利润象单摆一样波动的主要原因。

高盛的管理层根本不必担心，因为高盛仍是私有的，它有办法淡化亏损程度。一些有限合伙人认为这是坚持私有制的主要原因。而公开发行则需要高盛放弃拥有的多报或少报盈利的灵活性。

2、资产管理业务的不足。

高盛业务组合中的另一弱点是其提供抵挡市场波动缓冲的资产管理业务。虽然资产管理增长很快，但却并不象其他对手那样盈利。

1995年末，高盛只有520亿美元的资产管理，其中40%来自低费用的货币市场基金。

1997年末，高盛是美林管理资产的1/3。高盛4.58亿美元的资产管理收入比摩根4亿的资产管理净收入高不了多少。

资产管理可能不象声势浩大的成千上万亿金额的投资银行交易那么惊心动魄和有利可图，但它能产生理论上比交易利润更稳定的以费用为基础的收入。高盛的资产管理业务起步较晚，为赢得业务而收费低廉，由于定位不明和人员流动而出师不利。

无论是公司内部还是外部，关于资产管理是“丑陋的义子”的看法正在改变。在过去的两年半中，资产增长了3倍多，高达1650亿美元，其中只有20%是货币市场基金。更重要的是，公司的态度已改变。高盛的资产管理公司如今雇有1000名员工，而几年前仅有250人，高盛不仅向聘用的外来人才许诺他们会成为合伙人（在高盛很少有），而且高盛内部其他部门的明星也转至资产管理公司。美国金融研究公司说“高盛是呼之欲出的巨人”。但外部仍然批评高盛在营销方面远胜于投资方面，高盛要成为巨人还长路漫漫。没有公开交易的股票作为货币用来收购，通往巨人之路更加崎岖。

3、公司内部矛盾公诸于众。

公开发行的举措加剧并揭露了公司内部的分歧，并将高盛的业务前所未有地公诸于媒体。矛盾之一是公司一般合伙人---是真正的有控制权的所有者---及有限合伙人之间的矛盾。虽然高盛管理层喜欢用“一边倒”来形容高盛人对公开发行的支持，但这种说法可能有些过头。这一举动使高盛的一些当今合伙人和108位有限合伙人愤愤不平或持有异见。

有限合伙人中的异见最甚，这是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对于合伙制的信念及对交易条件的不满。最初，他们本将接受超过其股权帐面值25%的溢价，但一般合伙人期望得到将近300%的溢价。发行重组就如何处理有限合伙人的资本这一问题给予他们几种选择，其中之一是他们将得到股票股权的55%的溢价。若公开发行达到300%溢价，一般合伙人将得到绝大部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导致发行搁浅的是当市场下跌，300%的溢价下降，乃至有限合伙人与一般合伙人的所得基本相同——甚至更多。

即使早在发行依然继续进行时，已有关于高盛两位行政总裁保罗森和柯赛的传言。

1997年末，营运总监保罗森，本已否决公开发行但却最终同意，条件是要坐上行政总裁的交椅。甚至传言公开发行的支持者柯赛，由于公开发行搁浅而受到攻击。

高盛的公开发行使“公平”这一词和公司中层员工的薪酬成为焦点问题。高盛并不一定给中流砥柱的初级行政官支付高额薪酬，虽然这些人埋头苦干，并为能加入合伙人以及可能有8位数收入的机会所吸引。凭借公开发行，高盛着重保证将薪酬向中下层员工倾斜。但公开发行的搁浅，令高盛高级合伙人必须马上重整合伙人制度。这可以解释为何高盛今年比1996年多吸收十几位合伙人。即便如此，更多的成千上万中层员工可能希望高盛能完成公开发行，并问自己高盛是否依然是唯一的理想工作。摩根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摩根比以前接到更多的高盛员工寻找工作的电话。

高盛一贯是其他人乐于憎恨的公司，这多半是由于高盛如此出色。那么为何该公司与其他华尔街公司不同呢？高盛出众之处多半在于华尔街上广为流传却少有公司真正拥有的一种概念：即公司文化。自新聘员工步入曼哈顿下区布罗德大街85号那一刻起，高盛的优越及其对手的平庸即给人以刻骨铭心的印象。高盛警诫新员工永不能让公司蒙辱或出媒体中。他们一天工作14或16甚至18小时，明显是为了获得加入合伙人这诱人的独一无二的奖赏而奋斗。

首要问题依然存在。第一：高盛没有进行公开发行，是否错过了黄金机会，抑或幸免于难？也许答案是后者。若去年春天它出售股票，其股价会大大低于发行价——这对于华尔街的头号公司来说是耻辱的开端。其实，许多合伙人认为公司躲过了子弹。另一问题：高盛在不远的将来是否会上市？公司高层依然坚持发行上市的路线。但许多其他人，包括长期的华尔街人士以及和以前的合伙人，都认为不可能。不仅有一大群新的合伙人----星期一会议后有 25%的新合伙人——需要被说服，但公开发行搁浅后，那些上次投“赞成”票的人会重新考虑。华尔街极度投机的最近一轮之后，可能需要新的一批投资者再次相信这些股票会卖成4倍帐面值。

2008

2008年9月21日晚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已批准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提出的转为银行控股公司的请求。而高盛和大摩的转型，意味着“长久以来世人熟知的华尔街的终结”；9月24日，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旗下的Berkshire Hathaway宣布，计划对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 Inc.）投资50亿美元。

2004年12月，高盛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成立合资公司——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合资公司的成立是高盛在中国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拥有67%股权，高盛拥有合资公司33%股权。合资公司的成立令高盛从此可以在中国开展本土A股上市业务，人民币企业债券，可转换债券和提供国内金融顾问以及其他相关服务。

重要事件

1984年

高盛在香港设亚太地区总部。

1994年

高盛在北京和上海设立代表处。

高盛成为第一家获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中国B股股票的外国投资银行。

高盛对中国第二大寿险公司及最大的产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进行了首次自营资金投资，投资金额为3,500万美元。高盛持有平安6.8%的股份。

1997年

高盛担任中国移动40亿美元首次公开上市的主承销商，这是除日本外亚洲地区最大的民营化项目之一，也是中国电信行业第一个民营化项目。该项目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仍然实现了成功的定价。

高盛担任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价值7.2亿美元里程碑式H股首次公开上市项目的主承销商，这是中国航空业第一个大型民营化项目。

高盛担任中国财政部价值5亿美元全球债券发行的副主承销商。

1998年

高盛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价值10亿美元主权债券发行的主承销商。

1999年

高盛开始担任广东省政府的财务重组顾问，对粤海企业有限公司进行债务重组。

高盛担任中国移动价值20亿美元二次股票发行项目的主承销商。

2000年

高盛前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亨利·鲍尔森成为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首任主席。

高盛担任中国石油29亿美元首次公开上市的主承销商。该项目定价期间正值新经济泡沫的顶峰及政治高度敏感的时期，但这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行业第一个成功的民营化项目。

在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倒闭触发的潜在信贷危机期间，高盛完成了粤海企业有限公司50亿美元的债务重组项目。这是中国国企历史上第一个债务重组项目。随后，高盛对粤海投资2000万美元。

高盛担任中国移动创纪录的价值72亿美元后续/可转债发行项目的联席全球协调人，这是除日本外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股票发行项目。

2001年

高盛在中国又投资了两个项目，一个是收购了中国第三大综合固线电信服务公司中国网络通信集团（中国网通）价值6000万美元的股份，另一个是收购了中国第一个独立8英寸半导体晶圆企业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中芯国际）价值5000万美元的股份。高盛持有中国网通2.4%及中芯国际4.0%的股份。

亨利·鲍尔森高盛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债券发行的主承销商，再次融资10亿美元。

2002年

高盛担任中国银行（香港）26.7亿美元首次公开上市的主承销商，这是中国金融服务行业的第一个民营化项目。

高盛担任日本日产汽车对东风汽车10亿美元收购项目的财务顾问。

高盛担任中国移动（香港）对中国八个省移动通信公司价值102亿美元的收购及7.5亿美元私募项目的财务顾问。

2003年

高盛与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并资助该合资公司收购了价值19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贷款及地产资产组合。该合资公司是第一个正式注册并得到政府批准成立的中外合资资产管理公司。

在中国刚刚摆脱非典影响并即将进行最新一次全球主权债券发行之前，作为中国政府的评级顾问，高盛帮助中国提升了信用评级：穆迪公司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由A3提升至A2。

高盛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次主权债券发行美元部分的主承销商，成为自1998年以来唯一一家三次均担任中国政府主权债券发行主承销商的国际银行。

高盛成为第一批获得中国政府发放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执照的金融机构，投资额度为5000万美元。

高盛担任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对北汽控股11亿美元投资项目的财务顾问，该项目将在中国生产奔驰轿车和卡车。

高盛在诺基亚将四个合资企业整合为一个公司的项目中担任财务顾问，该项目使新公司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

2004年

2004年，高盛成为领导中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市首屈一指的承销商，具体项目包括：网络游戏公司盛大价值1.69亿美元的首次公开上市；即时通讯公司腾讯价值1.8亿美元的上市；平安保险价值18.4亿美元的上市；中国网通价值13.1亿美元的上市；中兴通讯价值4.53亿美元的上市；中国石油价值16.8亿美元及中国石化价值7.42亿美元的股份配售。

高盛成功完成中国进出口银行7.5亿美元，中国工商银行（亚洲）4亿美元，国家开发银行10亿美元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5亿美元的全球债券配售。

高盛担任汤姆逊与TCL成立中国合资企业项目的财务顾问。

高盛在中国第五大银行交通银行向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战略性地出售20%的股份项目中担任财务顾问。

高盛担任联想集团收购IBM全球个人电脑业务项目的财务顾问。

2004年12月，高盛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成立合资公司－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高盛拥有合资公司33%股权，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拥有67%股权。

2005年

高盛担任交通银行价值21.6亿美元H股首次公开上市项目的联席全球协调人，这是第一个中国国有银行在海外上市的项目。

高盛担任中化公司价值2.47亿美元后门上市项目的主承销商。此项目的结构分三个部分，所以极其复杂但又非常具有创意。

高盛担任中国石油价值27.2亿美元后续股票发售的主承销商，该项目是至发售日除日本外亚洲地区最大的快速建档发行案。

高盛再次成功完成国家开发银行价值10亿美元的全球债券配售。

高盛担任中国网通收购电讯盈科20%股份项目的财务顾问。

高盛在淡马锡控股以14亿美元入股中国第三大国有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项目中担任财务顾问。

高盛在苏格兰皇家银行以16亿美元入股中国第二大国有银行中国银行的项目中担任财务顾问。

高盛担任凯雷投资集团收购中国第三大人寿保险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24.9%股份项目的财务顾问。

高盛加入向中国银行业自营投资的行列，同意以18亿美元入股中国第一大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

高盛因其资产管理业务成为第一个获得两个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执照与投资额度的金融机构。

2006年

高盛签订协议以37.8亿美元与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入股中国工商银行（一月）。

高盛担任中海油以22.7亿美元收购在尼日尔利亚的石油资产项目的财务顾问（一月）。

高盛担任分众传媒价值3.23亿美元在纳斯达克后续股票发售项目的全球协调人及联席账簿管理人（一月）。

高盛担任上海先进半导体价值9,600万美元在香港首次公开上市项目的联席全球协调人及联席账簿管理人（四月）。

高盛担任中海油价值19.8亿美元快速建档发行的联席账簿管理人（四月）。

高盛担任中国银行111.9亿美元H股首次公开上市项目的联席全球协调人及联席账簿管理人，这是至发售日中国最大以及全球第四大的首次公开上市项目。

2013年5月20日，高盛悉数售出其持有的工行H股，交易价格为每股5.47～5.5港元，较工行H股昨天收盘价5.64港元低2.5%～3%。高盛自入股工行后，先后累计6次减持工行股份，投资7年累计获利约65.1亿美元。

高盛集团

为各种各样的企业、金融机构、政府和个人提供广泛的投资银行服务。高盛集团

高盛集团入股了中国石化、中粮集团、金龙鱼等多家大型企业，并占有中国移动的股份。

一方面协助客户（包括企业、金融机构、政府和个人）进行交易，另一方面通过做市、交易和投资固定收益和股票产品、外汇、大宗商品及衍生产品，用自营资金进行交易。此外，高盛还参与股票及期权交易所的特许交易商及做市活动，并在全球主要的股票、期权和期货交易所为客户交易进行结算。对于商业银行及其它投资活动，高盛既进行直接投资，也通过公司募集和管理的基金进行投资。

向全球各类机构和个人提供投资顾问及理财规划服务，并提供所有主要资产类别的投资产品(主要通过分开管理的账户和符合工具，如互惠基金和私人投资基金)。高盛还向全球的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对冲基金、基金会和高净值个人提供大宗经纪服务、融资及融券服务。

高盛集团

为企业、金融机构、(国家)政府及富人。

业务按地域分为三大块即美国、亚太地区和欧洲，在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含美国）设有代表处，包括纽约、芝加哥、法兰克福、伦敦、东京、台北、北京、上海和香港。

亚太地区总部设于中国香港。

在中国设有北京办事处、上海办事处，并成立合资证券公司高盛高华。高盛集团

2016年1月，高盛集团发布第四季度财报，公司净营收72.7亿美元，超出预估的71.7亿美元。高盛第四季度不包括CVA/DVA、RMBS的每股收益为4.78美元，高于预估的3.57美元；4月19日，高盛当季营收为63.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0%，也低于市场预期的66.9亿美元。业务领域方面，高盛的机构交易业务营收同比下降37%至34.4亿美元，投资银行业务营收下降23%至14.6亿美元。

2022年1月，高盛公布：2021年第四季度净营收126.4亿美元。^[4]

高盛集团

2019年，员工达到36600人。

战略合作

2020年9月1日，特斯拉宣布与多家投行签署了股票分销协议，销售50亿美元的股票，高盛参与该分销协议。^[5]

2021年4月，高盛与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和苹果共同发起2亿美元“还原基金”旨在每年从大气中清除至少100万吨二氧化碳。^[6]

2021年7月，纳斯达克与花旗集团、高盛集团以及摩根士丹利银行携手建立私营公司股票交易平台。^[7]

企业投资

2006年高盛以战略投资者身份斥资约25.8亿美元，购入工行7%的股权。随后工行在上海和香港上市，在经营业绩稳健提升的同时，工行的整体实力持续增强。在资产规模、核心资本、存款总额以及公司市值等指标均居全球金融同业首位。

2012年，工行实现净利润2387亿元人民币，成为全球最能赚钱的公司。这也为高盛的投资带来了丰厚的回报，高盛自2006年入股工商银行以来，经过五次减持最终获利逾72.8亿美元扬长而去，实现了近三倍的初始投资回报。

2013年5月21日，高盛集团宣布已同意以2.80亿新加坡元（约合2.23亿美元）收购世界最大钻井平台制造商新加坡吉宝企业集团（Keppel Corp）旗下吉宝房地产投资信托（Keppel REIT）的6.7%股权。

2018年7月，高盛领投运动科技公司Keep1.27亿美元D轮融资；同月，高盛与阿里巴巴领投苏宁体育A轮6亿美元融资；9月，高盛领投小贷平台Jumo5200万美元；10月，高盛跟投国内汽车新零售平台花生好车2.1亿美金B轮融资。

2019年4月，高盛集团投资国内高端儿科连锁机构唯儿诺儿科的数亿元人民币C轮融资^[8]；8月，高盛领投尼日利亚物流创业公司 Kobo360 3000万美元融资，以推动其在非洲的扩张^[9]；11月，高盛领投人工智能开发软件提供商DotData2300万美元的A轮融资^[10]；12月，高盛商业银行业务部投资医疗信息化企业LeanTaaS 4000万美元的C3轮融资^[11]；12月24日，高盛跟投“怪兽充电”的5亿元人民币C轮融资。^[12]

2020年3月15日，美国金融服务论坛宣布，由于冠状病毒的流行，其成员高盛将在第二季度停止股票回购；4月，投资印度新闻聚合平台Dailyhunt的2,350万美元G1轮融资^[13]；6月，高盛领投电商SaaS ERP服务商聚水潭的1亿美元C轮融资^[14]；7月，高盛参与每日优鲜的4.95亿美元融资。^[15]

2021年1月，参与投资第四范式的7亿美元D轮融资^[16]；4月19日，英国数字银行Starling宣布，高盛集团将向该行注资6900万美元（约5000万英镑），但该交易仍需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17]；6月，高盛资本和Emergence Capital领投了美国供应链平台运营商“Project44”的2.02亿美元E轮融资。^[18]

高盛(3)

领导人信息

劳尔德·贝兰克梵（Lloyd C. Blankfein）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高盛集团

大卫·所罗门（David Solomon）独立总裁

约翰·布莱恩（John H. Bryan）

克莱斯·达尔巴克

斯蒂芬·弗里德曼（Stephen Friedman）

威廉·乔治（William W. George）

拉贾特·古普塔（Rajat K. Gupta）

詹姆斯·约翰逊（James A. Johnson）

罗伊丝·朱莉博（Lois D. Juliber）

拉什米·米塔尔 （Lakshmi N. Mittal）

詹姆斯·斯基罗（James J. Schiro）

茹斯·西蒙斯（Ruth J. Simmons）

约翰·罗杰斯（John F. W. Rogers）董事会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