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遗言

晚年周恩来1976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永远不会忘却的一年。这一年天崩地裂，伟人谢世。这一年，是十年文革的结束，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一年，也是孕育着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二月上旬，一份感人肺腑的“总理遗言”，说出了人们憋在心里已久，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喊出了人民的心声，因此这份“遗言”一出现，就被人们争相传抄，几天之内便传遍了大江南北、全国各地，国外130多家电台轮番播送，“总理遗言”震惊了中央，震惊了海外……

蛐蛐儿的真名叫李君旭。李君旭

李君旭那时在杭州汽轮机厂当工人，外号叫瓜子的袁中伟在杭州半山电厂当工人，他俩是同班最要好的同学，蛐蛐儿是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青年才俊，袁中伟是思维缜密，深谙世事，有远见卓识的青年。他们还有两位同学，浙江建设兵团的阿斗，在农村插队外号叫大耳朵的吕建树，当然还有一些不是同班同学，只是校友或有着同样情趣的热血青年。虽然分布在各处，但他们仍然常常聚会。聚会总是在蛐蛐儿家举行。蛐蛐儿的家是那种有前后门的老式三层楼带阁楼的房子，有很陡的木楼梯，白天也要开灯，有一种地下交通站的氛围。蛐蛐儿家那间十几平米的低矮阁楼，竟成了他们这帮热血青年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秘密据点。总理逝世以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袁中伟等人的聚会也更加频繁，总是在一起议论时局，畅谈看法，阁楼里的灯光经常彻夜通明。

从小生长在杭州钱塘江畔的大耳朵吕建树上山下乡去了农村。快过年了，房东杀了一条狗，送给大耳朵一大块狗肉。大耳朵回杭州城里过年，就把这一大块狗肉带回了家。大耳朵出身工人家庭，却有一帮干部子弟的好朋友。那个年代，同学间爱起外号，倒也亲切，蛐蛐、瓜子、阿斗等等，都是大耳朵志趣相投的中学同学。　　

1976年2月5日，大耳朵当了一回东道主，把蛐蛐、瓜子、阿斗等好朋友叫到家里，难得有机会相聚在一起，围着火炉烹狗肉。　　

这一群热血青年中的李君旭，外号蛐蛐，头发有点微卷，一米八几的个儿，长得风流倜傥，在杭州汽轮机厂工作。另一个智囊人物瓜子，在发电厂工作，英俊有才气，点子很多，文笔也好。还有几个同学，有的在工厂，有的在兵团，也有的在农村插队。他们戏称是“狗肉朋友”，打来黄酒，把盅对饮，议论起对时局的忧虑。如果“四人帮”上台怎么办？邓小平又被打倒了，国家怎么办？他们甚至想到安吉山里打游击。　　

酒酣脸红，同学们猜想，周总理逝世的时候会不会有遗言？如果有遗言的话，按照周总理在中央所处的位置和境遇，他会说一些什么？有人分析说：中国向何处？国务院总理是最要紧的掌舵人。有人推测说：“按照总理的性格，他可能也会说一些张春桥、王洪文也不错的话，总理给人的感觉不偏不倚，比较平和，也有斗争策略。但是主要一点，周总理是要把邓小平推出来，让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　　

聊天以后，蛐蛐非常有心，收集了周总理过去的讲话，还参考了越南胡志明主席的悼词、任弼时追悼会纪念册，揣摩词汇语气，沉浸在遐想之中。蛐蛐发挥了特定年代的独创性思维，把同学议论的话题过滤融合裁剪，酝酿创作了“总理遗言”。^[1]

当年流传的“总理遗言”，有两个部分。一份是写给邓颖超，比较短。“小超同志：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战友周恩来。”　　

一份是写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比较长，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　　

“总理遗言”中最精彩的一段话是力推邓小平：“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1]

瓜子：袁中伟；蛐蛐儿：李君旭“总理遗言”的涉案人员，分两地关押审查。没想到的是，公安机关认为也许是罪行较轻一些的、关押在杭州临安天目山留椿屋的，仿佛是历史给他们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

1939年周恩来在浙北联络布置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就下榻在天目山留椿屋。没想到37年后，临安这个景点，却关押著“总理遗言”案的一些涉案人。有青年，有老干部。有公安部门认为被抓人中唯一父母都是工人的吕建树，阿斗的妈妈、浙江大学的许阿姨；团省委书记的儿子晨光；中学体育老师毛宁；蛐蛐儿前女友的父亲省委组织部的王处长五人。要是周总理在天有灵，不知会怎想。

1976年5月27日，遵照公安部的指示，被定为“总理遗言”案核心案犯，由浙江省公安厅派武警押送北京关押审查，也就是说这些案犯会处以极刑。他们是公安机关认定罪当可株的两名伪造“总理遗言”主犯：杭州市汽轮机厂青年工人李君旭、杭州市半山发电厂青年工人袁中伟；还有李君旭的的父亲李院长、杭州炼油厂青年工人袁晓燕；老干部袁啸吟；阿斗、阿斗的走资派父亲。

29日，7名案犯被押送到北京，关押在中央路中央政法干校（现在的中央政法大学）专门设置的临时特殊监狱。这座特殊监狱，不仅有武警严密把守，关押这群特殊政治犯的小号外走廊上，还有荷枪实弹的哨兵24小时流动巡视。

1976年10月，“四人帮”之后，“总理遗言”案的法律性质有所改变，已经不再是全国重大政治案，更不能用法律来惩处这批人，在杭州涉案被逮捕的12人，分批获得释放。

1976年11月，第一批释放关押在杭州市天目山留椿屋的吕建树等5人。

1977年1月，被关押在北京的7名“总理遗言”案涉案人员也有了转机。警方宣布袁啸吟、袁晓燕，还有阿斗和他的父亲、李君旭的父亲无罪释放，把他们安排在公安部招待所，当天还特别招待他们五人。还派人陪同他们游览故宫、颐和园、八达岭长城等名胜古迹。然后，浙江省公安厅的人来接他们乘火车回杭州。

然而，被公安部门认为“总理遗言”案主犯的李君旭和袁中伟，依然关押在北京，继续审查。直到1977年11月3日，公安部才宣布对李君旭、袁中华释放，但他们是有条件的释放。他们的审查结论，也是两易齐改。

那个编造了“总理遗言”的李君旭————蛐蛐，2014年2月9日在杭州去世了，享年62岁。然而，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蛐蛐和他的朋友们曾经留下了“善意的谎言”，在历史的记忆中应该长久保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