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政治、经济指导思想上的松动带来文艺、新闻、理论界的相对自由。西方势力与国内极右势力利用此时人们对文革的反思（“伤痕文学”）以诋毁社会主义中国、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加紧和平演变中国的步伐。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二大决定，从一九八三年下半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史称“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一九八三年，爆发了对周扬、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批判，开始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这是十年内乱以后正式开展的第一场“大批判运动”，那一套极左的手段差不多都搬出来了。他们要反要革的东西很多，形势很乱，左的思想普遍抬头。当时，党中央担心，民主人士也担心，国内外都担心，以为又要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了。这时耀邦同志做了很多工作，在他的扼制下，这场“清污运动”，只搞了二十七天就勉强收场了。^[2]

十二月十四日，耀邦同志召集人民日报、新华总社和广播电视部的领导同志谈话，根据中宣部当时整理的谈话纪录，耀邦同志谈到：小平同志讲话中对什么叫污染，怎样清除，讲得很清楚，讲的是清除思想战线上的污染……小平同志这一讲话还没有发表，没有认真学习，个别地方和单位匆忙采取不妥当的措施去清除精神污染，出了一些毛病。

针对这些毛病，耀邦同志提出划清几个具体的界限。从耀邦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们究竟在“清除”什么：

第一、不要干涉人家穿衣打扮，不要用奇装异服一词。总的说，我国的衣着还是单调的，不要把刚刚出现的活泼多样又打回到古板、单调状态中去。

第二、歌曲方面，我们提倡有革命内容的歌曲，提倡昂扬向上的歌曲。对不是淫秽的，不是色情的，没有害处的抒情歌曲及轻音乐，不要禁止，如要禁止须经过批准。要鼓励创作新的歌曲，来代替格调不高的歌曲。

第三、文学方面，所有世界公认的名著不能封闭。资产阶级作家写作的有名的小说中，即使有点色情描写也不要紧。我们要禁止的是专门描写性生活的作品。

第四、电影、戏剧、舞蹈、曲艺、杂技等，凡是中央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演，不能滥禁乱砍。

第五、节假日中，应允许青年人跳集体舞、少数民族舞，共青团要主动组织。现在暂不提倡跳交际舞，待社会风气有好转后，可以逐步提倡。

第六、对绘画、雕塑，不能禁止表现人体美的作品。考虑到中国民族习惯，可以采取逐步开放的政策，原则上不能禁止。

第七、要在初中、高中开设生理卫生课，讲生理知识。青年学生对人体构造、生殖机能感到神秘，因为缺乏基本知识。

第八、主要努力方向是从下面提出加强两个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方面的工作是大量的，非常广泛的。广播、电视的体育节目要增加。中央电视台要把体育节目办得丰富多彩。中外体育节目都有，外国的可以用，现在中国的还太少，内容要广些。大球要播，对小球也要注意。象棋比赛可以办，书法也可以办，如书法表演，怎样写字。谜语、对联都有广泛的群众性。湖南花鼓戏、京剧折子戏和侯宝林五十年代的相声都可以搞。中年以上的人对戏曲很感兴趣。相声的听众更多。举这些例子，无非说明精神文明可以搞的东西太多了。电视要办得丰富多彩。^[2]

“你们写一篇评论员文章，讲清楚这个问题，由《人民日报》转载。”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时任中国青年报社社长佘世光叮嘱道。^[3]

几天后，也就是1983年11月17日，“这个问题”以本报评论员文章《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的形式，刊登在《中国青年报》1版显著位置，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在4版加框刊登。

这个需要由中央主要领导人亲自过问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但在当时却绝非一个小问题。自从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之后，“在个别地方也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有的同志指责女青年烫发、搽雪花膏，干涉青年们穿款式新颖的衣服，不准青年们跳健康的集体舞，甚至对养花也加以非难，并且把这些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当作‘精神污染’的表现来反对。这种把青年美化生活的愿望同精神污染混为一谈的情况虽然很少，但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4]

这篇评论员文章，由时任中国青年报社副总编徐祝庆执笔。整整25年之后，这位已经退休的老报人忆及该文出台的前前后后，坦言当时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绝非“个别地方”，也并不“很少”。

虽然发表在报面上的文章显得克制而有分寸，但徐祝庆深知，清除精神污染的领域和范围在当时已经扩大到十分荒唐的地步：《马克思传》内页因有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颈胸的传统欧洲装束的照片，而被视作“黄色书籍”没收；《瞭望》周刊封面，因刊登获得世界冠军的女子体操运动员在高低杠上的动作，而被某些地方当作“黄色照片”加以收缴；有的地方查出一岁小孩不穿衣服的照片，也被定性为“淫秽照片”；战士随身带着对象的照片，便受到严厉指责；有的大城市党政机关，不准留烫发和披肩发的女同志进大门；许多工厂门口有人站岗，对留长发、穿奇装异服的男女工人一律不准入内。甚至，有些地方组织工人纠察队日夜巡逻，在大街上见到有人穿喇叭裤，上去便剪……

“有人借反对精神污染搞起了运动，突破了思想战线的范围，搞到了其他领域。许多省市的领导都出来‘表态’，给人的感觉是又要来一场运动了。‘是不是又要整人了？’这种气氛当时十分明显。”徐祝庆回忆道。

在这样的形势下，即便是他所服务的《中国青年报》，也只能违心地、连篇累牍地批评起各式各样的“精神污染”来。而在不久前，它还刊登新款服装裁剪图，鼓励青年人穿花衣服，甚至，公开为跳交谊舞的青年人辩护。

一时间，版面上只剩下“高亢嘹亮的健康歌声”，“靡靡之音”失去了藏身之处；“精神污染与精神鸦片”被分析得头头是道；报面上公开批评某刊物“宣扬青年演员的私生活，鼓吹个人奋斗思想，情调很不健康”，并痛陈“一颗子弹只能打中一个人，一本黄色书刊却会打到一批人”，甚至郑重其事地提醒人们“注意存在于科学幻想小说中的精神污染”。报纸还援引当时文化部部长的请求，希望大家提出宝贵意见，帮助文化部改变对抵制精神污染软弱无力的状况。

有一篇记者暗访广州流花宾馆6元门票的音乐茶座报道写得绘声绘色：有些演员演唱一些不健康的曲目，而且台风极不严肃，有的嗲声嗲气，有的昏昏欲睡，哗众取宠。更有甚者，有两位女演员，身穿两旁开口接近胯部的黑旗袍，在若明若暗的转动吊灯下，边唱边大幅度扭摆胯部，故意侧身把大腿露出裙外，卖弄风骚，顿时引起场内大哗。

总之，从1983年10月下旬开始，各大媒体上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报道和评论突然多了起来。据《人民日报》当时的一位负责人回忆：由于“精神污染”一词使用骤增，以至于人民日报社排字房的这4个铅字都不够用了。^[4]

这便是胡耀邦作出指示的背景。1983年11月中旬的某个晚上，时任中国青年报社社长的佘世光来到胡耀邦住处。谈起社会上种种“清污”乱象，胡耀邦说，我就担心出现这样的事情，把清污搞到群众生活方面去，这就搞偏了，不能把美化生活也搞掉。

根据胡耀邦的谈话精神，佘世光回报社后立即布置撰写评论员文章。11月17日,《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见报。文章称：“女青年爱好烫发，年轻人喜欢服装款式新颖，节假日一起跳跳健康的集体舞，等等，同所谓精神污染完全是两回事。青年总是向往美的。这种愿望本身是正当的、积极的……如果在反对精神污染的时候把这些也反掉，那怎么行呢？……我们绝不能一说反对精神污染、加强思想工作，就在青年美化生活的要求上做文章，就把注意力集中到青年的裤腿宽窄、鞋跟高低、发型服饰如何上去。”

文章直言：“这种不加分析的做法是有害的……它会在人们中混淆是非界限，甚至可能使过去某些‘左’的做法重又出现。”

该文是第一个明确地向社会发出的否定信号，以此为标志，被扩大化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及时被叫停。^[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