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

xiū xī dǐ dé xiàn jǐng

修昔底德陷阱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

“修昔底德陷阱”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观点，这位历史学家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正如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和19世纪末德国人面临的情况一样。这种挑战多数以战争告终。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成就急剧崛起震惊了陆地霸主斯巴达。双方之间的威胁和反威胁引发竞争，长达30年的战争结束后，两国均遭毁灭。^[2]

修昔底德总结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

“修昔底德陷阱”翻译成当代语言就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古雅典与斯巴达

古雅典的迅速崛起震动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老牌陆地强权斯巴达。恐惧迫使斯巴达人做出反应。威胁和反威胁催生了竞争，接着是对抗，最终酿成冲突。在长达30年的战争之后，最终双方都被毁灭。^[3]

德国与世界大战

人们发现，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最显著的就是德国。德国统一之后，取代了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3]

日本与侵略战争

在亚洲也有类似的经历。日本崛起之后，就想挑战欧洲殖民地在亚洲建立起来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秩序，最终爆发了日本以反对西方列强为名而侵略亚洲其它国家的战争。^[3]

英荷战争

17世纪至18世纪英国与荷兰断断续续打了4仗。

七年战争

1756-1763，英国、普鲁士与法国、奥地利、西班牙等国大打出手。

美国独立战争

1775年—1783，北美地方势力与英国殖民政府之间的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

1853-1856，英国、法国与沙皇俄国之间的战争。

普法战争

1870-1871，普鲁士与法国开战。

日俄战争

1904 -1905 ，日本与俄国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战争。

修昔底德（希腊文：Θουκυδίδης，英文：Thucydides，公元前460年或455年—公元前400年或395年），古希腊历史学家，是在高度成熟了的希腊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2]

本无“修昔底德陷阱”

2015年，习近平访美时在欢迎晚宴上表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4]

中国崛起应避免陷修昔底德陷阱

习近平在《世界邮报》创刊号的专访中，针对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日本等旧霸权国家发生冲突的担忧，习近平在专访中反驳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习近平指出中国不会陷入中等发达国家停滞不前的沼泽，强调“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既昭示了中国梦的光明前景，也指出了西方大国应抛弃二元对立观，避免在世界制造冲突、隔阂与对抗，导致两败俱伤，而要走和平共荣的道路。西方大国更应反思历史、接纳中国，适当做出调整和让步，若针锋相对则难免重蹈历史的覆辙。^[5]

对西方大国有如醍醐灌顶

习近平强调“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对西方大国有如醍醐灌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不断在经济、政治、军事等综合实力方面的崛起，便不断从美国等西方国家传来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表示出外国对于中国的崛起会影响和威胁到其本国的利益，即试图通过这种舆论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或在国际舞台中孤立中国。这种自陷“修昔底德陷阱”的心态，是绝对荒谬的。^[5]

三中全会使中国不会陷入“拉美陷阱”

习近平在专访中满怀信心地说，中国不会陷入中等发达国家停滞不前的沼泽。他援引邓小平“改革开放要坚持一百年不变”的话表示，中国正在准备进行社会、经济全面改革。世界上很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出现“发展风险期”。 当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处于人均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时，增长与问题、发展与矛盾交织在一起，是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矛盾最易激化的时期。 拉丁美洲的不少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到21世纪初，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 这时期，失业率持续攀升，贫富悬殊， 两极分化，各种社会矛盾凸现和激化，社会动荡不安，群众的抗争此起彼伏。“拉美陷阱”给人们的经验和教训是深刻的，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进行社会、经济全面改革，从根本上转变、完善和创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观念、道路、模式、战略，才能跳出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拉美陷阱”。^[6]

“修昔底德陷阱”并不必然存在

2400多年前，古希腊曾爆发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雅典的日益强大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斯巴达必须回应这种威胁，因此引发了这场战争。这种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的逻辑，就是“修昔底德陷阱”。

从国际关系理论来说，“修昔底德陷阱”表明了一种安全困境，即在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情境下，每个国际行为者都担心被其他行为者侵害、占领或消灭，因此为了安全就要增加权力；但对方也会增加权力以应对威胁，若两个行为者无法调控分歧，那么只有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今天，因中国迅速崛起而引发的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恐惧，让一些人认为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也有可能掉进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其实，这是对中国大国关系的一种误读。2000多年前发生在爱琴海边上的城邦国家故事不会是主导今日国际关系的魔咒，而战争、霸权转移更不会是未来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主旋律。从时代条件、全球化体系、国家属性等层面来分析，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原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迈向新型大国关系是时代潮流

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逐渐明确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共同努力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是建立21世纪新型国际关系的关键环节。因为世界无法承担中美交恶的代价，时代呼唤中美迈向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与最大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对世界秩序和人类未来共具担当，需要合作引领人类可持续发展。这关系到21世纪的世界是重复战争悲剧还是开创世界格局新未来。

这种新型大国关系包含以下一些要素。一是不冲突、不对抗。这是指不发生军事冲突、战略对抗。以中美关系为例，中美都极力避免冲突局面。否则，美国的盟国将忧心忡忡，其他国家也会无所适从。世界需要中美关系稳定、合作。二是相互尊重。相互尊重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是大国关系平稳健康发展的关键。对美国而言，尽管美国对中国仍有所保留，害怕影响其国内政治生态和对盟友保护的能力，但在工作层面仍然要遵循这一原则。三是合作共赢。美国等国家需要以更加清醒、理性的目光观察中国。中美许多冲突点可转化为合作点，零和博弈事务领域也可转化为共赢事务领域。

相互依存度持续加深是大国合作的不竭动力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愈益加深，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与其他大国同处在经济全球化体系之中，相互依存，根本不同于2000多年前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就中美双边关系而言，中美相互依存度还在增加，未来随着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达成，中美利益共同体将更加稳固。从国际层面讲，世界日益增长的对公共产品的期待是中美合作的不竭动力。不存在中美合作达到极限一说。世界性问题与挑战有多大，中美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合作的空间就有多大。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可行、可期。世界不仅无法承担中美冲突、对抗的代价，甚至无法承担中美不合作的后果，中美合作是全球治理的必要条件。比如，在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若没有中美气候共识，会议便无法取得进展。世界要实现和平稳定发展，中美必须合作。中美合作是互补发展、相互依存的必然结果，也是超越双边、利好世界的客观要求。面对世界日益增多且复杂的问题与挑战，中美作为大国，对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肩负着重大责任。中美合作可以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维护国际与地区秩序稳定。中美两国是全球公共领域的利益攸关方。维系全球稳定与安全，两国可谓责无旁贷。

建设性管控分歧是实现合作的前提

当今世界，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不具备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客观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主观上可以不重视大国关系的构建。大国关系始终是合作与博弈的辩证统一，大国之间要实现合作共赢，还需各国共同努力，建设性管控分歧，将冲突点转化为合作点。

仍以中美关系为例。由于历史因素和现实境况，美国对中国仍有不少忧虑。美国国内一些人士习惯性地对中国产生战略猜疑。如今，中美之间有众多潜在冲突点，比如南海问题、网络安全问题、金融问题、台海问题等。然而，中美有一百个理由冲突，更有一千个理由合作。习近平主席强调：“看待中美关系，要看大局，不能只盯着两国之间的分歧，正所谓‘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有着广泛共同利益，能够以合作化解冲突，建设性管控分歧，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共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不仅有利于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合作，也有利于双方合作推动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

摒弃有你无我的国家利益观

“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专有概念，被许多西方学者视为国际关系中不可避免的规律。根据一些西方学者统计，在1495—1975年间，欧洲共发生了119次大国战争，其中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同时参加对立双方作战的战争有64次，占全部大国战争的54%。这些西方学者从历史考察中得出了“新兴崛起大国与现存霸权大国之间战略冲突不可避免”的结论。今天，有些人以这一旧逻辑来观察中美关系，认为中美之间也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那么，“修昔底德陷阱”到底是国际关系中不可避免的规律，还是只是人们对过去国际关系中大国冲突与战争的一种习惯性的心理联系和暗示？习近平主席认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可见，“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一种现实的客观存在，而是由大国之间主观上相互战略误判引起的。这种战略误判，包括对自己和对方战略实力的误判，对国际环境、时代特征、时代潮流的误判，对对方战略意图的误判，对其他主要大国战略意图的误判，对自己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发展形势的误判，等等。在这些误判的基础上，就可能制定错误的战略决策、采取错误的战略行动，从而导致大国冲突和战争的发生。

如何才能客观判断国内外大势并作出正确战略决策，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直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些努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关键点。

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习近平主席指出：当今世界，开放包容、多元互鉴是主基调，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是大潮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主旋律。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今天的世界发展出现了新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使各国之间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联，这不仅大大弱化了大国对抗的意愿，更显著降低了彼此发生冲突和战争的风险。大国对抗与独霸世界已经成为历史，国际社会只能走相互合作的道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为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奠定了基础。

正确处理维护现有国际秩序与构建新国际秩序的矛盾。过去，大国关系对抗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各方都想建立或维护以自己为中心并在其中占优势和主导的国际秩序。要避免大国之间、大国集团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就必须处理好尊重现有国际秩序与构建新国际秩序的关系，放弃以往要么完全推翻现有秩序另起炉灶、要么固守陈规的旧思维。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我们提出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以合作共赢作为实现目标的共同途径，共同遵守规则的观点，一方面对联合国安理会、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构成的现有秩序的合理内容给予肯定和坚持，另一方面又提出扩展和增加新兴国家的作用与影响等新的合理要求，同时还以增量发展的方式推出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一带一路”等新的合作举措，既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中的合理安排，又积极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以新型义利观正确处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矛盾。要避免过去大国的冲突与战争，就应彻底摒弃有你无我、以力取利、赢者通吃的以零和博弈为特征的传统国家利益观。习近平主席在争取、维护、发展中国国家利益的外交实践中，在吸收中国传统义利观合理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外交的新型义利观。新型义利观注重在追求、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弘义融利。比如，中国在提出革新不合时宜的国际秩序时，也关注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合理利益；在与拉美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时，也关注美国在拉美的利益考虑。^[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