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婚姻形态》是二十多年前出版的一本小书,是在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当时的我还只是一个初涉历史学的青年,如今已两鬓染霜,想来令人颇多感慨。
1978年春我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入学前已经知道历史系的中国古代史教学和研究在国内颇有影响。那时,陈登原、马长寿、黄晖、冉昭德等先生都已过世,老一代学者中只有陈直先生硕果仅存。我冒昧地拜访陈先生,虽然他的镇江口音十分难懂,但我却很清楚地记得他说的几句话:了解唐以前的历史不能离开考古资料,要把文献和文物材料结合在一起。汉代史书最不易读的是《汉书》,我搞了一辈子《汉书》,只能说读懂了百分之六十。我对秦汉史的兴趣可以说受到了陈先生的直接启发。因此大学毕业前,我选择了继续学习,师从林剑鸣先生攻读秦汉史专业。忆及林先生治学的勤勉和大视野仍如昨日。研究生三年光阴倏忽,在选择学位论文题目时我却犯了难。当时流行的课题是以土地占有方式为中心的经济史和政治制度史,由于资料的匮乏,我能想到的这方面题目没有更多可做的余地,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也就在这时国外跨学科研究视角和方法开始为人们所了解,尽管现在看来当时的这类知识是初步甚至是肤浅的,但给我带来的冲击可以用“醍醐灌顶”来形容。这就是我以汉代婚姻作为硕士论文选题的背景。《汉代婚姻形态》在硕士学业结束后一年多的修改过程中,得到林剑鸣、李学勤、方诗铭、何清谷、刘修明先生等前辈学者的鼓励,最后交付三秦出版社出版,其间的曲折不足再道。
《汉代婚姻形态》一书更为突出的特点,是突破了传统史学的方法。应用了一些新的充满活力的观念与方法,在许多方面给史学研究今后的创新和发展以积极的启示。作者在研究中注重纵横两个方面的比较研究,对于以往研究者多囿于国别史和断代史的割裂封闭倾向,显然是一种进步。
——王子今,《光明日报》,1988年12月21日第3版
《汉代婚姻形态》较以前研究跨进一步。全书纲目明晰,架构严密,方法上突破铺陈材料之窠臼。彭氏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和量化方法考察汉代婚姻形态现象和本质,并与古代希腊社会进行比较,所述论点很具启发性。
——黎明钊,台湾《新史学》创刊号,1990年2月
汉代的婚姻关系,这是一个颇为重要而又很少有人着手的课题。过去,长沙杨树达先生著有《汉代婚丧礼俗考》,从群籍中钩稽史料,加以整理说明,为这一题目的研究开了先声。该书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距今已逾半世纪了。嗣后继起乏人,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八十年来史学书目》,在杨书外只有一本台湾出版的书,可见研究者的寥落。彭卫同志这部书,将汉代婚姻关系置于当时整个社会和文化背景中考察,吸取新的学术成果,做多角度的剖析,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胜于前人。本书的问世,将会把有关问题的探索引导到新的境界。
婚姻关系,按照传统说法,属于礼制的范围。古代人所讲的礼,同后世所说在性质与内涵上都有差别,不只是指制度典章和道德规范,还包括社会生活里的各种约定习俗,以及其背后的思想观念在内。礼制的研究,对探讨古代社会及其文化的许多本质性的内涵极有裨益,可惜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凭借的前人成果并不很多。传统的礼学,基本上限于几部礼经的解说,而且从来是一门不得应有重视的学问。梁启超说过,自宋至明是礼学“完全衰熄的时代”,这话固然有些偏颇,但也不离于事实。清代有几位著名学者从事于此,他们的主要成绩仍限于礼书的笺注,同时因为他们的著作艰深繁难,所得出的成果很少能为学术界吸收运用。对于汉以下的礼制,进行系统研究的人,为数就更少了。上面所说像汉代婚制这样的课题,多年来没有人深入试探,这正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彭卫同志这部新书,实际上是有开拓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