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逆流

中国现代历史上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则是一场“十年内乱”。在1966年至1976年期间，曾经被宣扬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革命”。这场所谓的“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革命”，确实是“史无前例”。

首当其冲的是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被打成“三家村”。

接着，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提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问题。

随着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步步深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彭德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贺龙等党政军领导人和各方面的领导干部相继被打倒，被撤销了一切领导职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局面，使老一代革命家寝食不安。当上自国家主席、元帅将军，下至车间主任、劳动模范，一个一个被打倒的时候，以毕生心血和智慧来铸造人民共和国大厦的老一代革命家，再也不能容忍这种混乱局面。^[2]

1967年1月19日和20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与会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徐向前等中央军委负责同志，同江青集团提出的要在军队搞大民主、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叶剑英拍案痛斥“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任意揪斗军队高级干部的行为，盛怒之下，把右手掌骨震裂。史称“大闹京西宾馆”。^[3]

1967年2月11日和16日，由周恩来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怒不可遏，终于拍案而起，面折廷争，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当面怒斥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种种倒行逆施，成为轰动一时的“大闹怀仁堂事件”。^[3]

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一伙又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为名，再次对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进行了围攻和批判。林彪在10月26日的全体会议上说：“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这次会议的公报也说：“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二月逆流’。”

1969年4月，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又把这次抗争诬为：“这股逆流，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它的总纲领就是一条：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经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林彪的这次讲话，实际上是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政治动员令，也为“二月逆流”定了性。以后大会、小会批判“二月逆流”时，都是按他的基调进行的。

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看法，后来逐渐有了改变。他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虽然也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但讲话精神肯定了这些老同志的行动是“阳谋”，而不是“阴谋”，是内部矛盾。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又在一份反映老同志思想动态的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讲了为“二月逆流”平反的话。指出：这件事搞清楚了，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

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