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运动

四五运动时的天安门广场  四五运动源于全国人民对周总理的悼念。1976年1月8日， 周恩来逝世，全国各族人民无限悲痛。但是，“四人帮”压制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诬陷 邓小平，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义愤。^[2]

清明节前后，北京市上百万人民群众，自发地聚集于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篮、送花圈、贴传单、作诗词，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 四人帮”。对于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四人帮”极端仇视，并歪曲和捏造事实欺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2]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各族人民无限悲痛。但“四人帮”不仅发出种种禁令压制悼念活动，而且加紧展开了对邓小平的“大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广大群众义愤填膺，并进而转变为强烈的反抗行动。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等城市的群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自发举行悼念活动。首都人民也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

四五运动

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天安门广场群众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北京和外地来京的群众，不顾一再重申的禁令，前往天安门广场的达200多万人次。人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篮、送花圈、贴传单、作诗词，深切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整个广场上出现了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花山诗海”。当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会议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把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定为反革命事件，并决定在当晚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

4月5日凌晨，广大群众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所有的花圈、诗词、挽联不见踪影，彻夜守卫花圈的群众被带走，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布上三道戒备封锁线。看到这种情形，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数万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部队战士发生了严重冲突。18时25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发表广播讲话，称：“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求“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多数群众逐渐离开。21时30分，1万多名民兵和警察奉命进入广场，驱赶和逮捕滞留在广场的群众。一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所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抗议运动，被压了下去。^[1]

四五运动  1976年4月6日， 中央政治局在京委员听取北京市委的汇报，认为天安门 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并要北京市委写成材料通报全国。毛泽东又根据 毛远新的书面报告同意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4月7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两个决议：一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一切职务。第二天，中央电话通知了各省、市、自治区，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宣读中央的决定，进一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

1978年5月，公安部门组织专门班子,对天安门 事件进行调查。同年11月,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肯定“天安门 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决定为其平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 事件的错误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以天安门 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四五运动  文革结束两年后，1978年11月14日，经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批准 ，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 事件予以正式平反，并指出此次天安门 事件完全是正义的革命行动，并为因该事件遭到迫害和株连的所有人予以平反。此事件被写入历史课本，定性为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人民万岁！》，该报及 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公开向全国人民道歉，检讨在此事件中所做的一切不利于人民的反动宣传。

1978年12月，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 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 事件的错误文件。^[3][4]

“天安门 事件”又称为“四五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唤起了民族的觉醒。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灾难，引起了人们的怨怒。人们本来把恢复社会秩序和执行正确方针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而他们又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就更加激起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憎恨，天安门 事件就是人民心中这种爱憎情感的集中爆发。这一运动，实质上又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表现了人心向背。

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四五运动，是人民群众深切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集中表现。它的实质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虽然这次群众运动被压制下去，但是，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