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亡

当代中国文学在1977 年前后，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那就是先锋小说群体不约而同地热衷于书写那些家族破败的故事，或是那些残缺不全的传说--这些破碎的往事在油灯将尽之时突然闪现出隐隐的亮光。

30 年代在古旧的中国不仅是一个政治纷争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历史迁徙的年代。当那些高大的类似欧洲18 世纪的巴洛克建筑在那半新不旧的都市拔地而起时，那些南方小镇怀着那颗破碎的心灵，不仅投去惊惧的目光，而且迅速坠入都市的诱惑。

“1934”在这里不过是随意截取的一个时间片断，一个空洞的时间容器，然而，对于中国历史来说，它确实是浸透了愚昧与狡猾、屈辱与梦想的时间标志，农村的灾难与城市的罪恶一道汇入历史的川流。都市的尖拱顶向蓝天升腾而表达的渴望不过是历史原罪的一种新的形式，而那片投射在农村土地上的阴影却是更加深重的历史痕迹。溃败而灾难深重的农村投奔都市之路在1934 年伸延终究是一条绝望之路，陈室年逃脱了农村的灾变，然而又坠入都市的罪恶。陈文治这个乡村的精灵，无疑是农村破败的永久象征；这个蛰伏的幽灵，吸吮着历史原罪的汁液，那个白瓷罐不再是生殖力的象征，相反，它是生命枯竭的预示，是灾难之源。恰恰是在农村与都市交汇的历史道口上，1934 年的枫杨树乡展示无比瑰丽的破败情景。

苏童，1963 年1 月生于江苏苏州，在苏州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1980 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大学期间开始学习写作，并在1983 年发表小说处女作。1984 年到南京工作，1986 年调入《钟山》杂志社当文学编辑至今。着有长篇小说《米》、中篇小说集《妻妾成群》、《红粉》、短篇小说集《伤心的舞蹈》、《祭奠红马》等作品。

《1934 年的逃亡》是一篇颇有新意的作品，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作者那不同凡响的叙述，得力于叙述中流动着的关于枫杨树故乡的记忆、幻想、传说与所有神秘的气息。作者不仅具有对时间的调动能力，而且让其小说的时间富有弹性。他用最简约的语言把叙述对象的时间拉得很长，叙述者调度的时空于是很宽广。时间概念是这篇小说的基本框架，以下四个方面是支撑它的梁柱。

一、可供纪念的物证。由于小说以散漫的章法穿越逃亡的岁月，就逼得作者要考虑如何使松散与漫长的形态在短短的篇章里收拢起来。又由于作者叙述最明显的层次是回忆式的过去时态，所以，对可供纪念的物证的运用就变得势在必行。

二、传说与故事。小说的笔调是松散的，但在“我”的断断续续、进进出出的叙述中，总有一段结结实实的故事，作者注意写人，而他的故事往往也与写人有关。

三、神秘。作者幻想着家族从前的岁月，幻想见着横亘于这条血脉中的黑红色灾难线，因为记忆、幻想借助了传说的形式，所以他的小说总有许多为作者与读者无法解释的东西和行为。

四、死亡。死亡在这篇小说中随处可见，但死亡又不是作为生的对立面的死亡，这里的死亡概念更接近一种可能状态的消亡，更接近失踪的词义，是一种时间上的中断。用作者自己的话讲，就是有了“许多种开始和结尾的交替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