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1861年5月7日,泰戈尔生于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5]他的家庭属于商人兼地主阶级,是婆罗门种姓,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时代财运亨通,成为柴明达地主。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社会活动家,在当时积极赞成孟加拉的启蒙运动,支持社会改革。他的父亲对吠陀和奥义书颇有研究,是哲学家和宗教改革者,富有民族主义倾向,由于与社会上的传统习俗格格不入,被习惯势力视为没有种姓的外化之人。他有子女十四人,泰戈尔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就是在这个家庭,兄弟姐妹和侄辈中颇出了一些学者和艺术家。由于生长在这样一个印度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和谐交融的书香门第,因而泰戈尔从小就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
由于是父母最小的儿子,拉宾德拉纳特被家人亲呢地叫做“拉比”,成为家庭中每个成员钟爱的孩子,但大家对他并不溺爱。小拉比在加尔各答先后进过四所学校,虽然他对这四所学校都不喜欢,但他在长兄和姐姐的监督下受到良好的教育。
泰戈尔在文学方面的修养首先来自家庭环境的熏陶。他进过东方学院、师范学院和孟加拉学院。但是他生性自由,厌恶刻扳的学校生活,没有完成学校的正规学习课程。他的知识主要来源于父兄和家庭教师的耳提面命,以及自己的广泛阅读。他从小就醉心于诗歌创作,从十三岁起就开始写诗,诗中洋溢着反对殖民主义和热爱祖国的情绪。
1878年,他遵照父兄的意愿赴英国留学,最初学习法律.但他不喜欢法律,于是转入伦敦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研究西方音乐。
1880年回国,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1884年,他离开城市到乡村去管理祖传的佃户。他在这里熟悉下层人民的生活,观察祖国故土和自然。1901年,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他在孟加拉博尔普尔附近的圣地尼克坦创办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后来发展成为有名的国际大学。
1905年以后,民族运动进入高潮时期,孟加拉人民和全印度的人民都起来反对孟加拉分裂的决定,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泰戈尔毅然投身于这个运动,充满激情的爱国营人义愤填庸,写出了大量的爱国主义诗篇。但是,没有多久,泰戈尔就同运动的其他领袖们发生了意见分歧。他不赞成群众焚烧英国货物,辱骂英国人的所谓“直接行动”。他主张多做“建设性的”工作,比如到农村去发展自己的工业,消灭贫困与愚昧等等.但部分群众不接受他的意见,由于失望,他便退出运动。从此以后,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他过着远离现实斗争的迟隐生活,埋头于文学创作。 ·
1915年,他结识了甘地。这是印度历史上两位巨人的会面。他同印度国大党早就有联系,还出席过国大党的代表大会。但是,他同国大党的关系始终是若即若离的。他同甘地,有很真挚的私人友谊。但是,他对甘地的一些做法并不赞同。这两个非凡的人物并不试图掩盖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同时从道义上和在社会活动中,他们总是互相尊重,互相支持。
1916年,泰戈尔来到日本,他对日本这样充满生机的一个新兴国家,颇多感慨。后来他从日本又到了美国,以:“国家主义”为题,作了许多报告.他谴责东方和西方的“国家主义”。他对美国一向没有好感,那里的民族歧视使他深恶痛绝。美国的报纸和侦探机关从舆论上和行动上也常常给他添些麻烦。他以后几次访问英国,都是不畅快的。1929年,他访问了加拿大之后到了美国,又遭到美国移民官员扣留和盘问。
1919年,发生了‘阿姆利则惨案”,英国军队开枪打死了1000多印度平民。泰戈尔非常气愤,挺身而出,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给印度总督,提出抗议,并声明放弃英国国王给他的“爵士”称号。
1924年,他访问了中国。他从年幼时起就向往这个古老而富饶的东方大国,并且十分同情中国人民的处境,写文怒斥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鸦片贸易。这次访问终于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
1930年,泰戈尔访问了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他在那里看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使他极为振奋,兴之所至,写成了歌颂苏联的《俄罗斯书简》一书。[6]虽然他对社会主义不能充分了解,但是他向往这个崭新社会,想把这个神奇的世界搬到印度人民中间去。他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向往始终如一,在80岁生日述怀的文章中,还特别强调和赞扬苏联的成就.别人的攻击并没有影响他心目中苏联的美好形象。
1934年,意大利法西斯军队侵略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泰戈尔立即严厉谴责。
1936年,西班牙爆发了反对共和国政府的叛乱,他站在共和国政府一边,明确反对法西斯头子佛朗哥的倒行逆施。
1938年,德国法西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他写信给在那儿的朋友,表示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关怀和声援。
1939年,德国法西斯悍然发动世界大战,他又应欧洲朋友之道,撰文怒斥德国“领袖”的不义行径。泰戈尔一贯痛恨法西斯。但是对被欺压的弱小民族,他则表示无限同情。特别是对中国,他更是始终抱有好感与希望。他始终是中国人民的真正的忠实的朋友。
1941年8月6日,泰戈尔在加尔各答祖居宅第里平静地离开人世,成千上万的市民为他送葬。
泰戈尔自述
今天我80岁了,我眼前呈现人生的广阔领域。我目光淡然地从一端望见最前的地平线上生活起步的情景。我感到我的人生历程和整个国家的思想轨迹断为两截,断裂自有其痛楚的缘由。
我们直接通往伟大的人类世界的桥梁,是当时的英国历史。印度的这位外来者,伫立在神圣的文学峰巅上,我们的切身感受中,它的真相逐渐暴露出来。当时,我们缺少寻求知识所需要的不同来源的足够川资。现在,传授各种知识的中心以不断更新的方式揭示世界的本质和其力量的奥秘,那些知识的大部分当时是鲜为人知的。自然科学的专家堪称凤毛麟角。通过英语熟悉和欣赏英语文学作品,是高雅情趣和博学多才的标志。日日夜夜,到处回荡着鲍尔克式的辩辞和麦考莱式的抑扬顿挫的语调;热烈地探讨莎士比亚的戏剧,拜伦的诗歌,以及政界名人的胜利宣言。诚然,我们开始探索祖国独立的道路,但心里总相信英国的开明。那种信念是如此坚深,以至于我们的先驱们一度认为,失败民族的独立之路,会因征服民族的仁慈而变得宽广。产生那种信念的背景是,英国曾经有过被压迫民族的庇护所,有过为民族尊严献身的志士仁人的尊贵的席位。我在接触过的英国人的品行中,看到人类友谊的纯真,因此怀着由衷的敬意,让他们坐在我珍贵的心座上。当时,帝国的疯狂尚未玷污英国人本性的友善。
少年时代我曾在英国学习,在议会内外的会议上听过约翰·白莱特的演讲。我从中听到了英国人隽永的心声。那演讲中昭示的宽广胸怀,超越一切民族的狭隘界限,影响深远,我至今记忆犹新。在“至美”迷途的今天,我依然珍藏着当年的回忆。
依靠别人固然不是光荣的事,然而,在阅历尚浅的年月里,我们看到的人性的崇高形象,哪怕是在外国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也敬重地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还是值得称道的。其原因在于,人最美好的东西,不可能囿于某个狭隘民族范围内,绝不是守财奴关闭的库房里的财物。所以我从中汲取了营养的英国文学的胜利号音,至今在我心田回响。
我们把“civilization”译成“萨维达”。其实孟加拉语中不容易找到与“civilization”完全对应的单词。我国古今使用的单词“萨维达”,种姓制度的鼻祖玛奴称之为“善行”,实为某些社会法规的限制。古代关于社会法规的观点,局限于狭小的地域。在沙罗萨迪河和特里斯帕梯河之间盛极一时的巴拉马波尔特国,把世代流传的仪式也叫做“善行”。这些仪式以风俗为基础,残酷而不公道。由于这个原因,盛行的礼教只重视我们的举止,蛮横地剥夺了心灵的自由。玛努在巴拉马波尔特国制定的善行标准,渐渐演化为民俗。我刚踏上人生旅途的时候,受过英国教育的知识分子心里,正蔓延着反叛外在礼教的情绪。只要读一读罗贾纳拉扬先生撰写的有关教育界现状的文章,就能明白这一点了。我们糅合文明理想和英格兰民族特性,用以取代善行。在我们的家庭中,无论是宗教观点、社交方式,还是理性的家教等方面,这种嬗变被全盘接受了。我就是在那样的文化氛围中出生的。我们天性的文学爱好,合乎情理地把英国人扶坐在高位上。这是我人生的第一阶段。之后,出现了异常痛苦的隔阂。我时常发现,承认文明是从心灵之泉喷涌出来的一些人,为欲望所驱使,肆意破坏着文明。
有一天,我冲破意蕴深厚的文学作品的包围,走到书斋外面。我面前印度民众的极端贫困是那样触目惊心。对于身心不可缺少的食品、衣服、饮用水和教育的严重匮乏,在世界上实行现代统治的任何国家,是不会出现的。而正是印度,一百多年来不得不为英国提供了大量财富。我专注地回顾文明世界的业绩的时候,无法想象打着文明旗号的人类理想会有如此悲惨的变态。最后我察觉到,这种变态暴露了文明国家对别国亿万群众的无限冷漠和鄙夷。
英国依仗机器动力维持其世界霸权,印度却被剥夺了充分使用机器的权力。我看到日本广泛使用机器,在各方面迅速富强了起来。我曾亲眼目睹日本的繁荣和日本国内的文明统治。在苏联的莫斯科,我看见劳动群众为普及教育、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不遗余力地工作,荡涤着辽阔的沙俄帝国的愚昧、贫穷和自悲自贱。他们的文明捐弃民族歧视,处处扩展着真挚的人际关系的影响。在莫斯科,苏俄出色的行政管理,令我赞叹不已。我注意到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群众之间,没有围绕国家权力分配爆发冲突;统治制度起着真正维护双方的共同利益的作用。目前,主要是两个国家——英国和苏联,拥有对其他许多国家施加影响的国力。英国一同扼杀其他民族的斗志,使之一蹶不振。但苏联政府与沙漠地区游牧的几个穆斯林民族建立了同盟关系。我可以作证:他们从各方面强盛少数民族的努力是始终如一的。我读了有关的书籍,见过苏联政府尽力将他们培养成合作者的事例。这种政府的影响,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粗暴的,不会损害人性。那儿的统治,绝非外国势力的碾压机般的可怕奴役。此外,我看到觉醒的波斯国,被两个欧洲国家蹂躏的时候,千方百计增强自身的力量,终于免受欧洲的疯狂进攻的獠牙的啮啃。早先祭火教徒和穆斯林之间惨酷的拼杀,已在文明统治下完全平息了。否极泰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冲出了欧洲国家的阴谋之网。我衷心祝愿波斯国繁荣昌盛。在我们的邻邦阿富汗,教育和社会政策的意义深远的优越性尚未显露,但显露的可能性完好无损;唯一的原因,是炫耀文明的欧洲国家征服不了它。阿富汗在发展和自由之路上阔步前进。
印度胸脯上压着英国文明统治的磐石,坠入一筹莫展的停滞的困境。英国为牟取暴利,凭借武力,用鸦片毒害像中国那样幅员辽阔的文明古国,攫取中国的一部分土地。当我渐渐淡忘昔日那种悲剧的时候,又看见日本在侵吞华北。英国制定国家政策的权贵们,轻狂地把日本的强盗行径视为一件不足挂齿的区区小事。之后,我遥遥地望见英国玩弄花招,凿毁了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基石;也望见一群英国人因西班牙的危境而投降。虽然英国人的慷慨在面临危亡的中国未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但当我看到他们的某些英雄为维护欧洲平民的独特个性而献身时,我不由地记起,我一度视英国人为人类的造福者,深信不疑地尊敬他们。
今日,我冷静地回顾了对欧洲国家的天然文明的信任逐步丧失的可悲过程。推行“文明”统治,导致印度目前最深重的灾难,不啻是缺少食品、衣服,令人悲哀的教育、健康水平的低下,还在于印度人民中间惨痛的自我分裂。类似的情形,我在印度之外的伊斯兰国家还没有见过。我们的危险在于,只把这种灾难归咎于我们的社会。这种越来越骇人听闻的灾难,假如在远离印度统治机器的僻静的所在,不靠挑唆加以培植,那么,就不至于造成印度历史上凌辱人格的不文明局面。印度人的才智在某个方面比日本人差,这是不可置信的。两个东方国家的主要区别在于,印度被侵占,推行英国统治,而日本不在任何西方国家的卵翼之下。外国人的文明,你愿意称之为文明的话,我深知它掠夺了我们的什么珍异。它手持棍棒炮制的东西,取名为法律和秩序,是地地道道的舶来货和护门神。西方国家的文明已没有慎重对待民愤民怨的耐心,它向我们显示的是武力而不是自由的本相。实际上,人与人的关系最为珍贵,堪称真正的文明,它的悭吝,严密阻塞了印度人民发展的道路。
我个人荣幸地结识了几位心地善良的英国人。我在别国的任何教派中不曾见到他们和我的纯洁友情。他们至今把我的信任与英国维系在一起。例如查尔斯·弗里伊·安德鲁斯先生,我有幸作为朋友,在身侧看到他是一位真正的英国人,真正的基督教徒,真正的世界公民。在死亡临近的时刻,他那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放射出熠熠光辉。我与印度感谢他有多种原因,私交则更使我对他感激不尽。青年时期,在英国文学的氛围中,我全身心地表达对英国的纯净的敬意,在耄耋之年,他协助我抹掉记忆中英国的狭隘和污点。对他的怀念和英格兰民族内在的崇高灵魂,是我心空闪闪发光的北斗星。我把他们当作挚友,认为他们是所有民族的友人。他们的友情是我一生中积累的一份宝贵财富。我觉得他们能从沉船中打捞出英国的伟大。若不与他们结识,不与他们朝夕相处,我对西方国家的失望,是不会受到抗议的。
最近,在整个欧洲,野蛮张牙舞爪,散布着恐惧。折磨人类的瘟疫,在西方文明的骨髓里复活,凌辱着人类灵魂,侵染着山川平原上吹拂的和风。处于无助的密不透气的苦厄中,我们难道不曾获得预兆?
物换星移,天道无常。英国迟早要放弃印度帝国。但它留给我们的是怎样的一个印度呢?一堆可怜的贫困的垃圾?一百多年的统治之河干涸之时,宽阔泥泞的河床承托着目不忍睹的荒凉?在人生的起点,我由衷地相信欧洲心中的宝藏是文明的贡献。可是在行将辞别人世之际,我的相信彻底破产了。
我坚信救世主即将诞生在贫穷困扰的茅屋里,我期待着他走出东方的地平线,携来文明的福音,对人们作出最可信的承诺。
我的人生之舟向彼岸驶去。背后的码头上,我遗留下什么?我看见了什么?历史残剩的微不足道的文明的废墟?不错,对人类失去信心是一种罪过,一息尚存,我满怀信心。我希望一场毁灭之后,满天的愁云惨雾荡然无存,从红日东升的地平线,铺展洁净的历史篇章。不可战胜的人民踏上恢复尊严的道路,排除万难,胜利向前。
我一贯认为:断言人性的失败无可挽回,永无尽头,无异于犯罪。我留下的遗言是:证明强权者耀武扬威、暴戾恣睢并非安全的日子已经来到。未来的岁月必将证实:
伟人冉冉降临,
遍野的芳草瑟瑟喜颤。
天国吹响法螺,
胜利的锣鼓响彻人间。
伟大的诞生日,
黑夜的城堡轰然倾圮。
莫怕!莫怕!莫怕!
在旭日喷薄的东山之巅,
这庄严响亮的呐喊
把新生活的美景展现。
胜利属于新的一代!
欢呼声回荡在明丽的蓝天。
圣蒂尼克坦1941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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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赏析
泰戈尔在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就是他在英国出版的诗集《吉檀迦利-饥饿的石头》(国内一般翻译为《吉檀迦利》)。获奖理由是:“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这诗出之于高超的技巧,并由于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业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
吉檀迦利
文/(印度)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你已经使我永生,这样做是你的欢乐。这脆薄的杯儿,你不断地把它倒空,又不断地以新生命来充满。
这小小的苇笛,你携带着它逾山越谷,从笛管里吹出永新的音乐。
在你双手的不朽的按抚下,我的小小的心,消融在无边快乐之中,发出不可言说的词调。
你的无穷的赐予只倾入我小小的手里。时代过去了,你还在倾注,而我的手里还有余量待充满。
当你命令我歌唱的时候,我的心似乎要因着骄傲而炸裂,我仰望着你的脸,眼泪涌上我的眶里。
我生命中一切的凝涩与矛盾融化成一片甜柔的谐音--
我的赞颂像一只欢乐的鸟,振翼飞越海洋。
我知道你欢喜我的歌唱。我知道只因为我是个歌者,才能走到你的面前。
我用我的歌曲的远伸的翅梢,触到了你的双脚,那是我从来不敢想望触到的。
在歌唱中的陶醉,我忘了自己,你本是我的主人,我却称你为朋友。
我不知道你怎样地唱,我的主人!我总在惊奇地静听。
你的音乐的光辉照亮了世界。你的音乐的气息透彻诸天。
你的音乐的圣泉冲过一切阻挡的岩石,向前奔涌。
我的心渴望和你合唱,而挣扎不出一点声音。我想说话,但是言语不成歌曲,
我叫不出来。呵,你使我的心变成了你的音乐的漫天大网中的俘虏,我的主人!
我生命的生命,我要保持我的躯体永远纯洁,因为我知道你的生命的摩抚,接触着我的四肢。
我要永远从我的思想中屏除虚伪,因为我知道你就是那在我心中燃起理智之火的真理。
我要从我心中驱走一切的丑恶,使我的爱开花,因为我知道你在我的心宫深处安设了座位。
我要努力在我的行为上表现你,因为我知道是你的威力,给我力量来行动。
请容我懈怠一会儿,来坐在你的身旁。我手边的工作等一下子再去完成。
不在你的面前,我的心就不知道什么是安逸和休息,我的工作变成了无边的劳役海中的无尽的劳役。
今天,炎暑来到我的窗前,轻嘘微语:群蜂在花树的宫廷中尽情弹唱。
这正是应该静坐的时光,和你相对,在这静寂和无边的闲暇里唱出生命的献歌。
摘下这朵花来,拿了去罢,不要迟延!我怕它会萎谢了,掉在尘土里。
它也许配不上你的花冠,但请你采折它,以你手采折的痛苦来给它光宠。
我怕在我警觉之先,日光已逝,供献的时间过了。
虽然它颜色不深,香气很淡,请仍用这花来礼拜,趁着还有时间,就采折吧。
我的歌曲把她的妆饰卸掉。她没有了衣饰的骄奢。妆饰会成为我们合一之玷:它们会横阻在我们之间,它们丁当的声音
会掩没了你的细语。
我的诗人的虚荣心,在你的容光中羞死。呵,诗圣,我已经拜倒在你的脚前。只让我的生命简单正直像一枝苇笛,让
你来吹出音乐。
那穿起王子的衣袍和挂起珠宝项链的孩子,在游戏中他失去了一切的快乐;他的衣服绊着他的步履。
为怕衣饰的破裂和污损,他不敢走进世界,甚至于不敢挪动。
母亲,这是毫无好处的,如你的华美的约束,使人和大地健康的尘土隔断,把人进入日常生活的盛大集会的权利剥夺
去了。
呵,傻子,想把自己背在肩上!呵,乞人,来到你自己门口求乞!
把你的负担卸在那双能担当一切的手中罢,永远不要惋惜地回顾。
你的欲望的气息,会立刻把它接触到的灯火吹灭。它是不圣洁的--不要从它不洁的手中接受礼物。只领受神圣的爱所
付予的东西。
这是你的脚凳,你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歇足。
我想向你鞠躬,我的敬礼不能达到你歇足地方的深处--那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
你穿着破敝的衣服,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行走,骄傲永远不能走近这个地方。
你和那最没有朋友的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们作伴,我的心永远找不到那个地方。
把礼赞和数珠撇在一边罢!你在门窗紧闭幽暗孤寂的殿角里,向谁礼拜呢?睁开眼你看,上帝不在你的面前!
他是在锄着枯地的农夫那里,在敲石的造路工人那里。太阳下,阴雨里,他和他们
同在,衣袍上蒙着尘土。脱掉你的圣袍,甚至像他一样地下到泥土里去罢!
超脱吗?从哪里找超脱呢?我们的主已经高高兴兴地把创造的锁链带起:他和我们大家永远连系在一起。
从静坐里走出来罢,丢开供养的香花!你的衣服污损了又何妨呢?去迎接他,在劳动里,流汗里,和他站在一起罢。
我旅行的时间很长,旅途也是很长的。
天刚破晓,我就驱车起行,穿遍广漠的世界,在许多星球之上,留下辙痕。
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苦的练习。
旅客要在每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面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
我的眼睛向空阔处四望,最后才合上眼说:“你原来在这里!”
这句问话和呼唤“呵,在哪儿呢?”融化在千股的泪泉里,和你保证的回答“我在这里!”的洪流,一同泛滥了全世界。
我要唱的歌,直到今天还没有唱出。
每天我总在乐器上调理弦索。
时间还没有到来,歌词也未曾填好:只有愿望的痛苦在我心中。
花蕊还未开放;只有风从旁叹息走过。
我没有看见过他的脸,也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我只听见他轻蹑的足音,从我房前路上走过。
悠长的一天消磨在为他在地上铺设座位;但是灯火还未点上,我不能请他进来。
我生活在和他相会的希望中,但这相会的日子还没有来到。
我的欲望很多,我的哭泣也很可怜,但你永远用坚决的拒绝来拯救我,这刚强的慈悲已经紧密地交织在我的生命里。
你使我一天一天地更配领受你自动的简单伟大的赐予--这天空和光明,这躯体和生命与心灵--把我从极欲的危险中拯救
了出来。
有时候我懈怠地捱延,有时候我急忙警觉寻找我的路向;
但是你却忍心地躲藏起来。
你不断地拒绝我,从软弱动摇的欲望的危险中拯救了我,使我一天一天地更配得你完全的接纳。
我来为你唱歌。在你的厅堂中,我坐在屋角。
在你的世界中我无事可做;我无用的生命只能放出无目的的歌声。
在你黑暗的殿中,夜半敲起默祷的钟声的时候,命令我罢,我的主人,来站在你面前歌唱。
当金琴在晨光中调好的时候,宠赐我罢,命令我来到你的面前。
我接到这世界节日的请柬,我的生命受了祝福。我的眼睛看见了美丽的景象,我的耳朵也听见了迷人的音乐。
在这宴会中,我的任务是奏乐,我也尽力演奏了。
现在,我问,那时间终于来到了吗,我可以进去瞻仰你的容颜,并献上我静默的敬礼吗?
我只在等候着爱,要最终把我交在他手里。这是我迟误的原因,我对这延误负咎。
他们要用法律和规章,来紧紧地约束我;但是我总是躲着他们,因为我只等候着爱,要最终把我交在他手里。
人们责备我,说我不理会人;我也知道他们的责备是有道理的。
市集已过,忙人的工作都已完毕。叫我不应的人都已含怒回去。我只等候着爱,要最终把我交在他手里。
云霾堆积,黑暗渐深。呵,爱,你为什么让我独在门外等候?
在中午工作最忙的时候,我和大家在一起,但在这黑暗寂寞的日子,我只企望着你。
若是你不容我见面,若是你完全把我抛弃,真不知将如何度过这悠长的雨天。
我不住地凝望遥远的阴空,我的心和不宁的风一同彷徨悲叹。
若是你不说话,我就含忍着,以你的沉默来填满我的心。
我要沉静地等候,像黑夜在星光中无眠,忍耐地低首。
清晨一定会来,黑暗也要消隐,你的声音将划破天空从金泉中下注。
那时你的话语,要在我的每一鸟巢中生翼发声,你的音乐,要在我林丛繁花中盛开怒放。
莲花开放的那天,唉,我不自觉地在心魂飘荡。我的花篮空着,花儿我也没有去理睬。
不时地有一段的幽愁来袭击我,我从梦中惊起,觉得南风里有一阵奇香的芳踪。
这迷茫的温馨,使我想望得心痛,我觉得这仿佛是夏天渴望的气息,寻求圆满。
我那时不晓得它离我是那么近,而且是我的,这完美的温馨,还是在我自己心灵的深处开放。
我必须撑出我的船去。时光都在岸边捱延消磨了--不堪的我呵!
春天把花开过就告别了。如今落红遍地,我却等待而又留连。
潮声渐喧,河岸的荫滩上黄叶飘落。
你凝望着的是何等的空虚!你不觉得有一阵惊喜和对岸遥远的歌声从天空中一同飘来吗?
在七月淫雨的浓阴中,你用秘密的脚步行走,夜一般的轻悄,躲过一切的守望的人。
今天,清晨闭上眼,不理连连呼喊的狂啸的东风,一张厚厚的纱幕遮住永远清醒的碧空。
林野住了歌声,家家闭户。在这冷寂的街上,你是孤独的行人。呵,我唯一的朋友,
我最爱的人,我的家门是开着的--不要梦一般地走过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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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花》(187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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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洲纪行》(游记,1936) | 《他》(1936) | 《学院的形式与发展》(194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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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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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泰戈尔是具有巨大世界影响的作家。他共写了50多部诗集,被称为"诗圣"。写了12部中长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20多部剧本及大量文学、哲学、政治论著,并创作了1500多幅画,谱写了难以统计的众多歌曲。
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几十年来出版的他的作品的中译本和评介著作为数很多。1961年为纪念他的百岁诞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10卷本《泰戈尔作品集》。
其诗风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启迪了郭沫若、徐志摩、谢婉莹等一代文豪,其中许多作品多次被译成中文。泰戈尔的《飞鸟集》影响冰心,使她写出了《繁星·春水》让她在文学界上迈出了一大步。
据说当年凡是讲孟加拉话的地方没有人不日日歌咏他的诗歌的。然而他的诗是在他自己把它们译成英文之后才获得了世界性的赞扬;
他的作品反映了印度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种姓制度压迫下要求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描写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充满了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同时又富有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深受人民群众喜爱。泰戈尔
其创作多取材于印度现实生活,反映出印度人民在殖民主义、封建制度、愚昧落后思想的重重压迫下的悲惨命运,描绘出在新思想的冲击下印度社会的变化及新一代的觉醒,同时也记载着他个人的精神探索历程。在创作技巧上,他既吸收民族文学的营养,又借鉴西方文化的优点,艺术成就颇高。特别是他的诗歌格调清新、诗句秀丽、想像奇特、韵律优美、抒情气息浓郁,同时又饱含深邃的哲学与宗教思想、社会与人生理想,扣动着读者的心弦。某些诗作,因受到《吠陀》与《奥义书》中宗教思想的影响而显得神秘,但仍具独特的艺术神韵。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作品(3)泰戈尔在诗歌、体裁、语言及表现方法上能够大胆创新,别具一格。体裁上把现实题材处理成具有冥想因素,把冥想体裁处理为具有现实成分;体裁上,诗人创造出“故事诗”和政治抒情诗的形式;还致力于创造自由体诗。泰戈尔善于学习和运用人民生活中的口头语言,使诗歌的语言清新活泼;在创作方法上,他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有机的结合起来,只是在抒情诗中,浪漫主义成分较重,在叙事性作品中,现实主义成分较多。
纪伯伦的散文诗也很美,但和泰戈尔的不一样。泰戈尔描写飞鸟、果园、渡口;纪伯伦描写大海、沙子,他有一部作品取名《沙与沫》。两个人都以语言唯美、启迪思想著称,但是借由语言特征体现出来的作品风格不一样。[21]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作品(3)泰戈尔作品中的女性来自各种不同的种姓和阶层,也有着不同的身份。如童养媳、守寡少女、陪葬寡妇、被骗失身的幼女、印度传统家庭妇女、受过高等教育的名媛、拥有新思想的知识女性等,这些女性形象身份或单一呈现,或揉合纷杂,往往被塑造成传统陋习的牺牲品、美满爱情的追逐者和作者理想中的印度新型女性。
印度妇女的低下地位和悲惨处境是政、族、神、夫四权束缚的结果,是印度宗教社会造成的种种弊端的反映。泰戈尔以寡妇们独特经历的关注以及其中表露出的鲜明情感,化作犀利的笔刀,直接指向了充斥着童婚制、包办婚姻、少女守寡、寡妇殉夫、嫁妆制度等种种不合理、不人道、歧视妇女的印度教传统陋习,表现她们境遇的凄苦、经历的曲折和反抗的无助,控诉这些传统陋习的积弊和给广大印度妇女带来的深重苦难。
泰戈尔的家庭属于商人兼地主阶级,是婆罗门种姓,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时代财运亨通,成为柴明达地主。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社会活动家,在当时积极赞成孟加拉的启蒙运动,支持社会改革。他的父亲对吠陀和奥义书颇有研究,是哲学家和宗教改革者,富有民族主义倾向,由于与社会上的传统习俗格格不入,被习惯势力为没有种姓的外化之人。他有子女十四人,泰戈尔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就是在这个家庭,兄弟姐妹和侄辈中颇出了一些学者和艺术家。由于生长在这样一个印度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和谐交融的书香门第,因而泰戈尔从小就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22]
2016年,同为东方民族的两位文学巨人鲁迅和泰戈尔“跨时空对话”。[23]
泰戈尔一九一三年十一月泰戈尔因《吉檀迦利》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泰戈尔得奖之前,瑞典科学院是经过一番争论的。当时瑞典诗人瓦尔纳-冯·海登斯塔姆大力推荐:“我读了这些诗歌,深受感动。我不记得过去二十多年我是否读过如此优美的抒情诗歌,我从中真不知道得到多么久远的享受,仿佛我正在饮着一股清凉而新鲜的泉水。在它们的每一思想和感情所显示的炽热和爱的纯洁性中,心灵的清澈,风格的优美和自然的激情,所有这一切都水乳交融,揭示出一种完整的、深刻的、罕见的精神美。他的作品没有争执、尖锐的东西,没有伪善、高傲或低卑。如果任何时候诗人能够拥有这些品质,那么他就有权得到诺贝尔奖金。他就是这位泰戈尔诗人”。(瓦尔纳-冯·海登斯塔姆评)
泰戈尔获奖时,冰岛小说家拉克斯奈斯才十五岁,这位到了一九五五年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追述当年泰戈尔的影响道:“这个奇异的、细腻的和遥远的声音立即进入了我年轻的精神耳朵的深处。从那时起,我时时刻刻在自己心灵的深处体会它的存在”。(拉克斯奈斯评)
吉尔伯特·默里教授是泰戈尔生前的朋友,他年过九十时还给《死亡之翼》的英译本写了个“前言”。教授在“前言”中追忆当年《吉檀迦利》《新月集》等震动西欧诗坛的盛况,称赞泰戈尔“是个真正的诗人,而且是个新型的诗人,他能使东方和西方的想象互相理解。他的天才是抒情的”。(吉尔伯特·默里评)
周恩来:“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至今中国人民还以惦念的心情回忆着1924年泰戈尔对中国的访问。[24](周恩来评)
蒋介石:“耆贤不作,声委无闻,东方文明,丧失木铎,引望南邻,无任悼念。”(蒋介石评)
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是歌颂自然的诗人,也是改革现实的健将;是东方精神的号兵,也是国际主义的旗手;是印度的儿子,也是亚洲文化的卫士、世界文明的前驱;他曾为印度不合作运动而忿怒,他曾为中国反侵略战争而呐喊,他曾为东方兄弟的命运而忧思,他曾为西方朋友的学术而奔驰!”。(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评)
沈雁冰:“一个人格洁白的诗人”,“一个怜悯弱者,同情于被压迫人们的诗人”,“一个鼓励爱国精神,激起印度青年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诗人”。(沈雁冰评)
泰戈尔自己曾经说过:“我觉得我不能说我自己是一个纯粹的诗人,这是显然的。诗人在我的中间已变换了式样,同时取得了传道者的性格。我创立了一种人生哲学,而在哲学中间,又是含有强烈的情绪质素,所以我的哲学能歌咏,也能说教。我的哲学像天际的云,能化成一阵时雨,同时也能染成五色彩霞,以装点天上的筵宴。”泰戈尔
季羡林先生在他的研究著作中指出:尽管泰戈尔也受到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但他的思想的基调,还是印度古代从《梨俱吠陀》一直到奥义书和吠檀多的类似泛神论的思想。这种思想主张宇宙万有,同源一体,这个一体就叫做“梵”。“梵”是宇宙万有的统一体,世界的本质。人与“梵”也是统一体。“‘我’是‘梵’的异名,‘梵’是最高之‘我’。”“人的实质同自然实质没有差别,两者都是世界本质‘梵’的一个组成部分,互相依存,互相关联。”泰戈尔以神或“梵”为一方,称之为“无限”,以自然或现象世界以及个人的灵魂为一方,称之为“有限”,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关系,是他哲学探索的中心问题,也是他诗歌中经常触及的问题。泰戈尔跟印度传统哲学不同的地方是:他把重点放在“人”上面,主张人固然需要神,神也需要人,甚至认为只有在人中才能见到神。
季羡林先生还指出:“既然梵我合一,我与非我合一,人与自然合一,其间的关系,也就是宇宙万有的关系,就只能是和谐与协调。和谐与协调可以说是泰戈尔思想的核心。”泰戈尔认为“完全的自由在于关系之完全的和谐”。泰戈尔从这种哲学观点出发,宣传爱的福音,认为“真正增强文明的力量,使它真正进步的是协作和爱,是互信和互助”。不过,泰戈尔也并不否认矛盾的存在,他的思想里多少有些辩证法的因素,他承认自然、社会、人的思想都是在流转变化的。在泰戈尔的思想中,‘韵律’占极高的地位,这是他的最高理想,最根本的原理,是打开宇宙奥秘的金钥匙。”
泰戈尔是一位具有浪漫主义风格的诗人,从诗歌创作的角度看,他特别关注诗与诗人的关系。泰戈尔1903年,泰戈尔读了英国诗人丁尼生的传记之后写了“诗人的传记”一文,主要讨论诗人和他的作品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由于诗人已经将自己的生命融入了他的作品,诗人的作品能够给我们一个他的真实形象,而诗人的传记只是记录了诗人的外部活动,因此,通过研究诗人的传记不能真正认识诗人。他指出:“诗人不是用创作诗歌那样的方式,创造自己的生活,他的生活不是诗”(第22卷:37)。泰戈尔并不否认诗人的生活与他的诗歌有着内在的联系,但他认为只有但丁那样的超凡出众的诗人,才能同时在诗歌和生活实践中展现自己的天才,“但丁的诗凝结着但丁的生活,如果我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读,那么我们将会更清己而不是他的客体对象”;“艺术的主要目的是表现人格,而不是抽象的和分析性的事物”。在“旅洲纪行”一文中,他认为只有作为艺术客体的创造者,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主体,指出:“只有在文学中人才是主体。也就是说,人是文学的标志和目的。……正是人与人交往的本性及其结果,才使得人成为文学的主体,因此,文学的标志和目的只能是作为人的‘我’,绝不是被我看到了的一切外在的事物”(第19卷:270一72)。可见,具有主体性的人是泰戈尔诗学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所谓主体性诗学就是在文学的性质和文学的各种关系中特别强调文学与人的关系,特别强调文学创作中作者的主体地位。主体性文学理论在东西方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但在西方,对文学主体性的认识和强调是从浪漫主义开始的。深受西方浪漫主义影响并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诗人泰戈尔,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中体现出鲜明的主体性特征,“诗人的传记”一文可以说是他主体性文论思想的前奏。
泰戈尔认为诗的基础或关键不是诗人的才学和诗人的外部活动,他指出:“日常谈吐、书信、交往、活动和教育不是诗的基础,它的基础是一个伟大感情冲动的传播,好像它是偶然的,非人为而产生的——它是超越诗人的知识的”(泰戈尔第22卷:39)。这里强调了两个因素,一是情感,二是灵感;也否定了两个因素,一是知识,二是刻意的努力。类似于中国古代诗学家严沧浪所谓:“诗有别裁,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不同的是,严羽是在诗歌品评鉴赏基础上的理论感悟,而泰戈尔是在长期、丰富的创作基础上的经验之谈。
除了情感和灵感之外,泰戈尔还特别重视想象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他指出:“事实是,人的心不断丰富着不清晰的感情,那些感情总用短暂的痛苦、短暂的感情、短暂的事,遮盖着世界人类的巨大心灵的天空,然后在天空不断盘旋着。某个诗人依靠富有吸引力的想象,把这些感情中的一束束情感,缚在自己的想象之中,使它们在人心面前清晰起来,由此我们获得了欢悦。”又说:“人心的某个特殊面貌,聚集在某个诗人的想象里,通过美显示出自己多彩多姿的惊人光彩,文学评论家应该就这个问题进行思考”(泰戈尔第22卷:116—117)。显然,泰戈尔把想象作为诗歌创作和评论的基础。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作品(3)泰戈尔认为传记作家很少在意诗人丰富多彩的人格和内心世界,而诗人在他的诗中表现的比他的实际生活更真实,“瓦尔米基的读者从瓦尔米基的诗里创造着诗人的生活传记,那个生活传记与瓦尔米基的实际生活相比更为真实”(第22卷:38)。总之,他认为诗人的生活传记不如其作品更能表现诗人的自我,也就是说,诗歌是诗人的人格的表现,而不是诗人的生活的再现。这样的具有主体性的诗学思想在他中后期的论著中有更深刻的表述。
泰戈尔是一个跨度非常大的人物,他不仅跨越了传统与现代,而且跨越了东方与西方,这些都在他的诗学思想中体现出来。泰戈尔诗学是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上产生的,由于特定的文化语境和个人际遇,使泰戈尔的诗学思想与西方文论有着很深的渊源和复杂的纠葛。[25]
死亡的意向几乎贯穿了泰戈尔一生的诗歌生涯,他以人生体验和哲学思考的形式,赋予了死亡意象诗歌极高的美学价值和哲学意义,最终使对死亡的认知超越了生命的限制,从而达到了生与死的和谐与圆满。
早期 肯定死亡
在泰戈尔25岁时五嫂迴登帕莉离去,她在泰戈尔的母亲去世后(泰戈尔13岁),她便开始担负起照顾泰戈尔生活的责任,她不仅给予泰戈尔母亲般的关爱,还是他少年时期的知己,在文学上他们也有很多共同语言。可是在泰戈尔结婚半年后,她突然自杀了这是他在生活中第一次经受这样巨大的悲痛,第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可怕。而他的妻子在31岁因操劳过度患病辞世绝。
他对于妻子和亲人死亡的无法消解的悲痛和印度传统宗教理论的轮回转生观念交织,是泰戈尔早期的死亡观。
发展 否定死亡
“一方面承认死亡已经发生不可改变;另一方面在情感上却‘否定死亡’,希望逝者的再次归来。”这种看似矛盾的死亡观念在诗人的死亡诗歌中达到了和谐统一。
诗人在亲历死亡感知死亡的过程中虽然在理性思维的层面对于死亡是报着“神”的旨意不可抗拒不可避免的理性态度,但是情感层面上诗人在死亡诗歌的创作中将逝去的一一重现召回。
成熟 超越死亡
此时泰戈尔的死亡观就是一种不回避死亡亦不拒绝生命的死亡观,是一种超越死亡的死亡观念。
泰戈尔死亡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三级跳式的发展过程,诗歌的国度提供给诗人超越死亡的可能,在这个国度中诗人注入了属于自己的生存意义和价值观念,最后的诗人,终于走过死亡的阴霾,看到了一副薪新的画卷,诗人不再受到死亡带来的痛苦的羁洋,超越了死亡升华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26]
泰戈尔对死亡有着超乎寻常的认识,他说:“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永远不会把死亡看得很严重,在死亡面前它欢笑、舞蹈和游戏,它建设、贮藏并相爱。只有当我们把个别死亡的事实同生命整体分离时,我们才会看到它的空虚并变得沮丧。我们忘记了生命的整体,死亡只是它的一部分,就好橡是从显微镜中看一块布,它看起来像一张网,我们注视着那些大大的洞,由于想像而颤抖。但事实是,死亡并不是最终的真实,它看起来是黑暗的,有如天空看上去是蓝色的,但是死亡并不是变黑了的实体,正像天空并不在鸟的翅膀上留下它的颜色一样。”“在泰戈尔笔下,死亡充满着诗情画意,令人心向往之。他在《吉檀迦利》的最后阶段,用了20余首诗歌赞死亡,抒写在死亡中与神同一的过程。
泰戈尔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认为世界是朝着绝对的善发展的,坚信恶最终将转化为善。诗人认为,我们之所以有痛苦,是因为我们感受到有限,但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并不是最终的,欢乐亦是如此。因此,善恶且不是绝对的存在,但对于有限的我们来说却是真实的,必须通过《薄伽赞歌》中的业溶血,也就是通过无私善行的实践而与无限者的活动统一起来,以获得宇宙生命或道德生命。
他说,“生活在完全的善中就是在无限中证悟了人生,这就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生观,也就是我们通过内在的道德力量所能具有的对整个人生的看法。佛陀的教义是要把这种道德力量修炼至最高程度,要懂得我们的行动范围不应束缚于狭小的自我领域内。”“当佛陀沉思使人类从痛苦的束缚中解脱的途径时,他已经达到了这种真理:即当人类通过把个别融合于普遍而获得最高的目标时,人类就从痛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正由于如此,泰戈尔对佛陀推荐备至,诗作无处不体现着这种从一切处去体会个体和整体的联系。[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