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景图

　　《春景图》是中国宋代画家刘松年的国画作品。该画为绢本设色，每幅纵41.3厘米，横67.9至69.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春景图(5)刘松年（约1155-1218）南宋画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淳熙间（1174-1189）画院学生，绍熙间（1190-1194）升画院待诏。宁宗（1195-1224）时进《耕织图》被朝廷看重，赐金带，为“南宋四大家”之一。工山水、人物、界画，师承李唐，画风笔精墨妙，清丽严谨，设色典雅，界画工致。常画西湖，多写茂林修竹、山明水秀之西湖胜景。张丑诗云：“西湖风景松年写，秀色于今尚可餐；不似浣花图醉叟，数峰眉黛落齐纨。”所画人物神态生动，衣褶清劲，精妙入微。松年是位爱国画家，拥护抗金，反对投降，曾苦心孤诣画《便桥图》，希望统治者效法唐太宗战胜强敌突厥，而不要效法唐高祖之逃跑投降政策；他还画《中兴四将图》，表彰岳飞、韩世忠等民族英雄之伟绩。传世代表作《四景山水图》卷及《天女献花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开禧三年（1207）作《罗汉图》轴和嘉定三年（1210）作《醉僧图》轴，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雪山行旅图》轴，藏四川省博物馆；《中兴四将图》卷传为其所作，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春景图》是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图》册中的一幅作品。《四景山水图》分四幅绘春、夏、秋、冬四景，描绘了幽居于山湖楼阁中的大夫闲逸的生活。全卷书风精巧，彩绘清润，季节渲染十分得体，笔墨苍逸劲健。其中界画屋宇丝毫不爽，山石多用小斧劈破，可以看出与李唐的渊源关系，而秀润过之，四幅画面均无款印，但可信为刘松年真迹。后幅有明人李东阳题记。本幅分钤《春和园鉴藏》等印二十四方。《庚子销夏记》著录。 全卷画风精巧，彩绘清润，季节渲染十分得体，笔墨苍逸劲健。其中界画屋宇丝毫不爽， 山石多用小斧劈皴，秀润过之。

　　《春景图》画堤边庄院。桃李争妍，嫩柳成荫，远山迷朦不清，杂树小草很有生机，给人以春意盎然、心情舒展的审美感受。堤头两侍者牵马携盒向小桥走近，阶下童仆忙于清理担具，像是随从主人倦游归来的样子。

  中国的绘画发展至今几千年，我们可以看出绘画作品在每个时期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宋代（公元960——公元1279年）继承了五代西蜀和南唐（公元907——公元960年）的旧制度，培养和教育了大批的绘画人才。

      宋朝两代各有风格特色，南宋（公元1127——公元1279年）四家指南宋画院的画家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四人。其中李唐年代较早，其它人继承发展了他的画法，成为南宋画院的主要流派。李唐的画气魄雄伟；刘松年的画风格工整；马远、夏圭向李唐学习，山水画很多取材中国东部浙江省一带的山川，在山石的画法上，常先用水笔淡墨轻画，然后趁湿用浓墨再画，造成水墨淋漓的特殊效果，构图上，改变唐代、五代、北宋山水画中全景式构图，山水样式奇特。

      他们的画风对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浙派和学院体系山水画有比较大的影响。李唐是宋代绘画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擅长画山水、人物、鸟兽，水墨山水画创作最有名。他改变北宋山水画严谨的格局，开始南宋豪放水墨山水画的新形象。刘松年水墨学习李唐，但风格比较精细工致。山石用小笔画成，楼台建筑工整但不刻板，具有自己独特的风貌。人物画的创作很多描绘历史人物故事、文人贵族生活和佛道题材。

      文人画在南宋时期除了在理论上进一步展开讨论以外，在实践中也有令人瞩目的成就。米友仁的山水，扬补之的墨梅都十分有名，南宋的著名人物画家还有李唐、萧照、苏汉臣等。他们的人物画创作，很多都与当时政治斗争有关，很多选择历史故事和现实题材，擅长减笔人物画梁楷的出现，为中国人物画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3]

　山水画发展到宋代，兴旺的景象前所未有。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使其在表现形式与表现方法上也更加的多样化。两宋山水画的题材内容也逐渐扩大。它不只是探索山川的自然奥秘，多数作品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如行旅、游乐、寻幽、探险、山居、访道以及渔、樵、耕、读等活动紧密的结合起来，虽然着重于山川自然的描绘，却能反映当时社会的某种面貌。宋代山水画的丰富与它的深刻性，在于画家的师法造化，熟悉山川的自然特性。杰出的画家，不但师法造化，而且进一步把人的生活感受与自然变化结合起来。当然这是有一定原因的：

　　第一个原因：出于对国土热爱的思想感情：即所谓“好国土之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对于故土山川自然在不同区域、不同气候季节变化中的景色，给予尽情的赞美。这是山水画兴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两宋的山水画，他的取材比过去更广阔，表现更丰富。画北国、画江南，个的强烈不同的风貌：画“晓岚”、“晚翠”、画“寒林”、“夏山”、“幽谷”，个的不同的情调与变化。更有画“斜风细雨”、“水天一色”、“万壑争流”、“疏林夕照”、“秋山萧寺”、“渔村小雪”，或画“秋林放犊”、“柳溪牧归”、“寒江独钓”、“山道盘车”、“雅士寻幽”以致古人诗意等，种种内容，不仅表达出自然界的千态万状与变化无穷，更是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及不同阶层的人的不同处境与生活情态。所有这一些，宋代山水画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也是宋代山水画之所以在画史上占重要地位的重要原因。元人所谓的“唐画山水，至宋始备”，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二个原因：借物抒情的表达方式：即通过山水画的描写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与审美情操。尤其在南宋之时，民族之间的斗争十分尖锐，人民受到了民族压迫的极大痛苦，激起了爱国画家的愤慨。当时所画的“残山剩水”或是“长江万里”多少寓有“不看风雨过江南”之意。即使写“好山好谁看不尽”，也不免带有“江晚正愁予”的伤感。当然也有一些描绘出雄伟山川，壮美国土的作品，表达出作者开阔的胸襟与强烈的爱国热情。

　　第三个原因：寄山林以隐逸的要求，有的画家以泉石啸傲为常乐，渔樵野叟为常友，甚至要以太古之山为常适。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从六朝顾恺之、宗炳的画论中可知，他们不但受儒家的涵养，而且吸纳道、佛思想的熏染。他们的美学观点，往往融合儒佛道为一炉，在山水画的创作中，更多的渗透着道家出世的无为思想。到了宋代这种思想更趋明显。刘学箕在《方是闲居士小稿》中说：“古之所谓画士，皆一时名胜，涵泳经史，见识高明，襟度洒落，望之飘然，知其有蓬莱道山之丰俊，故其发为毫墨，意象萧爽，使人宝玩不置。”郭熙在《林泉高致》中也提到“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之一，即在于避尘嚣而亲渔樵隐逸。他们之中，进则为仕，退则为隐士。”即使那些在朝的，摆脱不了官场或其他社会活动，也常以游山玩水或以画山水来标榜“清高”。并借此“消遣”、“自娱”。

　　正因为山水画在发展中有这几种原因，使得山水画在不同的时代有着显著的发展和变化，展绘着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