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鲁迅辨

作　者：倪墨炎著

丛 书 名：

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094963

出版时间：

版　次：

页　数：240

装　帧：平装

开　本：16开

倪墨炎先生是国内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他在鲁迅研究的长途上多年跋涉，成果累累。新世纪以来，倪墨炎先生的鲁迅研究出现了新的突破。他的这些研究成果，拓展了鲁迅生平和作品的实证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鲁迅研究。现将这些文章结集成书，反映出鲁迅研究新水平，使读者了解真实的鲁迅。

倪墨炎，浙江绍兴人。

长期从事出版工作。业余著有：《鲁迅旧诗探解》、《鲁迅的社会活动》、《鲁迅后期思想研究》、《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鲁迅与书》、《鲁迅与许广平》(与陈九英合著)、《现代文坛偶拾》、《现代文坛随录》、《现代文坛散记》、《现代文坛短笺》、《现代文坛内外》、《倪墨炎书话》、《现代文坛灾祸录》、《文人文事辨》等。这些著作正在补充、修订、整合，将重新出版。新的著作，亦当陆续面世。

主编的《书友文丛》，收有夏衍《风雨故人情》等20种。与陈九英合编的鲁迅同时代人回忆鲁迅的文集，已出版许寿裳、郁达夫、许广平、周观五、许钦文、冯雪峰等的6种。

曾兼职创办并主编《编辑学刊》7年，又曾兼职创办和主编《书城杂志》5年。

自序

第一辑

此信不应编入新版《鲁迅全集》

关于“鲁迅茅盾致红军信”的探讨

关于“鲁茅信”的争论及其“句号”

一段争论中有代表性的文字

鲁迅遭段祺瑞政府“通缉”的真相探讨

鲁迅是否遭段政府“通缉”再探讨

“五十人名单”怎样成了“通缉密令”

“三一八”惨案中烈士有多少

论《两地书》的成书与出版

鲁迅著作的题目不应任意改变

许广平竟受到前所未有的责难

关于《惜花四律》作者是谁的争议

怎样评论鲁迅研究中的观点分歧——对“挑战经典”和“颠覆鲁迅”的说法质疑

关于出版鲁迅著作和全集的议论

《鲁迅译文集》应该重印

第二辑

应尊重鲁迅故居的历史原貌

鲁迅住广州白云楼哪一端

鲁迅八道湾故居保留后的三愿

“未庄”、“鲁镇”在绍兴吗

鲁迅诗稿手迹的谜案

鲁迅诗稿手迹的出版“无假不成书”

鲁迅照片出版的曲折历程

鲁迅、萧伯纳“七人照”摄者是谁

鲁迅之画的真真假假

鲁迅的“名”和“字”及其使用

鲁迅的“谱名”、“别号”及其他

鲁迅与汉石刻画像

请继续发表鲁迅所写汉画像说明

第三辑

鲁迅同时代人的真实回忆

恢复许寿裳著作的原貌

许寿裳为写鲁迅回忆录而献身

郁达夫心目中鲁迅的崇高形象

许广平深情谈鲁迅的写作和生活

许钦文忆鲁迅的师和友的情谊

周冠五对鲁迅的“自家人”的回忆

冯雪峰回忆1928至1936年的鲁迅

鲁迅会见陈赓的时间和次数

谈谈“鲁迅=NOTHING”的说法

唐弢《琐忆》的真实性质疑

关于唐弢《琐忆》的一场争议

关于邵洵美“狱中所托”两事

所谓“邵洵美狱中重托”是虚构的故事

三味书屋“新说”质疑

关于黄萍荪

第四辑

宋庆龄促鲁迅医病书的两种版本

殷夫《孩儿塔》插图为何真容难现

阿Q的名字怎么读

关于鲁迅的《阿金》

鲁迅怎样对待新村主义

关于“牛奶路”

关于“夜濯足”

鲁迅“起信三书”指的是什么

关于越剧《孔乙己》的几个问题

胡改乱编鲁迅作品会使鲁迅作品亡

鲁迅收藏的周作人著译

鲁迅出殡时抬棺的人数

《真假鲁迅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倪墨炎先生是国内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他在鲁迅研究的长途上多年跋涉，成果累累。新世纪以来，倪墨炎先生的鲁迅研究出现了新的突破。他的这些研究成果，拓展了鲁迅生平和作品的实证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鲁迅研究。现将这些文章结集成书，反映出鲁迅研究新水平，使读者了解真实的鲁迅。

茅盾在《我和鲁迅的接触》(1976年《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中说：“关于毛主席率领红军长征的胜利，国民党是封锁消息的，上海一般人直到很晚才知道。一天我到鲁迅那里谈别的事，临告别时，鲁迅说史沫特莱昨来告知，红军长征胜利，并建议拍一个电报到陕北祝贺。我当时说这很好，却因为还有约会，只问电报如何发出。鲁迅说，我交给史沫特莱，让她去办就是了；又说电文只要短短几句话。当时我实未见电文原稿，因为鲁迅还没起草，以后因事忙，把此事忘了，没有再问过鲁迅，也没有问过史沫特莱。不知史沫特莱如何把这个电报拍出去的，现在相传是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的，这只是猜想而已。”
茅盾在1984年出版的《我走过的道路(中)》中说：“一九三六年春节后的某一天，我照例到一些老朋友家去‘拜年’，也到了鲁迅家中。告辞时，鲁迅送我下楼。走到楼梯中央，鲁迅忽然站住对我说：‘史沫特莱告诉我，红军长征已抵达陕北，她建议我们给中共中央拍一份贺电，祝贺胜利。’我也停住脚步道：‘好呀！’鲁迅继续往下走，又说：‘电文不用长，简短的几句就行了。’我点着头，转念又问道：‘可是电报怎样发出去呢？’鲁迅说：‘交由史沫特莱，她总有办法发出去的。’这时我们已走到楼下，见厨房里有人，就没有继续谈。我因为还要到别人家去‘拜年’，就告辞了。后来因为别的事，见到鲁迅也没有再问起这件事，以后也就忘了。直到四月底冯雪峰从陕北到了上海，才告诉我：‘你们那份电报，党中央已经收到了，在我离开的前几天才收到的。’由此猜想，史沫特莱一定是把电报寄往巴黎，再转莫斯科，才发电报到陕北的，所以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茅盾在一些文章、书信、谈话中，也涉及这封信，内容大致和上面所引的两段文字相似。茅盾并不否认有过此事，但情节大都根据冯雪峰所言和《大事记》所载编成，而和已发现的这封信的情况出入很大：1．冯雪峰说是电报，茅盾也一直说是电报，现在明摆着是一封信；2．冯雪峰说是“庆贺长征胜利”，茅盾就借鲁迅之口说是“庆贺长征胜利”，而此信却明明写的是“红军在山西的胜利”；3．《大事记》中所记祝词只一句话，这句话传之久远，茅盾就借鲁迅之口说“电文不用长，简短的几句就行”，不料却是一封不长不短的信；4．因为冯雪峰说过“是史沫特莱搞的”，茅盾就说成是史沫特莱策划和拍发电报；由于冯雪峰说电报是“转转折折地送去”的，茅盾就想象电报“是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的”，但还赶紧加上一句“这是猜想的”；5．由于《大事记》中把鲁迅祝贺信列在“一九三六、二、二十”的项下，不少人误把日期理解为祝贺电报发出的日期，因而茅盾把鲁迅和他商量此事定在“春节后的某一天”，现在看到此信所署日期是“三、廿九”，都快清明节了，怎么还“拜年”呢？从以上几点看来，茅盾的这两段回忆文不是出诸他原始的记忆，而是参照冯雪峰和《大事记》的说法虚构的。那么，茅盾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要是鲁迅、史沫特莱确曾发过这么一个电报，只是忘记告诉他了吧，他怎么能毫无根据地就否认此事呢？第二，新中国成立后，他是这封信的唯一健在的当事人，为了顾全大局，他也不能对此事“一问三不知”。他认为顺着权威的冯雪峰的说法和权威的《大事记》的记载去说，总不会错的，也就这么说了。
然而，在盛传鲁迅、茅盾打电报或写信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情况下，每当他谈起此事时，他都坚持两条底线：一、电报是鲁迅起草的。他把这份光荣、这份功劳，归之于鲁迅，决不往自己身上拉；二、他没有过目，“我实在未见过电文原稿”，也从未有人告诉过他电报的内容。直到他晚年写回忆录的时候，他仍坚持这两条底线。
五、许广平的说法是重要旁证
许广平说过：鲁迅从事的涉及机密的事，她注意纪律，从不过问。但实际上，她是鲁迅的助手和伴侣，鲁迅所参与的每一件机密大事，她都知情，如会见成仿吾、会见陈赓等等。只有鲁、茅联名信的事，她却全然不知。在《鲁迅回忆录》中，她这样写及此事：“正当日寇步步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节节败退，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候，幸亏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立即兴师抗日讨敌，因此使鲁迅如释重负，以无限感激的心情，与朋友一起向延安的党中央拍去电报表示祝贺，说‘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打电报祝贺红军胜利是一件大事，许广平竟只写了这么简单的几句。而这简单的几句，还是参考冯雪峰的说法和《大事记》的口径写成的。除了把当时的党中央所在地错写成“延安”和那句“电文”的文字略有变动外，可说没有她自己的东西，是人云亦云。如果真有史沫特莱的策划，如果真有鲁、茅的“楼梯中央”商讨，如果真有什么“别人代写，鲁迅过目”，她总会有所见有所闻而能提供一些线索吧？如果策划、商讨、过目都在外面进行，鲁迅回家总要和她谈起吧？像和苏区来的成仿吾在咖啡店相见，不就一回家即告诉许广平了吗？然而从许广平所写的关于联名信的这段文字看，她真的全然不知此事，好像此事根本没进过鲁迅家门，根本没碰到鲁迅身上。
六、冯雪峰还有补充回忆
在看到《斗争》上发表的《中国文化界领袖××××来信》的全文后，可以肯定地说，冯雪峰和《大事记》编者都没有见到过《来信》，他们都是根据传闻而写而编的，所以才会相互矛盾，以致扑朔迷离。而曾经被经典似地传播了大半个世纪的那句“电文”，现在也已查明，是《斗争》上同期发表的另一封信中的句子，是被张冠李戴而来的。P9-10

编成本书，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我赞成：学术讨论应该在双方或多方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地进行。即使有人恶意攻击，也就把其攻击公之于众，仍然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地进行辩论。我是力图这么做的，但不知效果如何。例如，关于“鲁茅信”，我的第一篇文章和第二篇文章，都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尤其是第二篇，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完全是就事论事的。不料陈漱渝、陈福康各发表文章，远离学术讨论的原则，进行政治陷害式的攻击。这样我被迫写出第三篇文章与之辩论，因为不辩不足以明史实，不辩不足以明是非。我又写第四篇文章，完整地展示陈漱渝的一段文字，请大家看一看，它是不是“假霸风”的表现。后两篇文章，我仍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原则。四篇文章编在一起，结构紧密，所讨论的问题步步深入，是有一定的力度的。又如，关于段祺瑞政府是否通缉鲁迅的问题，我的第一篇文章完全是就事论事的，是史料性的，是客观的。不料陈漱渝又撰文表示反对。我的第二篇文章仍不点名，仍摆事实、讲道理，仍是心平气和的，但全部内容乃至各小标题，都是回答陈漱渝的质疑的。我又写第三篇文章，展示一些史料，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假霸风”的源头及其怎样渗透到《鲁迅全集》的注释的。三篇文章编在一起，我感到很完整，论证是一步一步深入的。
为了写本书中的几篇重头文章，从2006年至目前的2009年，共花了将近四年的宝贵时间。在这四年中，我中断了正在《鲁迅研究月刊》上连载的《晚年周作人》的写作；还有一部字数更多的大稿，本来计划要定稿好几章的，也只好暂停。一些知情的朋友为我惋惜。但我并不后悔。我能编成本书，还是很有意义的，至少有两点是值得肯定的：(1)我理清了那么多被搞乱了的鲁迅的生平大事；(2)我指出了“假霸风”的客观存在，它是我们鲁迅研究发展中的最大阻力。
因此，编完本书，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花去四年宝贵的人生时间，值得！
写成本书，许多人的鼓励和帮助，是我难以忘怀的。我的不少重头文章，是先后发表在《文汇报•学林》专页上的。主编陆灏先生三十年前刚从大学出来，任《文汇读书周报》编辑，我们就开始交往。拙著《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刚出版时，他是来寒舍采访的第一位记者，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友好的联系。他在文汇报社内好几个部都工作过，有一个时期他竟去了经济部，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了联系，但我有什么小书出版，一定送请他指教。正因为他能在各个部门“闯荡江湖”，所以掌握了多方面的知识，了解多方面的情况，他才能胜任《学林》的主编。他很有主见，有独特的编辑思想，如果写些“耳熟能详”的内容，或写些套话空话，肯定遭遇退稿。他喜欢言之有理的创见，不怕冒风险。拙文《唐弢(琐忆)真实性质疑》，打听下来，一些专业性的刊物顾虑重重，我寄请陆灏看看，他很快就发表了。有些文章我在写之前先与他联系，他总是关照：要摆事实、讲道理，要客观公正，不要情绪化，不要点名。像“鲁茅信”探讨的长文，像段政府是否通缉过鲁迅的两篇长文，像鲁迅诗稿出版“无假不成书”的长文，像鲁迅故居的陈列应尊重历史原貌的长文，都是遵循他的关照写成，发表后反响很好。他自己也喜欢动笔，已有《东写西读》等著作出版。另一位对我帮助很大的编者，就是刘绪源先生。我们相识已有三十多年，而关系最密切的，也是他在《文汇读书周报》工作时。他写小说、写散文、写文艺评论，是全能作家。他所著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已一版、二版、三版，前些时报上有一篇长文评论，称它是当前儿童文学研究的“准经典”著作。他在周报时，有的文章有几种设想，我常常在电话中向他请教哪种写法较好。近年他任《笔会》主编，本书中有不少篇就是由他发表的。我的文字粗疏，不少编者帮我润色，而绪源兄的修改常常使我感到意外的精彩。《文汇报》还有一位编者对我很有帮助的，那就是郑逸文女士。她也很有独到的编辑思想。本书中有些文章，是发表在她主编的《文艺百家》和《书缘》上的，十分感谢她的宽容和友好。感谢《东方早报》的《上海书评》编辑部的热情。感谢《档案春秋》接连发表我的几篇长文。《鲁迅照片出版的曲折历程》在该刊发表后，就我个人所见到的，为《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报刊文摘》、《文摘报》、《人民政协报》等七家报刊所转载。我还得到北京许多编者的帮助。《鲁迅研究月刊》是我长期投稿的地方。本书中的《论(两地书)的成书和出版》、《鲁迅著作的题目不应任意改变》、《三味书屋“新说”质疑》等长文，就是在月刊上发表的。月刊还连载拙稿《晚年周作人》，因我忙不过来，没有时间整理已写出初稿的篇什，中断了连载，是很可惜的，但续写工作会很快重新启动，我一定会把此稿写好。《新文学史料》的执行主编郭娟女士的不分门户，不管人事关系网，以文章质量为取舍的标准，公正公平公道，令我十分感动。她很有专业水平，对拙稿提的意见都在点子上，我都心悦诚服地照改。在通信和电话联系中，我还发现她具有厚道、温和的个性。相信她一定能团结广大的作者，把刊物办得越来越好。在李可可、邓晶晶的帮助下，我在《中国图书评论》发表了几篇长文，这本刊物在出版界、读书界有一定影响。每有拙稿发表，我总能听到北京出版界老同行、老朋友的反应。与邓晶晶的电话长谈，常常给我不少启发。每有稿寄给《博览群书》陈品高主编，十天半月后总要通一次电话，他总直率地谈对拙稿的看法，最后总说一句：“再给我们寄稿！”《北京日报》理论版编者李庆英女士的敬业、热情，令我难忘。十分感谢《中华读书报》、《文艺报》、《中国戏剧》等报刊发表拙稿，这些拙稿已都编入本书。使我难忘的还有《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先后发表了我的《鲁迅究竟富裕还是寒酸》、《怎样评论鲁迅研究中的观点分歧》两篇长文，后一篇长文还被列为学报的第一篇论文。这份学报一年四期，每期188页，发表本院师生论文外，还发表全国各地来稿，是一本生气勃勃的学术期刊。在联系中，常务副主编吴锦先生思考全面，观点鲜明，富于学术正义感，使我很受鼓舞。我也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鼓励和支持。我感受到孙郁先生直接和间接的不少援力和帮助，虽然我们至今没有通过一封信，当然更没有见过面。他作为鲁迅博物馆的馆长，团结全国各地的研究者是很自然的。我发现他对不少研究者也是亲和与友好的。“有容乃大”，短短几年间，大家都把他视为鲁迅研究界的领军人物。巴金逝世不久，上海作家协会等单位举办纪念性的一连串学术报告会，其中有孙郁的《鲁迅与巴金》，听者济济，掌声阵阵，报告后不少人请他签名留念，可见他在上海读者心目中的地位。胡乔木同志给我写过一封长信，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我早已公布了这封信。于光远同志给我写过十六封信，多次见面。他还写过一篇关于我的文章，编入他的《朋友和朋友们的书》一书，鼓励我在学业上的进步。学者舒芜先生见到我在《文汇报•学林》上发表的文章，发电子邮件到《文汇报》编辑部，表示赞赏。我马上写信去表示感谢。他又给我寄来亲笔信，表示对我的鼓励，还转告龚育之同志对拙文的赞许之意。曾彦修同志也给我写了长达五页的信，由《文汇报》编辑部转交，表示赞赏我的一系列文章，还希望我继续写下去。袁鹰、姜德明、陈丹晨、吴泰昌、吴福辉等师友也经常互通信息，互赠著作，勉励我不断努力。在家乡有两位交往数十年的朋友，就是绍兴鲁迅纪念馆“文革”前的馆长张能耿和“文革”后的馆长裘士雄。2006年我去了一次绍兴，我们相见甚欢，又畅谈了不少鲁迅研究中的事。正是由于那次的绍兴之行，我才写成了《三味书屋“新说”质疑》一文。十分感谢陈子善教授的支持和声援。正当有的人以为有了对我下井投石的机会，他却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作了“家属不要干涉学术讨论”的发言。当《文汇报•学林》发表我关于“鲁茅信”的长文时，他第一个打电话给主编，认为此文写得很好，极有说服力。十分感谢王铁仙教授的鼓励。他第一次读到我的长文后，在电话里对我说：“你的烦琐考证文章，我读了，我是认为很好的。看来，鲁迅研究也需要烦琐考证。我对烦琐考证虽然是外行，但我认为很有学术上的意义。”以后他在电话里还几次发表关于“烦琐考证”的高见，以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十分感谢吴中杰教授的赞赏。在我的关于“鲁茅信”的长文发表后不久，在一次上海作家协会的大会上，他在众位朋友面前拉着我说：“你的文章读了，宝刀不老啊！”有幸与他在上海作协度假村休憩几天时，他几次鼓励我把近来文章编成集子，并答应为我写序。可是从度假村回家不久，他去澳大利亚探亲了。远隔重洋，实在不好意思再去麻烦他。十分感谢陈鸣树教授，对我的文章常加好评，特别是关于阿Q的名字怎么读的问题，他完全赞同我的意见，并同意我在文中举他为例。十分感谢上海作协副主席王纪人教授，当面和写信给我很多鼓励，认为我的一些文章在鲁迅研究中有突破性意义。十分感谢杨剑龙教授、邓牛顿教授、潘颂德研究员、赵南荣编审、周国伟研究馆员以及本地和外地的不少朋友，在信函、电话和见面时的神聊中，给我以勇气和力量。最后，我必须感谢本书责任编辑杨柏伟先生。他日夜兼程，甚至春节期间也在阅读本稿。我也要感谢应柏伟的邀请，审读本稿的卢润祥编审，他也连日连夜为本稿费心费力。他俩指出了本稿的许多毛病，这真使我又惊又喜。我原以为本稿大都在报刊上发表、过，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看到他俩所指出的欠缺，真是大吃一惊；同时又使我喜不自胜，他俩让我避免了许多差错。本书是包含了他俩的许多心血和智慧的。我也十分感谢编辑室主任许仲毅先生的帮助。他和柏伟兄来寒舍，翻阅了我初步整理的原稿，以他丰富的编辑经验，当场拍板此稿很快就可发稿，并提出了进一步整理原稿的要求。此后本稿一直在他的关心下运作。前后两任总编辑李伟国先生和王为松先生也都热心关注本稿，也是我所难忘的。本书稿有一定的特殊性。即使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仍然深深地感到，在鲁迅研究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所遇到的阻力。因而我十分珍惜一切支持我鼓励我的师友们和读者们，正是这么多人给我的力量，我才在不断地跋涉前进。倪墨炎记于2009年12月1日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鲁迅研究领域出现了不少弄虚作假的事情，有些假事假说传播很广，以致弄假成真。倪墨炎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下，以大量史料，澄清了不少历史真相，还鲁迅以历史原貌，得出了合乎史实的结论。
王纪人(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倪墨炎研究鲁迅的文字，在报刊上发表，我是每见必读的。他坚持“论从史出”，常常以充分的史料说明历史事实，拂去鲁迅身上的尘埃，还鲁迅以真实的面目。因而他的这些研究文章，既有学术厚度，又有创见，这也是吸引读者的魅力所在。
王铁仙(华东师范大学前副校长，终身教授、博导)
倪墨炎先生是国内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他在鲁迅研究的长途上多年跋涉，成果累累。新世纪以来，倪墨炎先生的鲁迅研究出现了新的突破。他的这些研究成果，拓展了鲁迅生平和作品的实证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鲁迅研究。因此，一经发表就受到鲁迅研究界的关注，也受到喜爱鲁迅的读者的欢迎。
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倪墨炎先生长期从事鲁迅研究，近年来又发愿做辨伪工作，在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是可信的。现在将这些文章结集成书，是一件好事。它反映出鲁迅研究新水平，能使读者了解真实的鲁迅，是值得欢迎的。
吴中杰(复旦大学教授、博导)
独树一帜的著作
王纪人
倪墨炎先生近年发表的研究鲁迅的论文，是独树一帜的。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鲁迅研究领域出现了不少弄虚作假的事情，有些假事假说传播很广，以致弄假成真。倪墨炎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下，以大量史料，澄清了不少历史真相，还鲁迅以历史原貌，得出合乎史实的结论。倪墨炎的这部论文集，是有创见的学术著作。
(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既有学术厚度又有创见
王铁仙
倪墨炎研究鲁迅的文字，在报刊上发表，我是每见必读的。他坚持“论从史出”，常常以充分的史料说明历史史实，拂去蒙在鲁迅身上的尘埃，还鲁迅以真实的面目。因而他的这些研究文章，既有学术厚度，又有创见，这也是吸引读者的魅力所在。例如他撰文指出唐弢《琐忆》一文的大部分内容是虚构的，在学术界引起震动。
此后，上海和全国都不再把这篇文章作为中学语文课课文。
倪墨炎把近年的这些文字编集出版，必然会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对于推动我国鲁迅研究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华东师范大学前副校长，终身教授、博导)
史料和观点都有新的突破
陈子善
倪墨炎先生是国内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他在鲁迅研究的长途上多年跋涉，成果累累。新世纪以来，倪墨炎先生的鲁迅研究出现了新的突破：
一、史料发掘和阐释上的突破。他爬梳剔抉，发掘了许多重要的鲜为人知的鲁迅史料；一些虽已公布的鲁迅史料，他也从新的视角进行解读，赋予了新的可靠的意义。
二、学术观点鲜明、出新。无论是自己论述还是与他人商榷，他都坚持从史实出发，以大量经过充分论证的史料，澄清历史真相，纠正种种误读，引导读者更完整地认识鲁迅，更深入地理解鲁迅的作品。
倪墨炎先生的这些研究成果，拓展了鲁迅生平和作品的实证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鲁迅研究。因此，他的文章一经发表就受到鲁迅研究界的关注，也受到喜爱鲁迅的读者的欢迎。把这些论文汇集出版是完全必要的，足以体现上海的鲁迅研究所达到的学术水平，特向读者郑重推荐。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鲁迅研究的新水平
吴中杰
由于迎合某种政治需要和另外一些作者个人的原因，在鲁迅研究资料上，常有弄虚作假的现象。有材料上的造假，有解读上的歪曲，还有图片和手迹的剪裁嫁接，流传日久，弄得真假莫辨，以假为真。这对鲁迅研究工作带来很多负面影响，也使读者对鲁迅产生错误的认识，因而急需进行辨正。但要从事这项工作，既要熟悉资料，又要有深厚的学养，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很不易做。倪墨炎先生长期从事鲁迅研究，近年来又发愿做辨伪工作，在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是可信的。现在将这些文章结集成书，是一件好事。它反映出鲁迅研究新水平，能使读者了解真实的鲁迅，是值得欢迎的。
(复旦大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