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

弗朗西斯·福山(2)福山本是施特劳斯派（保守派）弟子（布鲁姆的学生），但他在施特劳斯与科耶夫的辩论（“古今之争”）中更多采取科耶夫的“现代”立场，因此他不但明言继承黑格尔——科耶夫的问题（“现代性”——“承认的政治”——“全球性普世一体化国家”——“历史的终结”）逻辑，并是用通俗的当代流行语言重新包装了科耶夫。

他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1992）的历史的终结的观点来自于科耶夫对黑格尔的解释，在黑格尔所说的人类需要被人的欲望的推动下，历史不断进化，福山认为最后的历史是自由民主的历史，在自由民主阶段，人类获得了平等的认可，历史也就终结了。他在《历史的终结》一书（2006年）又提出弱意义上的“历史决定论”与马克思的“强意义上的历史决定论”相对照。关于伊斯兰世界的问题，他认为这“不是文化冲突，而实质上是政治激进主义，与文化无关”。福山

他在《历史的终结》第二十六章“向和平联盟进军”中预言，以后的世界将分为两个部分，“后历史部分”（和平共处）和历史部分。“后历史部分”如何将自由民主推广至历史部分中去？福山断然否决了基辛格现实主义的（与历史部分）的妥协方案，也不认为在联合国框架下能够达成这两部分的合作和和解，因为联合国本身就不是康德意义上的“自由国家”的联盟。所以，福山把北约看成是“自由国家”的联盟，在这个意义上，他保留了武力解决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历史国家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发生的危机会使这些国家转变为自由民主国家。在这一部分中，他的模糊之处是自由国家的实现方式上，他既承认武力解决的可能性，又冀望于内部的演变。^[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