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敦和

沈敦和（1865-1920）字仲礼，又字默龛。浙江四明人。早年曾肄业英国剑桥大学法政科。历任南洋大臣翻译官、金陵同文馆教习、鱼雷学堂提调、江南水师学堂提调。1894年甲午战争时任南京、镇江、江阴和吴淞四炮台提调。次年改任江南自强军营务总办。1901年后任全国路矿局提调，兼开平煤矿、建平金矿总办。后定居上海，从事实业和慈善业多年，任沪宁铁路总办、中国通商银行总董。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为救援东北战地难民，以他为首的上海慈善家，筹集钱款，发起成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任总董等职。著有《俄罗斯国志略》《英吉利国志略》《法兰西国志略》《德意志国志略》，均被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光绪年间有排印本。1906年在《寰球中国学报》上发表了《统一方言说略》。

沈氏以恤兵博爱、救死扶伤、拯难济危为己任。日俄战争期间，领导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组建医疗队，派往辽沈一带救护伤兵难胞，被救出险者数十万人；继又散放急赈，活者甚众。宣统二年，公共租界发生鼠疫，工部局在源昌路、阿拉巴斯脱路(今曲阜路)、北山西路等地挨户检查鼠疫，其后又公布检疫章程，引起居民强烈抗议，酿成“检疫风潮”。沈氏亲自去疫地调查，筹款抚恤，联合各帮各业与工部局交涉修改检疫章程，并由中国商董在闸北创办中国公立医院，收治染疫华人，保障民命，维护防疫主权。

上海光复前后,讨袁军与北洋军在沪南、吴淞、江湾等地激战，沈氏亲自组织救治。民国4年夏天，台风肆虐，浦江上覆舟甚众，沪南、闸北棚户区大批茅屋被毁，沈氏捐巨金以为首倡，又集合医疗队治疗伤者，办理善后。还创办沪南、北市防疫医院。在武昌起义、宁沪、京津、直皖、直奉诸战役以及南北各省旱涝、风火、疫疠等灾变中，沈氏都竭智尽力，进行救护，民众深受其益。

1866年：出生于浙江宁波，早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专攻政法。

1901年：后任全国路矿局提调，兼开平煤矿、建平金矿总办。后定居上海，从事实业和慈善业多年，任沪宁铁路总办、中国通商银行总董。

1903年：开始转入商界。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为救援东北战地难民，以他为首的上海慈善家，筹集钱款，发起成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

1906年：创办华安人寿保险公司。

1906年：投资四明银行。

1907年：在上海，沈敦和呈给清廷的奏折在沉寂三年后终于批了下来，“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暨医学堂”成立，这成为华山医院历史的开始。

1911年：宁波旅沪同乡会成立时被推举为首任会长。

1912年：后参与创办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同利制铁公司、中国荣线纱厂等企业。是二十世纪初上海工商界有影响的人物。曾连任多届上海商务总会、上海总商会董事长。辛亥革命期间在上海参与发起成立共和建设会，以“赞助共和、扶助民军”为宗旨。长期任四明公所董事。

1913年：又连任会长。热心慈善事业，创办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上海时疫医院等著名机构。长期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等职业。

沈氏服务精神和卓越贡献，深为沪上中外人士所敬重，民国建立后，政府特授予三等文虎章。

沈敦和，男，汉族，又名沈仲礼，浙江省鄞县人。早年曾赴美国留学，研究国际公法。曾任张家口洋务局督办，1901年任山西省洋务局督办，专门办理教案，负责同英人李提摩太商谈。 1902年5月，任山西大学堂督办。1906年调任上海江南水师学堂提调，吴淞自强军任营机处总办、天足会董事，淞沪铁路总办，商务总会议董，巴拿马出品协会事务所名誉经理等职务。

1907年在上海，沈敦和呈给清廷的奏折在沉寂三年后终于批了下来，“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暨医学堂”成立，这成为华山医院历史的开始。沈氏花费白银5万多两，购置了十多亩土地，动工建造医院和医学堂，这就是华山医院的现址。3年后，这所医院落成时，成为上海第一家中国人自己的医院。尽管当时只有50余张病床，但仍被誉为“沪上之冠”。

沈敦和是实业和慈善业家，雅好文艺，尤擅书法，且视为他自娱自乐之手段。“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当然他无需卖字，只是偷闲消遣罢了。沈书传统深厚，晋唐韵味十足，架构内敛外张，点画飘逸潇洒，气息恬静幽雅，书卷气充斥，似不食人间烟火。此幅书法应是他一时兴到，一挥而就之作，本不打算送人，故而未曾落款，以后遇人强索，这才盖了方印。

沈敦和长期从事洋务局工作和国际公法的研究，《俄罗斯国志略》《英吉利国志略》《法兰西国志略》《德意志国志略》，均被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光绪年间有排印本。1906年在《寰球中国学报》上发表了《统一方言说略》。

沈敦和在担任山西大学堂督办期间，与英人李提摩太商谈，筹建西学专斋，以后中学专斋与西学专斋合并为山西大学堂，并在上海设立了山西大学堂译书院，曾翻译和出版了有关高等院校、中等和师范学校的教材和名著数十种。1903年春，购侯家巷民地200亩建校，1904年9月，校舍落成，中西两斋同时移入。

沈敦和的行书中堂，内容为书写明末清初的诗人书画家吴伟业两首诗：“枳篱茅舍掩苍苔，乞竹分花手自栽。不好诣人贪客过，惯迟作答爱书来。闲窗听雨摊诗卷，独树看云上钓台。桑落酒香卢橘美，扁舟斜向草堂开。”“千章乔木俯清川，高阁登临雨后天。明月笙歌红烛院，春山书画绿杨船。”落款是“吴祭酒诗”，因吴氏入清仕至祭酒，人称“吴祭酒”。作品未署沈氏自己的名、号及年月，只盖了方多字朱文印，曰：“四明沈敦和字仲礼又字默龛长乐无极”。 

上海华山医院院务会议做出一个很重要的议题，确认沈敦和先生为医院创始人。

对于这所即将迎来百岁生日的医院来说，现在重新追溯出生一刻，并不早，但也并不迟，这就像华山医院那栋二层红十字会老楼一样，即便华山医院发展再快，却仍旧以符号般的姿态驻守在那里。

沈敦和先生早年留学剑桥，专攻法政，回国后历任要职。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为救援东北战地难民，以他为首的上海慈善家，筹集钱款，发起成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也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

1907年在上海，沈敦和呈给京城的奏折在沉寂三年后批了下来，“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暨医学堂”成立，这成为华山医院历史的开始。

沈敦和花费白银536400两，购置了14亩多土地，动工建造医院和医学堂，这就是华山医院的现址。1910年，这所医院落成时，它成为上海的第一家中国人自己的医院。尽管只有50张病床，但仍旧被誉为“沪上之冠”。当时作为“红会”医院，“诊病给药只收号金”，甚至“贫者则免”。

回顾华山医院的出生和沈先生的业绩，是想说明，世界上每一段历史都会与一个人有关，一些普世的道理也总是会承载在一个个身影之上。比如“人道”，具体到我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来说，也就是医道，总会有着自己的历史传承。在中国古代，医学被称作“仁术”，华佗、扁鹊被看作中国“悬壶济世”的代表。而在西方，医术被赞为“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的”。就在近100年前的辛亥革命时，沈敦和接到由汉阳某国兵轮上发来的求救电报，派出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奔赴战场，“救人宗旨不分革军（革命军）、官军”。

直至现在，华山医院100年间救治过近4000万病人，这个惊人的数字正是用100年的“人道”写成的。如果从技术角度，华山医院已经是一家值得许多人自豪的医院，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继续追究一下这家医院的“人文内核”。仅从占地面积来看，现在的华山医院肯定不能算大医院，甚至我们一直与100年前的原址同一圆心，固守着那栋“红会老楼”的精神。大概公元前3500年，美索不达米亚就有了医生。医学在康德为理性领域中的知识找到了一条“可靠的道路”后，才从“经验”上升到了“科学”。而在非技术层面，医学的另一条“可靠的道路”，一定就是人道主义，5000多年的世界医学史上，自始至终唯一贯穿着的，也正是它。

　　其实，如果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史和近代中国医学史来看，沈敦和与华山医院都有标志性意义。

　　西方的“人道”和中国的“仁爱”，以及“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是世界上极少数能够维持永恒的事物。之前的100年沉沉浮浮，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进程，从屈辱和磨难走向独立和强大，华山医院像沧海中的一粟，足够晶莹，从她身上，让人看得见变与不变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