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经强烈要求,进教会学校学习。1926年夏,随父在万县读书时,亲眼看见了英帝国主义军舰炮轰万县制造血腥的“九·五”惨案;并经常接近在20军任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的朱德,深受革命影响。1937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星芒报》报社做校对。不久,坚决退掉家庭的包办婚姻,自愿和小学教员赵致和结婚。婚后与丈夫同去上海,补习功课,学习外语,准备去外国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时正回乡分娩,丈夫不幸病故。当从报上得知朱德消息时,强忍悲痛,丢下孩子,先到重庆结识了女共产党人陈玉屏。然后闯关越险,历尽艰辛于1938年到了西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找到朱德,参加了八路军,在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工作。1939年跟随朱德到延安,入延安女子大学第七班学习,并改名吴铭。后转入鲁迅艺术学院,进美术系第四期学员,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2年参加了整风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春,分配在关中军分区工作。后奉调到重庆利用和杨森家族的关系回川作上层统战工作。离行前,被朱德两次在枣园接见。1946年3月25日,随周恩来乘军调处飞机到重庆。同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王璞取得联系,约定了联络办法,即回渠县,以“杨大小姐”的身份公开活动,以修建和经营跳舞厅的合法名义,大量卖田,免收贫困佃户的欠租,支持救济院的贫苦青年升学。1946年8月至1947年2月底,由于中共四川省委的王维舟和吴玉章,被迫先后撤离。她失去了同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同时也受到特务们的监视和骚扰。1947年5月,因拒绝填写自新登记表,被渠县警察局扣押。同年7月,转押到成都,囚禁在将军衙门。不久,杨森由贵州调任重庆市长,她得到保释,返回渠县。1948年春,党组织派熊扬与她接上关系。渠县党组织要求她为我华蓥山的起义队伍筹措军需物资。于是,她将建房款购买枪枝、粮食、衣物,设法聚集和转运。1948年8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由渠县押到重庆渣滓洞。她利用“杨森的侄女”这种特殊身份同看守所进行合法的交涉,为难友争取方便条件。1949年4月,因病,被杨森保外就医。她利用机会,规劝杨森弃暗投明。同年5月,曾暗中回到广安,安排好前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人王璞的遗孤。在重庆,她曾动员任川军师长的堂弟杨汉烈举兵起义。1949年9月2日,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重庆“九二”大火灾发生。杨森等反动派企图将罪责转嫁共产党。她坚决反对,予以揭露痛斥。9月17日深夜,被杨森密令在飞来寺秘密逮捕。遭特务连夜突击审讯,企图给她栽上“九二”纵火犯的“罪名”,她大义凛然据理驳斥。11月23日,杨森溃逃前夕,下令刑警处将她拖进一辆小轿车内勒死,并将其遗体抬到破碉堡中掩埋。1980年11月25日,重庆市民政局和重庆“美蒋罪行展览馆”,将其遗骨移葬于重庆市“一一二七”烈士陵园。[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