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1995年11月到12月间，作者利用养病的时候把1980年初写成、1981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读了一遍。自这本书完成以后，这还是第一次从头到尾重读它。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全书约70万字。1981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然后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字体较大(4号字)的版本，不久红旗出版社还出了这部书的简本。这三个本子都经过多次重印。据我掌握的情况，它们的印数累计共300余万册。 　　这本书所讲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前一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以前一段的历史。虽然多年来大家习惯上称这一段的历史为中国近代史，但早已有人建议，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人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百一十年的历史，而把中国民义革命胜利，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以后，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三十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这本书只是中国近代史前期的历史。[1]

　　序言 　　原本再版序言 　　原本序言 　　绪论 　　第一章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中国 　　第二章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中国和资本主义各国 　　第一编 雅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 　　第三章 鸦片战争 　　第四章 战争以后 　　第五章 太平天国的兴起 　　第六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七章 1856——1861年太平天国 　　第八章 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大联合和太平天国的失败 　　第二编 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形成 　　第九章 在农民大革命失败以后 　　第十章 封建统治者的“办洋务” 　　第十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群众运动的兴起 　　第十二章 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和半殖民地 　　第十三章 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 　　第三编 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 　　第十四章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掠夺 　　第十五章 第二次革命高潮出现前的国内阶段形势 　　第十六章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 　　第十七章 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第十八章 义和团的勃起 　　第十九章 八国联军和义和团的失败 　　第四编 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 　　第二十章 第二次革命高潮的酝醇 　　第二十一章 同盟会初期 　　第二十二章 辛亥革命的前夕 　　第二十三章 武昌起义和起义后的武昌政权 　　第二十四章 革命浪潮的各省风云 　　第二十五章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 　　第五编 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 　　第二十六章 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和反袁世凯的斗争 　　第二十七章 五四运动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全2册)》编辑推荐：1.上起1840年鸦片战争，下至1919年五四运动，作者详尽叙述了其间近80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不同历史阶段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社会各阶层及其之间关系的新变化作了详尽细致的分析，展示了近代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全貌。

2.本书发端宏大，锐意立新，开拓了近代史的研究领域。对史学界普遍关注、争议较大的问题，作者亦有独特见解。另外，还注重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分析，通过不同阶段社会经济呈现出的不同特征来考察政治生活、社会意识等方面的变化，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3.胡绳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有较卓越的成就，本书是其晚年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无论在学术界、文化界，还是在社会上都有很广泛的影响。是文化普及、学术研究和思想教育的宝贵财富。

第一章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中国

（一）经济基础

清朝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1842 年）英国侵略中国的中英鸦片战争后，封建的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下，中国社会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此以前，中国社会处于封建时代，长达二千三四百年之久。

在七世纪到十三世纪的唐朝、宋朝，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到了十六、十七、十八世纪，也就是明朝（1368—1644年）的后期和清朝（1644—1911年）的前期，西欧各国相继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国社会仍旧停滞在封建社会中。中国落后了。

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是以个体小农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紧紧结合在一起为其基本特征。在这样的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

封建专制皇朝从来是全国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同时它自己又是全国最大的地主。明朝直接属于皇家的田庄称为皇庄，弘治二年（1489年）畿内皇庄有一百二十八万多亩，以后不断扩大，嘉靖元年（1522年）有二千万亩以上。明朝第一个皇帝朱元璋分封他的许多儿子为亲王，规定每个亲王有田十万亩，实际数目还远远超过。以后明朝的历代皇帝对亲王和其他皇亲贵族往往一次“赐”田数十万亩到一二百万亩。清朝有内务府直接管辖的庄田，其性质与明朝的皇庄是一样的。嘉庆年间（1796—1820年）内务府庄田共有四百万亩。满洲贵族也各自占有大小不等的田庄，这种所谓八旗宗室庄田，在嘉庆年间共有一百三十多万亩。

清朝使全部满族人都成为不劳而食的寄生者。只许他们当兵或者做官，一律不得做工经商。除了皇室和贵族圈占大量土地成为大地主以外，对其他满族人也都给以一份土地，他们并不自己耕种，而是租给汉族农民。而且每个满族人几乎一生下来就可以领取一份“饷银”。这种寄生生活不过二三十年就使得本来以剽悍著称的满洲兵失去了战斗能力，而且许多满族人越来越习惯于过奢靡生活，坐吃山空，以至不得不把他们所占有的田产典卖给汉人（按规定，是不准买卖的）。雍正、乾隆年间，朝廷屡次拨出巨款把这些典卖出去的田地赎回给满族人。直到清朝末年，许多满族的普通人民过的是类似于汉族中破落户子弟的生活，虽能靠祖业而不致有冻馁之虞，但毫无振作起来的希望。

明朝和清朝的耕地都分为官田、民田两类。除了直接属于皇室贵族的官田以外，还有其他种种名义的官田。民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在明朝初年，自耕农和小地主的数目比较多。据《明史》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官方统计全国耕地有八亿五千万亩，但到了弘治十五年（1502年）却只有四亿二千二百万亩，相隔一百一十年耕地统计数字少了一半。万历六年（1578年）起，用三年的时间核实全国田亩数为七亿零一百万亩，仍比洪武年间少一亿五千万亩。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的民田被占为官田和集中到官僚、豪绅、大地主手中的原故。官方稽核田亩数量，用来作征税根据，对于官田固然没有查清的必要与可能，对于有权势的大地主所拥有土地的数量一般地也无法核实。土地越来越集中，农民受剥削越来越严重。许多自耕农、半自耕农以至一部分小地主，丧失了土地，变成了农奴和佃户，大量的农民在农村中生活不下去，流离失所。明朝末年连续十多年的农民大起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到了清朝，又大致重复了明朝所经历的过程。清朝初期的康熙年间（1662—1722年），除了集中的官田以外，民田的所有权比较分散，但是权贵豪门的兼并土地的趋势发展很快。乾隆皇帝（1736—1795年）的宠臣和珅占有土地达八十多万亩，和珅的两个家人也各有田六万多亩。这固然是突出的例子，但各地方拥有数千亩、数万亩耕地的豪绅地主是不少的。乾隆十三年（1748年）湖南巡抚杨锡绂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这种百分之五六十的田地归于少数富有的地主手里的情形，是各地普遍的现象。

全书叙述和分析了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后，中国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记述和分析了一百年来中国的几个革命高潮和曲折。像这样一类历史著作，可以作为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现状由来的教材。

——王震

胡绳的著述有说服力，除了注重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他是以历史学家的功底，着重从历史的背景和历史发展的脉络来评论政治、分析现实的思想文化倾向，因而不是空洞的泛论。

——石仲泉

胡绳（1918—2000），原名项志逖，祖籍浙江钱塘县，出生于江苏苏州，北京大学肄业，中国著名哲学家、近代史专家。曾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胡绳从青年时代起就致力于哲学、历史、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研究与写作，出版了大量哲学历史著作。主要有：《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理性与自由》、《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枣下论丛》、《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1997年，胡绳将其文集的全部稿酬捐出，设立“胡绳青年学术奖基金”。

序言

这本书所讲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中的前一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以前一段的历史。虽然多年来大家习惯上称这一段历史为中国近代史，但是早已有人建议，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百一十年的历史，而把中国民主革命胜利，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以后，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三十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这本书只是中国近代史前期的历史。苏联的有些中国历史研究者把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上推到十七世纪中叶清皇朝建立时。这一方面是把西欧历史的分期强加到中国历史上来，另一方面又是意在把中国近代史的主题说成好像是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这种分期方法是非科学的，是中国历史学界断然加以否定的。

我的这本书是在1973年9月开始写的，那一年的四个月里写了开头的四章。以后的几年里不可能用全部时间和精力来写这本书，因而在1974年到1975年只写了九章，即第五到第十三章；1976年到1977年又写了七章，即第十四到第二十章，其中有四章是在别的同志提供的资料和初稿的基础上改写的（苏沛同志：第十四章、第十六章和第十七章；滕文生同志：第十五章）；1978年写了第二十一章到第二十五章共五章，1979年除了整理修改已写成的各章稿子外，写了最后的两章。总之，这本书是六年多的时间内断断续续写成的。写这样一本书的打算是在更早的时候就有了的。这里顺便说一下我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经过。四十年前，1940 年是鸦片战争的一百周年，我写了篇关于鸦片战争的论文，那是我在二十二岁时写的第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习作。以后，到了1946—1948年，也就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在革命的炮火声中将要宣告结束的时候，由于实际的需要，才又进行了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那时，为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报刊写文章，起先大多用现实的政治题目，但这样的题目的文章渐渐地发表不出来了。于是就试用中国近代史的题材写一些文章以代替政论。除了在一些刊物上发表的单篇以外，1947年写了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小书在全国解放后虽曾想加以较多的增订，但没有能这样做；几次再版，只作了些小的修改补充。

1953年我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讲课时，写了四万多字的《中国近代史提纲》（这所谓“近代”，是指1840—1919年）。这个提纲没有正式出版，学校在当时和1960年、1962年印过小册子，也传到了校外。但这的确仅仅是个粗略的提纲，而且有不少缺点。在写了这个提纲后，我逐渐地对这段历史形成一些看法，为初步说明这些看法，写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这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对这问题的一场讨论。

关于分期问题的这篇文章，主要是提出了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第一次革命高潮时期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几年，在这几年中发生了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第三次革命高潮时期是由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1911—1912年的辛亥革命的时期。当时我认为，“根据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三次革命高潮中阶级力量的配备和关系是各不相同的，这正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不同阶段的集中反映”。在有了这样的看法后，就开始想按照这种看法写出一本书来。以后多年间虽然做了些收集资料的准备工作，还写了个别段落的稿子，却一直没有能动笔写这本书。到了1966年以后，进入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条件，虽然可以说曾有相当多的“空闲”时间，却又脱离了一切资料。那时，也曾忽发“奇想”，以为不妨着手考虑写这本久已蓄意要写的书，甚至写了部分的提纲，但在那样的特殊的生活条件下，写书终于不过是个空想而已。

直到1973 年，才获得了接触材料，进行写作的可能，但是拖拖拉拉，六年多才完成这本书，除了客观原因以外，只能说由于自己抓得不紧了。

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虽然被历史学界的一些研究者所采用，但也有提出异议的。问题似乎主要是在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二十多年前我的文章中说：“如果把第二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仅看做是1899—1900年的义和团的发动是不完全的。”“农民革命——这是中国社会当时主要的革命力量；资本主义思想——这是中国社会当时的带有进步性的理想。二者在第二次革命高涨期间虽然都存在着，但二者是完全各不相关的。追求资本主义理想的改良主义运动表现为短命的‘戊戌维新’。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自发的（反帝）斗争则在悲惨地失败了的义和团运动中取得歪曲的表现。”当时有的批评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对义和团运动反帝斗争的革命意义估计不足”。近来学术界则有另外一种看法，以为义和团运动够不上称为一次革命高潮。在我看来，在充分估计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斗争意义的时候，必须看到它具有的严重弱点；同时，也不能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运动不可能发展为一个健康的反帝斗争，就把它的历史地位抹煞掉。义和团虽然是传统的农民斗争形式的继续，但是把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而且义和团运动时期已经有了资产阶级倾向的政治力量。包括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在内的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和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相关联的，还有对洋务运动的估价问题。在这问题上，近来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

1906年12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举行创刊周年的庆祝会。章太炎在这次会上的演说中说了这样的话：“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章太炎的这个演说的主旨是对“秀才造反”的不彻底性进行针砭，但我们不妨借用他这个聪明的说法。太平天国时期是“强盗结义”，不是“秀才造反”；到了戊戌维新和义和团时期，还是“强盗结义”，而“秀才”已开始迹近“造反”，不过“秀才”是不愿把自己卷入“强盗结义”中的。到了同盟会时期，已是“秀才造反”为主，而且“秀才”还想运用“强盗”的力量。——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形势的不同，就发动力量来说，基本上就是这样。当然，所谓“强盗”和“秀才”是都有一定的阶级含义的。

在二十多年前，我曾建议把1840—1919年的历史分成七个时期。但如果把每次革命高潮时期和在它以前的准备时期合并起来，那就成为四个时期了。这四个时期就是：第一，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1840—1864 年）。本书中的第一编就是写的这个时期。学术界中有人认为这一时期的下限不应当摆在1864 年而应该摆在1873年，但是1864年天京的沦陷毕竟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明显标志，在这以后若干年间虽然还有太平军余部、捻军的活动及其他农民起义，但那只是第一次革命高潮的余波，历史透镜的聚光点已经渐渐移到别的方面去了。

第二，从太平天国失败后到义和团运动（1864—1901年）。这一时期在本书中占了两编（第二、第三编）。对于这一时期的下限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应该是1905年而不是1901年。但是在我看来，1901年以后的几年，已经是从1905年起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准备时期（“秀才”开始造反了）。还有人认为应该把1864年到1894年或1895年划为一个独立的时期，而把这以后的一个时期划到1911年。我认为如果分得过细一点，是可以把1864—1895年划为一个时期的，但这时期对于第二次革命高潮说来是个准备时期，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是这三十年中社会政治发展的结果。至于把这一时期的下限划到1911 年，那就把第二次革命高潮和第三次革命高潮合并在一起，在我看来是不适当的。总之，1901年是一个重要的划时期的标志，当然不是因为这刚好是二十世纪的开始，而是因为在这以前和在这以后，社会政治力量的配置有了明显的变化。

第三，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辛亥革命（1901—1912年）。这是本书中的第四编。本书不采取辛亥革命到1913年的所谓“二次革命”的失败才宣告结束的看法，也不采取把这个时期一直延长到1919年的看法。因为在1912年袁世凯取得政权时，辛亥革命的高潮已经终结。第四，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到五四运动（1912—1919年）。这是本书的第五编。这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时期，因此是不宜于和第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合为一个时期的。以上就是这本书的基本结构。

这本书，本来是想写成一本可供一般读者浏览而不至于感到十分枯燥的书。这个目的未必能够达到。书中固然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也尽可能吸取了学术界的已有的研究成果。

全国解放以后，学术界对于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段期间的历史做过很多工作，包括资料收集工作和研究工作。不借助于这些工作成果，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从1966年起十年之久，近代史研究工作，如同其他部门的研究工作一样，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摧残。近三年多来，近代史研究工作复苏了。在党的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开始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新的看法。有些问题在学术界尚无一致的结论，但提出这些问题至少也使人得到启发。我正在这时整理和编定这本稿子，可说是件幸运的事。但是由于自己能力的限制，而且见闻不周，无论学术界以往的成果，还是近几年的新成果，一定还有不少是应该吸取而没有能吸取的。

写这本书得到不少朋友的助力。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苏沛、滕文生二同志外，张枬、郑惠、孙洁人、陈铭康、郑则民、石仲泉等同志，或者在本书开始撰写时，或者在全书整理修改时给予作者以协助，孙洁人同志编了附在书末的人名索引。还蒙丁名楠、戴逸、金冲及、荣孟源等同志阅读了书稿的部分篇章，提出了很多可贵的修改意见。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陈汉孝、林言椒、邓卫中等同志也给了本书作者以很大帮助。

对于我从他们的著作中得到启发和养料的作家们，对于在写作过程中给我帮助的朋友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胡绳

1980年2月

全书叙述和分析了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后，中国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记述和分析了一百年来中国的几个革命高潮和曲折。像这样一类历史著作，可以作为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现状由来的教材。

——王震

胡绳的著述有说服力，除了注重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他是以历史学家的功底，着重从历史的背景和历史发展的脉络来评论政治、分析现实的思想文化倾向，因而不是空洞的泛论。

——石仲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