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姓回鹘可汗碑

九姓回鹘可汗碑图册(5)回鹘汗国时期的碑刻。19世纪末发现于今蒙古国杭爱省的哈拉巴勒嘎斯城址内。碑文包括汉文、突厥文和古回鹘文。主要记述回鹘汗国建国后至保义可汗在位时（808～821）的史事、与中国唐朝关系及摩尼教传入回鹘的情况，回鹘与唐保持着军事、政治上的密切关系；摩尼教于7世纪由昭武九姓国人传入回鹘。该碑铭是研究早期回鹘史的重要材料。

九姓回鹘可汗碑图册(2)

九姓回鹘可汗碑图册(2)

九姓回鹘可汗碑图册(3)碑立于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发现时已经碎成20多块，文字损毁严重。碑高约352或360厘米，宽176厘米，厚70厘米，转角处宽约5.5厘米。汉文直书，刻于石碑正面左侧，正面19行，左转角1行，碑左侧面估计还有14，共约34行，每行约78或80字；粟特文直书，刻在碑正面右侧，正面27行，右转角1行，碑右侧面估计尚有17行，共约45行；突厥文横书，刻在碑阴，大约116行，每行约70或75字。1889年俄国探险队雅德林采夫（N.M.Yadrintsev）发现此碑，并盗走两块。1890年芬兰考察队海开勒（H.Heikel）光顾此碑，并拍摄了碑文。1891年俄国再次派出拉德洛夫（W.W.Radloff）率领鄂尔浑考察队制作出新的拓本。翌年，俄国驻华公使把这一新拓本送交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求考释和林三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九姓回鹘可汗碑）。

洪钧将此交予在此任职的沈曾植，沈曾植撰写跋文，此即“总理衙门书”，是此碑的早期研究。随后荷兰学者施古德（G.Schlegel）、德国学者缪勒（F.W.K.Müller）、汉森、法国学者沙畹、伯希和、日本学者安部健夫、羽田亨等分别进行了解读，。中国方面即沈曾植之后又有李文田、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进一步研究。近些年来，美国学者哈密顿，尤其是日本学者森安孝夫、吉田丰对石碑碎片及其各国拓本做了全面的整理复原和系统研究。石碑的不同拓本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可参考林梅村、陈凌、王海诚的《九姓回鹘可汗碑研究》。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天津历史博物馆都存有石碑的拓片。据碑铭汉文的铭刻，立碑者为回鹘内宰相颉于伽思，汉文的撰写人为伊难主和莫贺达干。据学者们的研究，此碑记述回鹘汗室先世葛勒可汗（747-759在位）、牟羽可汗（759-780

在位）协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功勋；牟羽可汗从中原引入摩尼教，回鹘人改变了旧的萨满教信仰，摩尼教远播漠北，西达天山；回鹘保义可汗（808-821在位）出兵西域，与吐蕃展开斗争，协助唐王朝保卫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龟兹（今新疆库车）。此碑是唐与回鹘友好关系的见证。^[1]

为中国古代漠北回鹘政权第九世爱登里罗汨没蜜施合毗伽可汗（译意为“天赐福神武智慧可汗”，唐朝封号为“保义可汗”）在位时（808～821）所立的纪念碑。

此碑立于唐元和九年(814),到清光绪十六年(1890)，始由芬兰民族学家、考古学家A.O.海凯勒在蒙古旅行中于漠北唐代回鹘首府喀喇巴喇哈逊（黑虎城）附近柴达木河畔附近发现，首先刊印在1892年由他编纂的《一八九零年芬兰考古队所集鄂尔浑碑文》中。